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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傻瓜”甄江华:黑暗中行走的抗争者

32岁的他,已经为坐牢做了很久的准备。几年来,他将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每天保持锻炼,疏远亲戚朋友。为了不让抗争者成为孤岛而努力救援的他,将自己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

甄江华被抓的时候是午夜,还没睡,珠海的警察给他戴上手铐的时候,他对室友说了声,‌‌“告诉小丽上淘宝帮我收快递‌‌”,神情镇定。

小丽是甄江华的前妻,这句话的意思是向外扩散消息。那是2017年9月1日夜里。一天之内,警方‌‌“抄家‌‌”两次,电脑、文件资料等都被抄走。随后家人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985年出生的甄江华是NGO 组织‌‌“权利运动‌‌”的负责人,这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10月的机构,在2015年10月由甄江华接手,完成了机构在香港的注册,全名是‌‌“权利运动人权服务中心‌‌”。权利运动网站的日常工作是搜集发布中国人权打压的最新信息,也和外媒沟通,整合救援资源,乃至参与行动,为身在狱中的人权捍卫者提供援助。

在中国境内做人权救助原本已是极小众且危险的工作,甄江华更是这一小众群体里为数不多的坚持用实名方式工作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坚持在这条路上,不仅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在此之前,也给他的社会生活状态带来常人难以想像的代价。

才32岁的他已经为坐牢做了很久准备。几年来,他穿衣服只穿黑色,同款黑色的T恤,皮肤风衣,买两套用来换洗,黑色鞋子也是两双。每晚睡前,要做五十个俯卧撑,五十个深蹲,五十个引体向上。他日常吃素,甚至吃代餐粉,保持极度简单的生活,物质需求降到最低,签了若干份空白的律师委托书交给朋友。他的个人Google 帐户设置了两天不登录就清空信息,电脑、手机数据严格定时删除。

自从选择这条道路,他主动疏远了大多数朋友,逐渐把自己活成孤岛,‌‌“在国内没有任何平台是安全的,你怎么知道谁把你卖了呢。‌‌”为了自己考虑,也为了对方考虑,他跟志同道合的‌‌“圈内人‌‌”尤其少联系:这样日后被问及,都可以说不知道。

‌‌“我们互相看到就好了,没必要联系的‌‌”,这是他被抓前常说的话。事实上,黑暗连‌‌“看到‌‌”都吞没了。

‌‌“南方傻瓜‌‌”

他给自己的网名是‌‌“甄江华你这个大傻瓜‌‌”,Facebook帐户签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那些为梦想已经付出了很多的人,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被抓后,朋友们注册了一个Facebook 专页,名为‌‌“南方傻瓜关注群‌‌”,发布和他相关的信息。

这位‌‌“南方傻瓜‌‌”出生在广东江门,中专电脑专业毕业后便开始工作,2005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珠海的互联网数据中心,凭着努力,一直做到技术主管。他没有想到,程序员的单纯生活,渐渐被日益显形的互联网审查扰动了。

寻常工作的一天,一位老伯伯带着女儿找上门来。老人是画画的,自己搭了个论坛,发了一些跟毛泽东有关的言论,比如‌‌“对毛的综合评述‌‌”之类,当时老人使用的是甄江华所在公司提供的服务器,结果突然被关掉了。他当时想,这是很敏感的,不能讲,被关也正常。但又很同情老人家,觉得上年纪了不容易,想帮他一下。公司后来从香港买了服务器,把这些类似遭遇的网站都移过去,多活了一阵,当然最后也逃不过被关的命运。

后来,网监部门打电话到公司通知关闭某某网站的事越来越多。活跃的南京大学小百合BBS,水木清华BBS 也都被禁止校外访问,中国网民终于意识到了管制的存在。甄江华所在的公司,这时也开始自上而下地自我审查,自己开发程序检测服务器内容,检测到‌‌“不好的流量‌‌”,就直接封掉。再后来,工信部发了‌‌“43号文‌‌”,没有备案的网站,IDC 公司不敢再提供服务。

在这一段时间,甄江华同时担任了维基百科推广大使,开始参加Google 开发者的技术活动。一边是越来越严的审查制度,另一边,在社群活动中,他接触到了一些草根民众,教会他们使用互联网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世界在甄江华眼前呈现出越来越不同的两个样子。

有段时间,他常去香港出差,并因此知道了每年6月4日维园会有的纪念活动。他见到了‌‌“天安门母亲‌‌”的横幅,觉得非常敬仰,‌‌“那是闪着光的人‌‌”。他开始每年都去维园,有次还拉了朋友一起去,帮忙发了几张传单。结果朋友回来就被国保(编注: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的简称)问话,不仅工作受影响,还被限制出境长达五年。

这时开始,甄江华意识到,如果是跟公权力对抗,自己的生活状态会完全改变。而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其实也不会被记得,比如自己的那个朋友。

在对抗之前,他尝试做过不少不危险的努力。比如,他做过珠海红十字会全职社工,工作主要是探访‌‌“困难群众‌‌”,送米送油送面,后来还加了洗衣粉。体制内的社工,工作内容通常是与服务对象保持联系,‌‌“维护情绪稳定‌‌”。这份工作没能维持太久,因为参与艾未未在网上发起的联署,他被警察从同事身边带走问话。事后,甄江华自己决定离开,‌‌“免得对红十字会带来影响‌‌”。他也做过南青村的社工主任,常常有被家暴妇女找上门,甄江华能做的大多是劝人离婚。

短暂的体制内社工经历,让他厌倦:‌‌“在国内做社工太憋屈了,一天到晚歌功颂德,搞活动,敏感的议题不能谈,村民为什么穷啊,教赋权又不现实。‌‌”甄江华开始怀疑,社工式的送米送油回应不了根本问题,而在系统内部,更难以进行结构性的思考。

社工不能回避敏感议题敏感人群,那不是社会工作的初衷。想通了这一点后,他开始以个人身份,参与对‌”良心犯‌‌“的援助。他帮过赵连海(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体维权联盟‌‌”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做联署、信息发布,也帮过叶海燕(大陆维权人士)存电话费,都没有见面。后来与维权律师江天勇第一次见面,甄江华自我介绍,‌‌”我网名是guest‌‌“,江天勇说记得,‌‌”你是好多好多年前经常发信息鼓励我们的人。‌‌“(江天勇于2017年11月21日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判囚两年,目前仍在狱中服刑)

2010年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关心此事的网友们打算庆祝下,原本大家只通过Twitter 联系,但一位常被监控的维权人士大意了,打电话叫甄江华来参加聚会,导致网上的guest 和现实中的甄江华,第一次被联系起来。这之后,警察开始频繁地找他,每逢关键节日带他去‌‌”旅游‌‌“,维园也不能再去了。但这样的身份曝光,反而让他更有种‌‌”豁出去‌‌“的感觉。

他开始越来越多以个人名义推动一些项目,多半与记录和技术支持有关:统计公民被盯的‌‌”Big Brother‌‌“(老大哥)项目,记录民众被国保威胁的‌‌”喝茶网‌‌“,帮助网友翻墙的‌‌”翻墙网‌‌“。

2013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的学生社团邀请他去讲‌‌”翻墙‌‌“议题,学生胆大,直接把‌‌”科学上网‌‌“(‌‌”翻墙‌‌“的另一称呼)做成海报在学校内到处张贴。

结果活动被禁,校领导找学生谈话,‌‌”你知不知道你们请的甄江华是什么人?‌‌“

甄江华不太在乎自己的麻烦,国保找就找了,不让进学校就不让进了。但当学校保卫处以不给毕业威胁学生社团负责人时,甄江华愤怒了,他直接找到国保,‌‌”我可以离开高新区,有事找我就好,不要再找学生,他们也快毕业了,如果不给毕业影响蛮大。‌‌“国保默许了他提出的‌‌”协议‌‌“,并勒令他从此不再进入那个学校。

‌‌”但其实我后来还是经常去的,毕竟北理工搞互联网的多。‌‌“甄江华觉得,自己主动跟国保沟通,还是有筹码的,筹码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给对方台阶下。

与此同时,支持良心犯的工作也还在悄悄做。‌‌”他们是站在阳光之下的人,我们不应该并行,他们愿意走出来,我们给他们提供支持。‌‌“甄江华自己,则站在‌‌”黑暗‌‌“中。这也是一条‌‌”越走越黑‌‌“的路。

从幕后到前线

2010年开始,甄江华在珠海的居所开始不断被逼迁,平均一年一次。每次都是刚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国保就找上门,给房东打电话,最终不得不搬家。

跟着他颠簸的是他当时的妻子小丽。小丽和他因为一起收养流浪猫狗结缘,在流离的生活里一度相当浪漫:每年的12月31日都要一起去海边的灯塔看日落,1月1日要看日出,圣诞节会一起上街派糖,顺便宣传义务献血,自己献血次数超过一百次,收养了20多只流浪猫,因为没钱,两人一起动手给猫咪做绝育手术……

在珠海的生活备受骚扰,于是两人一起去了澳门的非盈利机构扶康会工作,为自闭症人士提供社区服务。这是一段难得宁静的生活,直到2015年‌‌”7·09案‌‌“的爆发。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是指2015年7月上旬,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突然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的事件,部份人士则下落不明。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2016年1月12日,锋锐所主任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实习律师李姝云、律师助理赵威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逮捕。[11]同月,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的瑞典人彼得·达林,因与锋锐律师事务所有关而在北京被拘。(资料来自维基百科,百科内容以CC BY-SA 3.0 授权)

2016年6月初,因为寻找‌‌”7·09案‌‌“中失踪的丈夫,李和平(被捕维权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王全璋(被捕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被抓到了天津挂甲寺派出所,进派出所前,王峭岭向外界发出了自己一行人被抓的消息,随后甄江华负责的权利运动网站核实并发布了这一消息。问话中,天津的警察拿出手机,打开VPN 翻墙,点击‌‌”权利运动‌‌“网站,向王峭岭一行人出示:‌‌”看看,你们才进来不到一小时,外面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

这背后是甄江华极高的工作效率。从‌‌”7·09案‌‌“开始,他开始不停歇地运转,同时做三件事:

一、对人权打压事件快速反应,以社工的身份与家属联系、探访,试图在每个案子周围构建支持性的社群;

二、推动‌‌”无罪化‌‌“的概念,希望家属和更多人了解到,因为政治原因被抓的人,并不是有罪的;

三、根据之前的行动经验,逐步进行信息公开,在社交媒体做动员,联络国外的人权官员向国内施压。

这样的工作,不像之前教人翻墙、组织活动那么好玩,压力骤增,也没有了当年的成就感——那时候还有‌‌”公民社会‌‌“的希望。朋友描述他工作的状态,一天跟进两、三个案子,要处理核实信息,写稿,发布,联络,必须坐下来把工作都做完,中间不允许自己休息,‌‌”拼命一样‌‌“。

自此,通宵熬夜常见,白天也无法好好休息,若某地有事件突发,人被抓,家属需要支援,买张车票就去了。去哪里,做什么,为了保护身边人,什么都不能说。小丽也渐渐习惯了,相处的时间变少。前年他过生日,小丽亲手烤了蛋糕,甄江华匆匆吹了蜡烛,吃了几口,就继续工作。

他原本为自己设定的工作期限是两年,希望用两年的时间把‌‌”权利运动‌‌“理顺,然后交出去。‌‌”目前看甩不出去了,没有人愿意接盘。‌‌“今年8月,甄江华还和朋友开玩笑。

这让小丽很郁闷。她描述甄江华的人权工作:做这种工作的人都是在走钢丝,只有他不留后路,别人都会往后看一下,他只会往前,所以越走越窄,钢丝越来越细。

他也是从这时开始,为坐牢做准备。做身体训练、节衣缩食、签律师委托书。朋友问他这种生活状态是否值得,他回答:‌‌”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做的。‌‌“

评论人黎学文认为,甄江华近十年的经历,正是大陆人权活动者从幕后到台前的轨迹。他前期多从事救援、传播的幕后工作,但随着体制高压和人权环境的迅速恶化,他一步步走向前台,从到维权现场、参与举牌声援到与良心犯家属并肩,最终面对自己的牢狱挑战,这种变迁也折射出大陆人权环境的变化:过去冲锋在‌‌”前台‌‌“的活动人士基本都抓了一遍后,就轮到幕后的活动人士。黎学文说,‌‌”甄江华的被捕是当局给他多年坚韧勇敢的人权工作的加冕‌‌“。

‌‌”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2013年被逮捕,后获刑,2014年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机构也被打压,到2015年的‌‌”7·09案‌‌“,中国政府对NGO 社群的网越收越紧。

2017年过年,甄江华没跟小丽在一起,而是自己去了北京,与‌‌”7·09‌‌“家属一起度过。大年初三告别,李文足看着他的背景,觉得写满了两个字:孤单。

2岁的甄江华,已经为坐牢做了很久准备。几年来,他穿衣服只穿黑色,保持极端简单的生活,签了若干份空白的律师委托书交给朋友。他的个人谷歌账号设置了两天不登录就清空信息,电脑、手机数据严格定时清空。网上图片

铺路者

除了程序员,他还是摄影师、跆拳道教练、厨师和社工。在这些身份中,他最看重的,还是社工。

公益人小茗跟甄江华有过一次合作,请他帮忙拍摄一段讲述职业病受害者家属的短片。拍摄对象在讲到去世的爸爸时情绪波动,无法完整表达,甄江华就拿出纸笔,帮助记录,随后半跪在讲述者身边,安抚情绪。小茗当时有些吃惊,从来没见过摄影师这么做,‌‌”他的专业、善良、细腻、同理心,给人印象深刻。‌‌“

那时距离他被抓,不到一个月。

他对工作也极有耐心。这些年来,他曾寄出过一百多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侵犯个体权利的行政行为进行质询。2016年7月,中央网信办责令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等商业门户网站关闭原创新闻报导栏目的指令。甄江华寄出了七份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整改的具体内容。在持续的电话催促下,终于在10月收到了网信办的答复,对方给出了关停栏目明细,至于‌‌”要求删除新闻的数量‌‌“,答复是‌‌”未制作、未保存‌‌“,甄江华将答复全文公布到了网上。

他清楚揭露政府侵犯人权行为、帮助受害者争取权益,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风险,也清楚自己或许不能改变时代,但还是可以让人们看到,公民社会还有喘息的空间。他在一段自述中写道,‌‌”让他们走到这个路标前,回头看看那些我们坠落的坑,那些尸骨累累的坑,也许这样就很不错。‌‌“

‌”孤岛‌‌“

与小丽离婚是甄江华提出的。那是2016年9月初,甄江华去乌坎探访村民,被抓,妻子小丽发消息传播,相关朋友跟进关注。这一次甄江华被放出后,去和小丽办了离婚手续。七年婚姻告一段落。

小丽一开始并不同意离婚,虽然两人的感情变淡是事实。

甄江华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他能给小丽什么呢?琐碎日常变成一地鸡毛,因为精力全在工作上,原本一起分担的家务无法顾及,交代好让他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转眼就忘了。常常一出门就是好多天,不能说自己在哪里,不能说在做什么。时间久了,小丽也有怨言,‌‌”告诉我怎么了,我的口也很密的‌‌“。

最低落的一段时间,小丽下班回家,七公里的路,宁可选择走路回去,也不愿意坐车,因为不想早点回家,她从晚上八点走到晚上十一点。

双方的家人都被国保骚扰,他们没有在一个住处生活超过两年。随着每一次搬家,行李越来越少,直到一只行李箱能装下全部。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全职接手‌‌”权利运动‌‌“开始后半年,小丽发现他睡眠困难,精神沮丧,长时间处于疲惫中,健身也无法改善。甄江华不愿去看心理医生,也不想牵连身边的人。

他的性别观念毫不保守,他常说,男权社会下,婚姻对女性的压迫更重,小丽因为他,生活状态被改变了太多,她应该寻找真正的自我。最后,他选择了离开。

两人的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8月。甄江华给她打电话,问她有没有时间帮忙照顾猫,她拒绝了。事实上,她早就删了甄江华的联系方式,因为离婚后不久,甄江华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和已经和一位女性朋友开始交往。

9月1日,他被警察带走。9月29日,甄江华被抓将满一个月的深夜,小丽去珠海第一看守所墙外,发了会儿呆。她当天的日记写着:‌‌”在这一刻,我们一墙而隔……无数次的心理演练,抵不过现实抨击。‌‌“

不只是小丽,甄江华也逐渐疏远了父母。此前每次回到家乡见父母,国保就随之而去,找父亲谈话,劝说儿子‌‌”改邪归正‌‌“,久而久之,不堪骚扰,索性不回家。出于安全考虑,他也疏远了大多数坚持行动的‌‌”圈内人‌‌“,‌‌”我们互相看到就好了,没必要联系的‌‌“。

渐渐地,为了不让抗争者成为孤岛而努力救援的他,自己逐渐活成了一座孤岛。

这些年的救援工作,他参与援助的维权者,包括女权五姐妹、公益机构益仁平的郭彬和杨占青、‌‌”7·09‌‌“家属、劳工维权者孟晗、刘晓波海祭案的祭奠者等,也包括多年来大大小小被判重刑的政治犯。他相信‌‌”我们必须自己站出来做,才能带动更多人做‌‌“。然而黑暗越来越浓,同路人越来越少。

甄江华被抓后,父母被告知,如果用甄江华自己之前委托的律师,儿子会被判无期徒刑,要用公安指定的律师才有可能轻判。姐姐写文章回忆儿时经历和成长过程,文章快速被删,国保找上门威胁。

小丽很遗憾自己现在成了‌‌”前妻‌‌“——如果自己还是家属,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写文章、传播、动员、委托律师要求会见、找官方要人、以家属身份接受采访等等。但转念一想,又如何呢。‌‌”文字和图片以前还能维持48小时,现在2小时不到就被定点清除了。‌‌“多次参与救援传播的阿白说。大数据年代,‌‌”老大哥‌‌“强大和聪敏到无处插针。

被抓前,在珠海生活了12年,甄江华最喜欢的地方是灯塔,从港口翻栏杆走过去,大约一公里多路,高高低低的岩石铺就,尖锐支棱,要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步一步走过去。

11月底,甄江华的生日快到了,小丽在灯塔边,小心地摆放了四个‌‌”无脸男‌‌“公仔并拍照,能做的事只有‌‌”遥寄‌‌“了。‌‌”无脸男‌‌“是她给甄江华取的暱称,5年前,她和甄江华第一次参加广州漫展,两人分别cosplay(角色扮演)了宫崎骏动画片《千与千寻》里的‌‌”千寻‌‌“和‌‌”无脸男‌‌“。此后,甄江华把‌‌”无脸男‌‌“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身穿一袭黑袍,独来独往,戴着低眉的面具,表情无悲无喜,这个形象,成为了他自己。

灯塔只是孤单一盏。它知道远方也会有同类,但看不见在哪里。就像和甄江华一样,孤岛一样在黑暗中坚持的人权工作者。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曾问他,如果被抓了怎么办,他说:‌‌”不要管我。对我的话,外面怎么动员,一点用都没有。告诉我父母,告诉其它机构,我被抓了,就好了。‌‌“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的对话是:

‌‌”那你这样的工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中国还有做这些事的人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丽、小茗、阿白为化名)

甄江华把‌‌”无脸男‌”内化成了自己的人格。身穿一袭黑袍,独来独往,戴着低眉的面具,表情无悲无喜,这个形象,成为了他自己。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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