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客居湖州。七月七日，一年里阳光最热辣的一天，不能浪费。便吩咐仆人把书箱都打开，曝晒，杀虫。等我回到家，书籍图册，熟悉的，装作熟悉的，都像酒足饭饱的流浪汉，敞着肚皮懒洋洋摊在太阳底下。我呐，就像是初来乍到的游客，好奇地在自己的收藏当中缓步欣赏，忽然看见一卷竹，很久没有展开过了，但我记得，那是从前文与可画给我的。
与可竹子画得好，不自知。但四里八乡的人纷纷送来素绢，请他为他们在绢上画竹，把他的门槛都踏坏了。与可不胜其烦，把他们送的素绢扔在地上，愤愤说，去去去，这些东西我都拿来做袜子！
我从前跟与可学画竹子，与可笑说我是他“门派传人”。后来我去了徐州，与可写信来，眉飞色舞说，我跟他们说了，会画竹子的人这会儿住在徐州。你等着，很快你那儿的‘袜材’也要装不下了！
文与可这人，做官全凭开心，没什么上进心。当年在洋州做太守，自称“窃禄先生”，数着点下班，全看在那点可怜工资份上。我央求他替我画一张筼筜谷竹子，他叫我写诗来换。于是我就写，“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汉川盛产竹子，如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不挑不拣，逮着就砍。想来是太守又穷又谗，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产的笋子都吃进了肚里。收到这首诗的时候与可正跟他老婆在山谷里度假，烧笋子吃，拿起我的诗来一看，失笑喷饭满桌。
去年十月与可被任命为湖州太守，我一早就跟他说好了，要在湖州相聚。本来这会儿我们该坐在一起喝酒吃饭……现在却只剩下这卷竹子。
于是苏轼提笔，在文与可去世半年之后，才能够稍微谈一谈这个已经逝去的朋友，就有了这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这是元丰二年的七月七日。御史李定已经把苏轼蔑视皇帝的诗文收集整齐，写了长长的控诉交给皇帝，“乌台诗案”以及随之而来的牢狱之灾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不过，在冗长的官僚程序的庇佑下，苏轼还有一个多月无知无觉的好日子。这年苏轼四十四岁，哪怕命运的乌云已在一点一点地遮住天空，他也还保持着热爱交际又俏皮的名士本色。杭州，密州，徐州，去到的地方都有朋友。
“与可”是文同的字。他是苏轼表兄，实则大了苏轼十八岁，代沟好几个，是父辈人了。年纪大，人又孤僻，哪怕是大名鼎鼎人见人爱的苏轼，也不怎么爱理的。宁愿自己跟自己玩。比起出去社交，文同更喜欢自己坐在亭子里默默观察竹子，因为竹子被风吹过的时候竹枝弯曲，如同弯腰大笑，他自号“笑笑先生”。
他也不需要有人跟他说话。一个人在水岸散步，吟诗，渐渐发展出了跟岸边竹子交流对话的本事。他喊竹子叫“君”——值得尊重的那个“您”。在他本就不多的作品里，像模像样在跟竹子酬唱往来。他写诗送给竹子：
我昔初来见尔时，秃稍挛叶病褵褷。遮根护笋今成立，好在清风十万枝。
转手，就替竹子把答诗也一并拟好了：
我实仙陂百世孙，二年生长感君恩。近闻官满将归去，更望临时莫洗园。
自言自语，简直像“宅”出了神经病。他倒很以此为荣，他为自己的书房题诗说，“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老子开心，你管得着？
一个人待着，也有些好处。他可以有时间与专注观察他的“竹君”。文与可传世的名声在画竹子。在文与可之前，从没有人用“没骨法”画竹子，无论是竹节，竹枝还是竹叶，他通通不描线，不勾画轮廓，不填色。在文与可之前，也没有人不敷色只用浓墨淡墨来区分竹叶的正面和背面。也没有人像他一样，以书法的笔触来画竹叶的姿态。北宋时代的画坛潮流，工笔细描依然是状物的正宗，但文同这样别出心裁地画了，就有了重意蕴的“文人画”的风格。后来人把他作为“湖州画派”的宗师。
文与可除了“竹君”谁也不爱，但这冷冰冰的态度根本打消不了苏轼的热情。他反正是要“粘着”文同的：他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小儿子。做儿女亲家，不够。他还要以各种肉麻的方式吹捧文与可，似乎文同不出名，是天下人的大损失，他看着很着急！
苏轼向文同学习画竹子，自然在墨竹上要狠狠吹捧：别人画竹子，一节又一节，一叶又一叶，啰嗦。与可跟我说，画竹子，要“成竹在胸”，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这是文与可教我的，我虽然自己达不到这个水准，不过我知道与可行啊。
吹捧文同与自我吹捧是相结合的。我弟弟子由也喜欢文与可的墨竹，曾经写《墨竹赋》送给文同说，“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东坡说，子由这话说得在理，不过他自己不画画，只能看个热闹，我呢，不仅能看热闹，我还得其门道。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文同画墨竹天下第一。但更肉麻的是，苏轼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写道，“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文与可，道德第一，诗文第二，书法比诗差点，至于画竹子，是文与可最最上不得台面的本领。东坡这样一个来往中国几千年历史都算头一号的大诗人大词客，居然自称，读了文与可的诗文，自己恨不得把笔给烧了，从此不写了。
别人为了出名得到大佬的赏识，少不了带着礼物，带着吹捧的文笔登门“走关系”。苏轼，连这件事情都替文同包办了。他跑到老师欧阳修面前去，对欧阳修说，文与可这首诗写得好，您一定要听一听！于是便诵起“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来。这是文同的《秦王卷衣》。欧阳修点了点头，“世间原有此句，与可拾得耳”，没说写得怎样，模棱两可。后世便更直白些——没有口耳相传，点击率不在榜首，不算是宋诗的大热门。
苏轼的时代，是宋代文艺的黄金时期，文同的才华也只是漫天星斗之一。更何况，有才华而不愿自我推销，便注定要隐没在星云深处。也许文同是性格高傲，也许是真的有“社会恐惧”，对自我推销感到困难。总之，他对“没有大火”这件事情并不太上心。甚至，哪怕是火了，他也隐隐表达了对“粉丝”这帮乌合之众的不屑一顾。有点知名度了，别人来求他画竹，他把画材缣帛往地上扔，扬言要用来裁袜子。他写读陶渊明诗：“窗下好风无俗客，案头遗集有先生”，更直白地发泄了对“俗人”的看不上眼。甚至还有点得意于自己与“俗世”的紧张气氛。
苏轼对他这样掏心掏肺，文同很为难。居然有这样没脸没皮的家伙！然而他聪明有品位又讨喜，搜肠刮肚也找不着把他轰出门去的借口。苏轼就更来劲了。不仅吹捧文与可，也要吹一吹他苏子瞻在文与可那里有特别的地位。他专门跟人吹嘘，说文与可曾说，“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君妙处。”他特地给自己一首诗写序，说文与可住在汴京的时候，曾经替人画了一张竹子，专门嘱咐那人，千万别让别人在画儿上题字，等苏轼来了，让他写。苏轼后来果然在画上提了诗，中间有一句，“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予最。”——哪怕人人都知道你好，也只有我最懂得欣赏你。苏轼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世上当然也有能相互理解的人，但常常不凑巧，他们之间隔着千百年的光阴。这种“理解”就如同星子的光，在这一头看见光亮的时候，发光的那头早已寂灭。
而后，他讲了隗生与龚生的故事。龚生穷却擅易经，死的时候给他妻子一张木版，嘱咐她，我死之后五年，会有一个姓隗的人经过，你就把这木版给他，骂他。他欠着我钱呢，到时候你就衣食不愁了！五年之后果然有隗生经过，被龚太劈头盖脸一阵痛骂，莫名其妙：我又不认识你老公！但隗生还是问，你老公生前喜欢什么？龚太回答，算卦。隗生卜了一卦，便懂了：我凑巧也喜欢算卦，我为你卜一卦。并不是我欠你钱，而是龚生死前家里就埋有黄金，只等着我来给你算出位置罢了。
苏轼的意思，知音之间常常隔着渺远的时间，但真正互相理解如龚生隗生，生死相隔，也没什么了不起。当然没人能告诉他，他这么想，对也不对——他提诗的这年，是文与可死去的第八年。但是苏轼自己却很相信。文与可刚去世那会儿，他半夜坐在床上睡不着，睡着了又梦见他，醒来枕头都是湿的。后来，他缓过来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与可：《石室先生画竹赞》《题与可墨竹》《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写祭文，写画赞，在别人收藏的文与可墨竹上写诗讲他的欣赏与思念。甚至“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贬谪在黄州，自己也活得一塌糊涂恨不能死了算，他还记得要再写一篇文，再祭文与可……总之，他是文与可头一号粉丝，拥有对文与可的最终解释权。
按道理，文同总该投桃报李对苏轼表示出同样的赞赏和理解。但文与可对苏轼没这么火热。东坡做杭州通判，文同只写了一首意义不明的诗给他，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淡淡的，还带着点扫兴的唠叨。但文与可明明不是这么婆妈的人。当时的宰相文彦博都说他，“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
但愿望他好，便意味着愿望他改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正直，不理规矩的俏皮，哪怕那些都是如此让人喜欢。任职杭州通判的苏轼，早已跟朝廷上不少人结下了梁子，他自己不晓得，也没当回事。作为长辈的文同自然担心，但也知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虽然劝了也没用，但劝，还是要劝一劝的。
劝了一劝，却也未必真希望苏轼畏畏缩缩，三缄其口。文同的书房叫“墨君堂”，苏轼为他写“记”，概括了这种人格里必备的品质：“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但文与可又不想苏轼成为“文同第二”：孤独，高傲，不说假话，这能有这么好下场？
人呐，就是这么矛盾，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够磨平棱角，随波逐流，于是平安顺遂，不被伤害。但是，真正磨平了棱角，还是你喜欢的那个他吗？于是只好来点自相矛盾又语焉不详的劝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你还是，别说话了。曹雪芹写《红楼梦》里有名的那一回，宝玉因为挨了爹的毒打，黛玉坐在床头哭了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没有恐吓，没有戒罚，苏轼能听他的？才怪呢！
后来学文同画墨竹的人，多半也有点这样古怪而不合群的性格。最有名而最古怪的那个，大概是元代的吴镇。吴镇家是世家豪族，祖上在宋室南迁时立过大功，世代官宦，叔爷爷的墓志铭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家赵孟頫写的。可要不是这部20世纪才发现的《义门吴氏家谱》，吴镇留给世人的印象只有穷，穷到老婆都看不下去，觉得他画画没前途。明代人孙作总结吴镇的性格，是“抗简孤洁高自标表”——反正不爱说违心的话，也不爱混圈子，并以此为荣。
吴镇曾经画《墨竹册页图》送给儿子，开头两张专门录下苏轼的那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豪族子弟而隐居乡里，穷困潦倒，吴镇录下这篇文，大约也是一种自我表白，也希望有人能如同苏轼欣赏文与可一样与自己惺惺相惜。可惜，他画别的，旁人没什么意见，但他画竹子，人家却说了，专有一种“酸馅气”。矫情。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后来也尝有“文与可”，但却没有了那个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