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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3/10)

倘若说,毛泽东的天才所创造的毛式话语是一颗语言神话的种子,那么整个中国民众的话语习惯或曰话语传统就是语言神话的土地。尽管陈独秀们的“五四”话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划时代的反响,但这在中国民众却是不知所云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何为科学何为民主,相反,对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倒是相当心领神会的。比如说,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知识分子中也许会争论不休,但在民众看来却很简单,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在民众心目中,所谓革命斗争和江湖械斗是一回事。既然是打架,那么当然得首先分清谁是这一帮的,谁是那一帮的。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在民众心目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主义,但要说到拉帮结派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在行。

因此,毛泽东所说的道理十分符合作为土地的民众的心理。毛泽东的脚下由此踩实了充沛的地气,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大地的回应。他说“深挖洞,广积粮”,民众马上弯腰曲背,挖洞不止,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执着。他说“几亿人口,不斗行吗?”民众马上为此斗到一起,难解难分。毛泽东的话说到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巫术般的符咒,民众根本不管听懂与否理解与否,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兴奋起来,行动起来。印度人的奏乐舞蛇尚且还有生命的节奏可循,而毛语之于中国民众的交感效应却简直如同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一般,神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毛语一出,民众就象中了魔似地狂歌乱舞。即便毛泽东并没有装神弄鬼,民众也把他敬若神明。

由此可见,当毛泽东在展现他的语言天才的时候,中国民众正好在盼望着一个语言神话。孙中山临终时意识到了唤起民众,但他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所唤起的民众所期待的却不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而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毛泽东。民众一方面不在乎科学和民主,一方面又对暴力有着道德上的保留。因此,陈独秀可以象孔子那样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但民众不会以他为然,民众也许更喜欢盗跖那样的一介草莽,更喜欢《水浒传》中的诸多好汉。相比之下,蒋介石比陈独秀要孔武有力得多,但蒋介石在民众心目中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条好汉。蒋介石得了力却少了义。力是通过打仗打出来的,义却是经由话语说出来的。毛泽东既会运用暴力,又极善言辞,得了打仗和说话的两全其美,得了暴力和文化的天然组合。因此,最后是毛泽东迎合了民众的心愿,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这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土地的召唤。

有了创造神话的天才,有了培育神话的土壤,还必须具备的则是使神话得以降临的天时,亦即我前文所说的历史机遇。正如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具有丰厚的土壤一样,该神话的降临又在历史机遇上极其幸运。因为它不仅有从陈独秀到孙中山的“五四”和北伐作铺垫,而且还有曾国藩的无言和陈独秀的言语作对照。也即是说,毛泽东不仅领会了无言的曾国藩,而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将陈独秀的历史话语发挥成看上去与“五四”话语有着天衣无缝的联系的毛语系统。毛泽东由此懂得在什么地方是不能说的,在什么地方是该大声疾呼的。一个话语天才的天才标记不在于他把话说得如何动听如何圆满,而在于他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沉默。当毛泽东将曾国藩的无言和陈独秀的话语成功地结合为一体时,他的语言天才便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中国晚近历史上有那么多的非凡人物,偏偏曾国藩和陈独秀仿佛是专门为毛泽东准备好的师表和楷模,使之获得了历史的灵气。

说来奇怪,在历史和毛泽东之间,与其说是毛泽东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的这种选择可从毛泽东早年的经历中窥见一斑。因为毛泽东虽然是从井冈山起步的,但在这之前,他早就投身于革命了。人们可以说他早年不得志,但绝不能说他不努力。他不仅努力,而且踌躇满志。正是这样的踌躇满志,他才会“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正是这样的踌躇满志,他才会受了《新青年》的感召,满怀希望地跑到北京,来到北大。要是当时的北大诸君中有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也许就会改变毛泽东一生的命运。然而,蔡元培知道把年青的梁漱溟请到北大当教授,却没有人想到把同样年青的毛泽东也推入北大的教授行列,以致许多年后,毛泽东会那么感慨地对梁漱溟忆及当年他如何在梁漱溟拜访杨昌济时为之开门,而梁漱溟对他又是如何的不在意。当然,北大和毛泽东这种失之交臂似的错位,与其说是教授们对毛泽东的故意冷落,不如说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因为毛泽东要扮演的不是陈独秀那样的教授,而是秦始皇那样的帝王。北大对陈独秀而言都嫌小,更何况对毛泽东。遗憾的只是毛泽东至死都不曾参悟出这样的天机,终生对教授们耿耿于怀,致使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成了他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中国教授为之付出了代价,连跑到美国去的胡适也无以幸免。

毛泽东的第二次失意是北伐对他的冷落。在孙中山召开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之际,毛泽东是有过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他出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他为此一度相当振奋,准备显显身手,以展抱负。然而,他没能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孙中山如同北大的教授们一样很不经意地冷落了这个湖南籍的革命青年,因为孙中山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由于孙中山的这种青睐而得以发迹,在孙中山去世后一跃成为北伐大业的首席主角。正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挥师北上的时候,毛泽东却只能在湖南风尘仆仆地发动农民运动。命运再一次将毛泽东安排到历史舞台的边角上,直到秋收起义之后,才悄悄地选中了他。

在历史正反合的正反两个阶段上,毛泽东都涉足了,触摸了,只是全都郁郁不得志。不过,毛泽东虽然为此很是“怅寥廓”,但他却为他以后的革命积累了经历,积聚了力量,使他敢于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境遇中“浪遏飞舟”,成为“中流砥柱”。北大的经历使他乘得了“五四”新文化的气脉,熟悉了“五四”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北伐的过程使他目睹了暴力的成功,领悟出了革命的真理在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在历史给他的第三次机遇中,他奋力而上,一举揉合了文化和暴力,将历史推入以他的语言神话为标志的时代。毛泽东的革命虽然以语言神话相随,但他的革命生涯本身也的确充满传奇色彩。所谓天赐良机往往是在得此机遇者本身抓住了机遇,良机才成为良机。比如象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那么好的机遇,孙中山没能抓住,良机也就不成为良机了。须知相形之下,毛泽东的井冈山看上去远比孙中山的大总统要渺茫得多。可见,有时成败与否,全在于人为,在于能否抓住机会,将一线希望变成天赐良机。有抓住机会的能力而得不到机会的是悲剧,如陈独秀者;有机会而不具备抓住机会的能力的是喜剧,如孙中山者;既有抓住机会的能力又有得到机会的幸运,毛泽东凭着这样的和合,成就了一番事业,开创了一个正好与曾国藩相对照的时代。

其实,真要说历史机遇,井冈山不过是整个机遇的一个序幕。而且就机遇本身而言,这种机遇所提供的条件之恶劣、环境之凶险是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所无法想象的。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之中,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是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数十年之后,当拉美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将这种类型的传奇诉诸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时,毛泽东的井冈山故事已经成为二十世纪革命的经典了。不管毛泽东后来江山在手的种种作为如何,他的革命道路倒也的确诗意盎然。当然,在这种诗意背后蕴含着生存的艰辛和斗争的残酷。革命越富诗意在方式上必定越残忍。

在此,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走上井冈山和孙中山的出任大总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那在孙中山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他可以消消停停地去从事铁路建设了,而这在毛泽东却革命才刚刚开始,井冈山对他来说不过白纸一张。而且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井冈山道路多多少少带有落草意味。他又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在井冈山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革命话语的表层结构,在深层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或者是《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对于走向井冈山的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读过《资本论》是根本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按照水浒故事重新上演一遍更迭王朝的历史演义,比如象朱元璋那样,或者退而其次,如李自成或洪秀全也可。在此,必须看到,毛泽东的选择中不仅蕴含着对传统的继承和与地气的联接,而且还在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中国在天下时代的江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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