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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年间

在台湾、香港、北京和上海之间穿梭来往,这一年身心俱疲,也少读了很多书,因此,当《中华读书报》要我写这篇类似年终盘点式的文稿时,自己就觉得很没有底气。好在我有看书记录的习惯,翻开日记,也能够子丑寅卯地说出这一年读的书,只是觉得开列书单记流水账,似乎很没有意思。

不消说,专业的阅读总是占据了我最多的时间,不过,正如有人说的,职业球员享受不到业余运动的愉快,当阅读完完全全成为职业,这阅读几乎是一种智力考校,就像学生,知识学习遭遇考官检验,就成为针尖麦芒的彼此算计,在这种‌‌“智斗‌‌”里面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在这一年,至少八成读书时间,我是在各处看文献,不过,披沙拣金的搜索有时很苦,有时也乐,如果看到一两则有趣又有用的资料,也能高兴上好一阵。比如当我读《申报》时,看到1900年8月25日《江西萍乡县顾大令家相课士略说(下)》说‌‌“古埃及古碑与古篆籀相似,可见中国声教曾及非洲,近日南美洲复掘出华字碑,尤足徵中国早通美洲,而西人目为新出世界,乃一偏之论也‌‌”,不觉莞尔,对于现在甚嚣尘上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更有了‌‌“同情的理解‌‌”;而在看韩国人编的百册《燕行录》时,看到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怀疑和偏见,也觉得很有趣,像他们固执地相信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邓将军,像他们怀着鄙夷对蓟州城外祭祀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奇怪议论,读来也觉得有趣,于是,在写严肃的学术论文外,也写了几则随笔,写随笔的心情毕竟比写论文要轻松和愉快。

为了研究,也读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我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书名,也摘录了一些内容,同样是中外都有,看上去很杂。也有感觉有趣的时候,比如看到一本《唐人杀しの世界》,说到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朝鲜通信使崔天宗在大阪被杀死的事情,这一事件在日本人的重重记录、传说和加工后,被写成小说和歌舞伎、净琉璃等剧本反复上演,故事演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恋爱生子,回朝鲜后,其甥勾结崔妻杀害崔氏,并以崔天宗之名顶替为官,出使日本,被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在大阪杀死。据日本学者池内敏说,这个故事和讲郑成功的《国性爷合战》一样,之所以会受到日本人的喜欢,是因为报仇雪恨的主角,母亲都是日本人。这是想像的偏见,但是这种偏见的想像,不是更令人深思吗?的确,读学术著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沉思。比如读余英时论胡适,就想到现在的‌‌“国学热‌‌”,国学究竟是‌‌“国故学‌‌”还是‌‌“国粹学‌‌”?这很要分别,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面说,国故学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问,因为是‌‌“研究‌‌”,便不是捍卫或固守,所以,胡适觉得要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输入新知‌‌”。可是,‌‌“国粹学‌‌”却是有立场的,它先设定了传统是独特的,而独特的是需要捍卫的,而且儒家是中心的,这不是学院和学者的立场。

与职业研究无关的书,读得越来越少了,这很让我悲哀,其实,读书是自己的事情,清茗侧卧读闲书,和书中的人隔着时空交谈,永远是雅事和乐事,可是现代社会把人都逼‌‌“急‌‌”了,在这个就像长程马拉松比赛式的社会变化中,因为害怕落后而导致的心理压力,把所有的人都逼得气喘吁吁地拼老命,跑在前面的人紧张,回头生怕别人赶上,跑在后面的人焦虑,跌跌爬爬向前奔,前前后后拉开的距离,又让人心理失衡而怨怼,在这个‌‌“为物所役‌‌”的时代,人哪有时间看什么‌‌“无用‌‌”的书!清点日记,只是在年初仔细地看了《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为了撰写评论,仔细拜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三四月间翻过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五六月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十册《吴宓日记续编》,原本在书中密密麻麻地夹了几百张签条,可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把承诺的书评写出来。

时代变化太快,人被抛掷在这种时间加速的潮流中,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都是以快速为追求的,新鲜、进步、发达、变化,一切在无休止的喧哗和跳荡之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是流言多于知识,花絮多于思想的时代,眼花缭乱的世界把欲望刺激到最大值,读书所需要的那种闲适、深思和沉潜,大概是很不合时宜的。我常常想,读书最认真的时代,是‌‌“抄书时代‌‌”,需要一字一字地抄写,不得不仔细校阅;到了‌‌“印刷‌‌”时代,很多书来得容易,就不必认真读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坐拥书城‌‌”;而如今呢?当很多书都上了网,只要一按键盘就可以‌‌“收入囊中‌‌”,那些拥有若干光碟的人,感觉就仿佛‌‌“腹中有书五车矣‌‌”,那么,还有人会认真地手捧纸卷,一字一字地读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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