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李克强、汪洋、赵乐际同记者见面（2017年10月25日）。
中共十九大闭幕，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如既往，清一色为男性，新一届政治局也只有一位女性，许多观察家与媒体注意到了中国女性缺乏参与政治高层的机会。从性别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性别比例失衡是否真的是核心问题所在？对比美国和台湾等地方，女性在政坛缺乏代表性是否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七个男人治天下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出台，总书记习近平率领其他六位六旬以上的男士身著深色西装一字排开。
做过校园社团并关注性少数运动、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博士班的苏子说，她心中出现了疑问：这样的一个画面，如果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看到，会有什么感觉？苏子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女生，可能就会觉得政治跟我没什么关系。”
民主体制与女性参政
吕频从199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从事女权运动，目前在美国纽约州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吕频认为女性的政治参与是个挺有意义的话题，不过，她认为，从政治结构上来看，就中国而言不应该从政治高层来谈女性的政治参与议题，因为女性参政比例是在民主政治下的产物，而中国并非民主政体。
吕频对美国之音说：“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现在的政治形势下，如果在党的核心统治圈里面看有没有女性，来看女性的政治参与的话，这不是一个我赞成的角度。……而且就是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你把女权加进去的意义是什么？就算让女性成为可以跟习近平一起工作的人，这不能解决女性的问题。”
90后的Will Chen却觉得，即使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女性参政也许还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她目前在美国读研究生，从两三年前因为香港雨伞运动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对女性根深蒂固的不公。她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说，她过去认为讨论人大代表中的女性多寡这类话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正现在制度不民主，人大代表也只是权力操作下的产物，性别比例代表不了任何事情，也不可能真正为性别平等做出贡献。但是，她同时也注意到像是人大代表孙晓梅致力推动反家暴法成立，因此她正在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
全球性问题
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柯瑞佳（Rebecca E. Karl）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以及女性和性别议题。针对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是男性的现象，柯瑞佳从全球与中国的现象切入。她对美国之音说，女性人口在政治高层缺乏代表性，这是个全球共有的问题。
她说：“我认为这在每个地方都是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全球的立法部门都有蛮糟糕的性别分布。中国只是刚好最近开了中共十九大，所以人们把焦点放在中国上。”
柯瑞佳教授说，即使有女性进入最高政治领导层，那也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最好的政策，但是可能带来一些不同的政策思考，就如同男性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政治观点一样。
苏子认为，虽然由女性担任领导人不等于领导人会施行最好的政策，但这至少鼓励更多的女性参政。她说：“虽然我不觉得说女性做领导人就一定会带出性别平等或是多元性别或是女权主义这样的政治倡导，但是作为高层领导当中，如果有女性的身影，如果很多女生从小就说我以后要当中国国家主席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氛围会不同的。”
多元的性别
谈到参政的性别代表性，人们常常议论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比例。不过，柯瑞佳教授还特别提醒说，性别（gender）不只是男女两性。男女两性之外的性别，慢慢受到一些国家法律和政策承认。
性别除了“出生的时候被认定的性别”（sex assigned at birth），也包含个人对自身的“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多数人觉得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能代表自己的性别，这些人称为“顺性别”（cisgender）。如果觉得自己的性别和出生被认定的性别不一样，那么有可能是“跨性别”（transgender），比如中国知名舞蹈家和主持人金星。也有人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性别，也有人认为自己属于一种以上的性别。另外，根据自身以及受吸引对象的性别，还有“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区分，比如占人口多数的“异性恋”（heterosexual）和占人口少数的“同性恋”（homosexual）。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居少数的群体的权利和地位，也成为民主国家的一大政治议题。
以政治参与为例，苏子观察到，“顺性别直男”（cisgender heterosexual male）以外的人担任高层领导人，以全球人口比例来说，也非常地少。“顺性别直男”指的就是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与自身的性别认同一致，而且性取向为异性恋的男性。
女性参政不等于性别平等
在中国的性别政治脉络下，分析人士时常会提到毛泽东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以及规定男女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也说要“培养选拔女干部”。
柯瑞佳教授认为，机械规定女性参政比例并不能达到性别平等。她说，“我认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性别平等是指，在性别范畴内，谁占主导地位以及权力关系如何的问题成为制定和讨论政策的重要部分，而且得到正视和处理，这才是所谓的性别平等。”
吕频认为，从女权主义的政治角度看来，集权统治本身就是最大的男权。吕频说，欧洲等国家的女性有20%或更高的参与比例，但是中国现在和那样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离得太远，不仅参与率不同，参与的本质也不同。
对蔡英文的排斥
在世界各地，政府和企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顺性别直男的领导人物，欧洲不仅早就选出过女性政府首脑，还有公开身份的男女同性恋当选国家领导人。在亚洲，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也是一个例子。她是华人世界乃至亚洲第一位不是出自政治世家而通过民选成为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女性。
中国媒体曾经攻击蔡英文的未婚女性身份，包括因为单身所以行事风格“极端化发展”或是可能和台湾其他政治人物有绯闻等论述。《环球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评还用“花枝乱颤”来形容蔡英文今年的“双十”演说。
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由于蔡英文及其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她作为女性和她如何成为总统的经验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法流通。
吕频说：“这就是人们没有办法想像一个女性可以凭藉自己的力量而成功。但是现实也是这样，包括希拉里走到这一步，不是前总统夫人，她都没法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这就是蔡英文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亚洲的第一个女性和民主的胜利诞生的时候，人们都没办法接受，一定按照传统的想像，来想像女人必须和男权社会有所勾兑，才能够成功。”
苏子感叹说：“想想蔡英文会受到这些，那你作为有类似资历，有这样公共生活表达的人，可能在中国的一个小县城，你怎么可能从政？……如果蔡英文被这样骂的话，其他女性也可能被这样骂。而且可能是每天被这样说。”
柯瑞佳教授认为，连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失败都不能排除性别因素，而台湾蔡英文胜选的例子说明，华人文化其实并不排斥民主选举和女性从政。
她说，“台湾的例子明显表现出华人文化完全可以支持女性成为领导人。所以在两岸都有中华文化，女性能否到政治高层并非因为文化而决定的。在社会生活方面，台湾还是在很多层面由男性主导。但是在政治最高层级，台湾也有代表性的平等，或者至少他们往那个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