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那年，我27岁。作为一名“解除劳教留厂就业人员”，辗转苏北两个、苏南一个劳改队后，1970年元月又被集体押送至南京第四机床厂——这也恰好是我“被留厂”的“第四”个劳改队（它的“法定名称”是“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在铸工车间当电焊工。至于后来又历经第五、第六、第七个劳改队继续“留厂”，使自己19岁时因“思想反动”被处的“劳动教养两年”最终变成长达16年的“变相劳改”，那已是“后话”了。
所谓“留厂就业”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与另一种直言不讳的说法“留厂继续改造”交替并用——需要你“安心留厂”时用前者，需要你“服从管教”时用后者。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就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人的“法定名称”叫“厂员”而不是“职工”，相互不能称“同志”而只能叫“同厂”。尽管从法律上讲我们都已恢复了“公民权”，但与同厂犯人的区别也就是不剃光头、不住监房、有工资，“理论上”还能请假外出而已。
我听到林彪的死讯，是在当年的11月初。一天中午从食堂打饭出来，铁杆“同厂”小徐抢前附耳一句“林彪死了”，旋即匆匆离去。言者惴惴，听者惶惶——尽管心底都是溢满快意，但传播和听取如此顶级的“政治谣言”（当局让你知道前的“真相”），一旦暴露，麻烦可就大了！可是那个一脸奸相、阴阳怪气，扇着“小红书”对毛太祖亦步亦趋的“副统帅”、“接班人”，不管怎么死的都大快人心！
当然，不久后，在得知他居然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而几乎成了太祖的夺命人；尤其是看到《571工程纪要》里“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以及“社会法西斯主义”“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变相劳改”“变相失业”“国富民穷”这些真正大快人心的话，却又在原来的“大快人心”里掺杂进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这一切太出人意表了——“亲密战友”一夜之间成了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一个能站在批判“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高度的人，怎么会在人格上有如《镜花缘》里的“两面人”，于说笑间被人猛然揭起浩然巾，登时露出青面獠牙的另一面来？！
然而再细想想，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了。他的那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难道不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只不过具体因人而异，对某些人是“成大事”与否，对我们这些人就是“能生存”与否的问题罢了。扪心自问，就在林彪摔死前一年——1970年的3月20日，同厂犯人仇贤武被处决的“公判大会”下来，于晚间的“讨论会”上自己不也是作了“义愤填膺批判反革命分子仇贤武”的违心发言吗？固然每个人都有自辩的充分理由：“死者不能复生，而我们还要活下去啊”；但是作为与仇贤武的“罪行”有着同等犯意的自己，在枪声响后马上迫不及待要以诛心之论（诛自己心的！）表态亮相，不能不说是被刚才那声枪响吓破了胆！这种在露天操场召开全厂大会，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行——宣判后立即将犯人拉到会场后面的乱石堆现场枪杀的做法，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因为仇贤武的致命罪状“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样板戏”，我也有份啊！
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两面人”？——恐惧。
无论平时对“领导干部”的阳奉阴违，还是在每晚熄灯前“学习”时的言不由衷，乃至彼此间的虚与委蛇，勾心斗角，内心的恐惧都无所不在，深入骨髓。至于上述“三个当场”那样的恐怖场面，则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1979年我被“清放”（这又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法定用语”：它就是“清理释放”的简称，却绕过了“二度释放”的联想）回原籍成都。成都的禽类市场时兴由顾客现选鲜活鸡鸭、成交后当场宰杀去毛的交易方式，被成都人美其名曰“现场点杀”！至今经过此类摊点，我每见招牌上赫然在目的四个大字，耳畔还会响起当年那清脆的枪声，不由一阵心悸。
那么，在“两面人”林彪的恐惧中，促使他夤夜仓皇出逃、不幸折戟沉沙的，当是那个迫在眉睫的“致命恐惧”——前“老战友、接班人”转眼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位置上留下的余温锥股了。由此看来，对某个“法定名称”缺乏“身份认同”而失去安全感，实在是恐惧的深层源头啊。
在这一点上林彪的恐惧与我们并无两样，差别只在那个缺乏认同感的“法定身份”上：在他是“亲密战友”、“接班人”，在我们则是“恢复公民权的厂员”，如此而已。既要你有“公民的觉悟”去尽“公民的义务”，又不能充分享受“公民的权利”；明知这“公民权”被打了折扣，又生怕一旦失去它所附丽的“厂员”身份、重坠“犯人”行列而万劫不复——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做“两面人”了。
不过我们中间还真有一个不愿做“两面人”的，但他的下场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那是林彪摔死的两年后了，时值“批林批孔”期间。我的一名“同厂”许小彦，精加工车间的刨床工，二十多岁。他是“劳改刑满留厂就业人员”，某个休息日因家有急事又怕不能准假，便毅然以“公民身份”擅自离厂，结果被以“逃跑”罪名抓回、手铐脚镣投入禁闭室内。一日厂部“最高领导”王政委亲临禁闭室对其进行“当面教育”，话不投机还被带镣踢了一脚——这“身份僭越”的一脚，其代价就是“厂员公民”许小彦不久后以“呼喊反动口号”为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处理方式同样是“三个当场”——在全厂大会上当场点名、当场宣判、当场执行。
这样的情景无疑更加坚定了我们这些“公民厂员”继续做“两面人”的决心。然而却也有决心太坚定反而弄巧成拙的一例，那便是我们机修班的钳工师傅老L。
L师傅一手好钳工，是伪满时期在东北做日语翻译时跟日本人学的。他也因此而以“历史反革命”入罪，刑满留厂不久就在江浦县入赘一农妇家。为争取每周请假的“公民权”不打折扣，平时“靠拢政府”在在不遗余力。哪知到了“批林批孔”后期忽然一改往常周末“回家”前后的喜形于色为长吁短叹了——不乏好事者打探原委，结果实在匪夷所思：近年来他每次回去上床后，必先向对方“汇报学毛选批林批孔心得体会”方能顺利行房，妻子不胜其烦又无法劝阻，终于坚决要求离婚！为此L师傅居然还“理直气壮”了一回，去找“领导”请求帮他“讲理调解”，最后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婚也还是离了。
此事在我们机修班乃至铸工车间一时传为笑谈。可是我却在笑过之后陷入一种莫名的悲哀之中。因为相同境况的直觉让我隐约感悟到，许小彦之死和L师傅的离婚这一前一后、一“悲”一“喜”的剧幕背面，都依稀晃动着一个“身份认同”的影子！
这些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了，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并且有些场景甚至可以说“鲜活如昨”，与当年见到的那张温都尔汗沙漠里惨不忍睹的群尸照片定格在一起，难分难解。
翻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录下片断一二；虽然不成文章，却也足以让我从中再次自检、自审、自省、自警，以时刻不忘1979年“清放”至今，自己对“恢复公民权的百姓”始终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并牢记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一条唯一的途径——走出恐惧。
2011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