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祖父的独生子，八岁丧母，由曾祖母一手带大。
祖父是个半文盲农民，有些家底，以积德行善名闻当地。祖父吃了没文化的亏，故而“望子成龙”。一面拜武术师父练武；一面拜“大成至圣孔夫子”门下读《四书五经》、赋词作对。后来，那些“之乎者也”类学问不能适应形势，便变卖田土山林，借本族一女性“唐百丽”的小学文凭，亲送我父来衡阳船山中学应考，以高分被录取，名字由唐甲第变成唐佰丽。念到高中毕业，祖父只能靠四亩薄田维持家计了。父亲的大学学业是靠唐氏宗祠用族房公款才完成的。1941 年大学毕业的父亲，不参加任何党团活动，更不接受从政当官的引诱，而以当一名教书匠为荣，直到1950 年上半年一直从教于现祁东县归阳镇唐氏宗祠的魁寿小学。
父亲老实本份，不善社交，执信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对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更是外行，人称“书道人”。他藏书颇丰，集“经史子集”于一屋，只要有空，便钻进屋里废寝忘食。可惜这些藏书在土改时被几个民兵搬到空坪里付之一炬，火焰三天后才灭。
1938 年父亲与目不识丁的表妹（没有血缘关系）结婚。母亲虽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通情达理，长于农事，一生劳作，直至1996 年11 月寿终正寝。
1950 年6 月，父亲受祁阳县文教科之聘，到白水中心小学校任语文、历史、地理教师。语文教学由于私塾功底，游刃有余；历史与地理之教学方法更是一绝。如教中国地理，先在黑板上挂一全国分省地图，假定从祁阳某地出发，经由何路线到某省某地，其地山脉、河流、湖海等地貌情况、风土人情和特产，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仿佛亲临其境，听得如醉如痴。
1951 年，土改开始，由几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驻村展开。工作队指定唐贻前当村长。其人本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无赖，解放前参加“红帮”并任老五，攀权附势、翻云覆雨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人畏而远之。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将我家成份定为“小土地出租”。不料，1952 年冬，搞“土改复查”，唐贻前纠集唐合明（当过保队副）等人将我家改成地主成份，从此噩梦就挥之不去了。当时，父亲在祁阳县花筵乡搞土改工作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三次向有关领导申诉，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就埋下了殃及子孙的祸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56 年6 月，父亲从祁阳县白水中心小学调回家乡景耀完小从教。当年我家有三大喜事：一是父亲涨了工资；二是我考上湖南省衡阳医士学校；三是我小弟唐森清降生。父亲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可惜好景不长。
1958 年祸从天降，我们家状况便江河日下。首先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 年春祁阳县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重华中学，名曰“整风学习”。父亲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更不“鸣放”，可是党组织硬把这个“书道人”打成“右派分子”，其“罪”有三：一是说父亲“对土改划为地主成份不满，多次申诉，妄图反攻倒算”。二是父亲“英文书籍不离手，常与人用英语对话，1945 年6 月曾给美国鬼子当过翻译，有里通外国之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侵华日军的飞机对归阳一带狂轰滥炸，有一天一架美军战斗机被日军飞机击落在归阳背后的山坡上，飞行员跳伞被救。当时的乡政府急于找一个懂英语的人，就请父亲当了三天的翻译。后美军飞行员回国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这就是“里通外国之罪”了。三是“满身地主少爷作风，瞧不起工农出身的教师。”父亲有“禁忌”：不吃肥肉、泥鳅、黄鳝，吃鸡要去皮。有些教师故意捉弄他，饭前在他的碗里塞几块肥肉、鳅鱼或鸡皮翅脚，父亲很是反感，便利用星期日回家要我母亲备些泡菜、煎蛋之类带来学校，每当就餐时用碗盛些饭菜回宿舍吃。这就成了“地主少爷作风的罪证”。
当时我正随医士学校在祁阳县搞“除病灭害”工作，闻知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便去探望。只见重华中学两旁门口各有二名戴“执勤”袖章的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向他们要求见父一面。一会儿，由两人挟持着父亲走到大门口。他面容憔悴，眉毛被拔得精光，右腿被打瘸了，右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其凄楚之状令我大吃一惊，顿时泪如泉涌。我询问了情况，父亲默然不语。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被人押走。谁知这次短暂会见竟成了与父亲的永别。下面的故事是我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
父亲1959 年还能领到生活费，第二年便没有了，被押送回到生产队。重活、脏活离不了他，公共食堂粮食定量为每天九两（16 两为一市斤）。父亲一天天干枯，剩下皮包骨，犹如毒药包装上的骷髅标记。继而全身水肿，脚踝部稍按一下就有一个不能复原的坑，已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但他为了那九两米的口粮，硬撑着下地干活，不愿吃所谓“病号饭”。病号饭是什么？就是一勺倒在地上狗追不到的米汤。1962 年春，一天学区老教师赵守琼悄悄地告诉父亲：“学区领导决定你重返学校教书”，当时父亲与全家露出一丝笑容。过了两天，学区领导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礼生的家通报学区决定时，陈礼生一锤定音：“他还没改造好，绝不能教书！”1964 年春节，父亲拖着病体下床，拿起久违的毛笔，用苍劲有力的颜体字书写一副春联：“百业唯有耕种好，丽容何需妆扮多”，贴在自己的家门，时人不解其意。直到今时，我方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领会。一直熬到1964 年春，老病未愈，又添新疾，下腹部疼痛异常（病因不明），有好心人告诉母亲：“你男人如不医治，恐怕离死不远了。”母亲催大弟去大队支书陈礼生请求支一些钱，替父治病。可这位支书咬牙切齿地说：“你作梦，像你父这样的右派分子，死二个是一双，死十个是五双！莫说队里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支钱为他治病！”
1964 年6 月11 日父亲结束了痛苦凄楚的一生，终年才46 岁。
但愿那过去的一页也跟这些被推倒的陈迹一样，不再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