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们的无言的事功努力不同，康有为梁启超那代精英将他们的变法维新事业诉诸了色彩绚丽的言说。不仅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蓝图是言说，梁启超的竭力鼓吹是言说，他们在南方的办学活动是言说，他们在京城创办的强学会是言说，他们主要使用的变革武器也是现代社会的言说方式，即报刊杂志，即便连他们对朝廷对光绪皇帝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是传统士大夫所惯用的进谏或游说，甚至那位充满舍身取义精神的英雄谭嗣同的壮烈献身都具有鲜明的唤起民众那样的言说意味。如果说曾国藩们标记的中国晚近历史的春天景象是桃李不语的话，那么这部历史的盛夏季节则是由康梁那代文化精英给说出来的。康梁一代的热烈言说与其说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不如说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因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具有言说能力和言说特权的中国士大夫的种种诉说，就其江湖处境而言是说给朋友或说给自己听的，就其庙堂地位而言则是说给帝王或者说给某位主公听的。这种话语方式到了康梁时代，陡然一变，变成了一种面向整个民众的现代社会的传媒方式。这一变化所具有的震撼力虽然到了“五四”时代才充分显示出来，但即便在康梁这代社会传媒话语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开创者或曰奠基者手里，也已经显示出了语言文化之于历史演变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说是主宰沉浮般的催化威力。
当然，相比于他们在话语方式改造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功，康梁他们在对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朝廷政制的变法维新上却不幸地失败了。因为这里的全部秘密在于：言说可以改变话语方式从而推进从天下演变成社会的历史进程，但假如仅仅是言说，并不足以动摇那个高高在上的虽然腐朽不堪但却架子犹在的权力金字塔。康梁那代精英具有言说的全部能力全部热情全部勇气乃至全部威力，但他们又恰恰缺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无言的政治操作能力，连同缺乏那代官至封疆大臣的精英们所特有的坚忍和务实。也许正是这样的差异，才导致了李鸿章那种同情心十足的旁观立场。因为李鸿章明白康梁的事业与他所致力的事业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这代人的努力的顺理成章的续篇，但李鸿章又同样明白他们自己所采取的方式又绝对不是康梁式的言说，而是不以言论为转移的不动声色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官场化的操作。于是，正好在曾国藩李鸿章沉默的地方，康梁开始了他们以言说为特征的伟大事业；在曾国藩李鸿章成功的地方，康梁那代志士仁人遭到了令人痛惜的惨败。康梁他们懂得建构现代社会的话语方式的种种手段，诸如办学办报结社上书连同群众性的请愿，但他们完全忽视了改造传统庙堂的权力结构所意味着的种种艰辛。他们只知道话语所具的权力意味，他们不知道权力本身也具有独特的话语意味。他们企图以新的话语权力的确立来推翻传统的权力话语，他们根本没想到仅仅一个拥有最高权力话语的老太太就可以把他们的全部努力淹没在血泊之中。康梁试图改造最高权力结构，但他们对权力本身又实在太无知太缺乏应有的实际操作的能力了。正是这样的无知，使他们十分幼稚地把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与他们在政治上同样稚嫩的光绪皇帝身上，而丝毫不曾想过如何对付那个老辣阴狠的垂帘听政者；也正是这样的无知，致使后来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权力倾心到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从而学会了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枭雄式的权术和心术。
然而，不管康梁一代与曾国藩们有多大的区别，但在兴起于南方的起势上两者却是完全相同的。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整个从天下到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天下的形象总是由北方的朝廷主政者扮演，而社会的形象则总是由南方的一代代士子扮演。正如曾国藩在身为京官的时期一事无成一样，以康梁为首的举子们在京城上演的公车上书一幕只是不无悲壮地造了一下声势而已。相反，他们后来在湖南倒是使维新运动获得了颇有实效的进展。这种北方的暮气和南方的朝气也许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最饶有趣味最富戏剧性的一个人文景观。每每新兴的社会力量从南方崛起之后，一旦卷向京城，便会遭到传统的守旧势力的殊死弹压。而当时正在不断成长中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则成了南方与北方对峙的最为敏感的前沿阵地。
从曾国藩李鸿章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时代，“五四”运动时代，这样的格局几乎就没有改变过。康梁他们携带着新兴的社会理想和相应的话语方式，从南方向北方一次又一次地进发，诸如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然后又在那个古老的北京城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或者退还南方，或者流亡海外。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昔日作为李鸿章的对手的日本政府，此刻却成了康梁他们的朋友，为他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庇护和活动场所。
从这种由南向北的社会化的历史风潮中，人们还可以读出这个故事发生在康梁他们身上时的另一个特征，即共时性地呈现出不同性格和气质的人文景象。作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在曾国藩们那里是以历时性的承接方式一节一节地展开的，由曾国藩而李鸿章，从李鸿章到张之洞；然而，这个故事到了维新时代，却是以一种盛夏般的热烈和辉煌将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放在同一时间甚至同一地点一齐展示殆尽；诸如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梁启超的鼓吹活动，连同谭嗣同的英雄气概，全都在那激动人心的一百天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使整个中国晚近历史故事抵达了它所独具的高潮。当那著名的六君子慷慨就义的时候，整部历史仿佛就此定格了，刽子手的屠刀和志士仁人的气概合成一幅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一动不动地悬挂在中国民众面前，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才如梦初醒似地将注意力转向历史的新篇章。遗憾的只是，这个故事演进到辛亥革命以后的篇章时，已经秋意萧杀了。
从这种夏日炎炎的特征中，人们可以看出康梁一代有别于曾国藩们的要点在于，他们致力于的不是构建社会的基本构架和物质外观，而是确立社会的神经中枢和话语机制。用电脑时代的术语来说，一者注重于其硬件部分，一者注重于其软件部分。与这样的努力相应，维新人士们所显示的不是坚忍精神和实干能力，而是美好的理想，热烈的言辞，以及无畏的气概，并且分别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同时扮演这三个不同的历史角色。康有为是整个新兴的话语系统的构思者和设计师。虽然他的大同理想与其说是未来社会的一纸蓝图不如说是他那一代士子的美好憧憬，但他的努力却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晚近历史上的主角地位。这种主角地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必先把自己换算成权力符号再登上政治舞台，而可以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与权力直接对话。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形象让人想起的不啻是汉末的党锢时代，而且是曾经活跃在先秦政治舞台上的孔子孟子那样的先贤。当然，这在康有为将它诉诸了现代社会的参政方式。虽然这种参政方式是半吊子的，掺杂着先秦时代那种进谏色彩的，但这种方式毕竟推进了社会舆论力量的形成，激发了全体民众的议政热情和从政欲望。这也即是说，康有为对朝廷对民众说了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把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说了出来。对于一部头脑空缺的历史来说，言说能力的展现意味着头脑的复活，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之于历史的创造作用和驾驭地位的确立。在这样的历史意义面前，康有为是今文经派还是古文经派，是托古改制还是大同规划，全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很不重要的。在有关乌托邦的构思和描述上，后人远远超过了康有为的蓝图；但举着乌托邦的旗帜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有为却是首创的，由此，康有为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一次圣贤的角色，从而将传统士大夫的为民请命上升到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为民立命的高度。
与康有为这种领袖气度不同，梁启超作为整个变法维新运动的喉舌，是以言辞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如果说康有为带给了中国历史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的话，那么梁启超就是这全新的话语本身。梁启超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从来没想过去构筑一个严密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康有为之《大同书》，如谭嗣同之《仁学》，严格说来，他是一个记者型的政论家。梁启超不以著书立说为己任，而以现代社会的传媒工具报章杂志为施展才华的自由天地。然而，又恰恰是梁启超，而不是康有为、谭嗣同，甚至不是以翻译《天演论》而著称的严复，成了整个新兴话语的代表人物，而且不仅体现了新兴话语的朝气，还体现了新兴话语的稚气；而将这朝气和稚气同时融为一体的，则是梁启超那与生俱来的磅礴热情。当他将中国称之为“少年中国”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中国的“少年”。他那生动活泼的文笔不是用来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是付诸唤起民众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如果没有梁启超的宣传和发挥，那么永远只是一班士子心目中的《圣经》；但由于梁启超的努力，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即便对广大民众来说，所谓大同世界都有了一个朦胧而又具体的美好形象，而且这个形象与其说是未来的，不如说是当下的；也即是正在当下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大同世界是遥远的，虚无飘缈的，但正在形成的现代社会却是切近的，清晰可见的。由于梁启超的这种媒介，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才变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体中国民众的切实努力。
当然，这种努力所应具有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是由谭嗣同体现出来的。谭嗣同的《仁学》与其说是又一部乌托邦著作，不如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格宣言。与康有为设计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不同，谭嗣同向往一种理想的人格。这种向往源自一个十分天真的愿望：“人人可有教主之德，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君主废。”谭嗣同将那样的时代称之为“太平世”。那是一个人人成佛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人皆有佛性的世界。也即是说，那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佛的天国。同样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但进化在康有为那里是世界的变化，进化在谭嗣同心目中却是人心的修炼；而且，这种修炼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的道德示范意味。正是这样的示范意味，谭嗣同才在维新的最后关头不是以理论而是以鲜血祭奠了这部新兴的历史。谭嗣同以无畏的献身给他的《仁学》作了最好的诠释，一如康有为以他的流亡表示了他那大同理想的虚无飘缈。
在康有为的理想、梁启超的言辞、谭嗣同的牺牲之间，最终在历史上作为某种实体留存的乃是言辞，或者说一种现代社会才具有的话语方式。正如我称李鸿章为中国第一外交家一样，我称梁启超为中国第一记者。李鸿章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外交传统，梁启超奠定了现代中国的记者传统。尽管后来的语言革命使梁氏言辞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梁氏言辞本身就是那场语言革命的先声，而且二者都多多少少夸大过语言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梁启超倡言过小说救国，后来的新文学作家们则热衷于文学救亡，如此等等。不过，等到梁氏言辞成为遗迹时，康有为理想早就被更完美更动人的理想所替代，而谭嗣同的牺牲也为更悲壮更英勇的牺牲所覆盖了。中国晚近历史上的盛夏季节不管有多么热烈多么浓重，黄花岗起义以及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便把这一页轻轻巧巧地翻了过去。
相形之下，当年那场革命党和保皇党有关共和还是立宪的激烈争论，显得微不足道，几近过眼烟云。在语言和暴力之间，语言总是显得苍白，尤其是语言本身具有暴力倾向时，暴力更不以语言为然。而也正是在新兴的话语群体连同其变法志士遭到传统权力的暴力镇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普遍从语言走向了暴力。与此相应，以后的士子团体也不再是学术的，清议式的，而是铁血的，实干的，有时甚至具有敢死队色彩的，并且与江湖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把这种从语言转向暴力的过程称之为由改良到革命的转折，而这革命党的代表人物，则首推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及其他一些领袖们。中国晚近历史到了革命党兴起的时代，开始有了秋天的寒意，整个历史氛围由盛夏的热烈转入了金秋的萧杀。这种萧杀以相当触目惊心的方式体现在由接连不断的行刺和暗杀构成的极其浓烈的杀气之中。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的牺牲与其说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不如说激发了复仇的狂热。即便连汪精卫那样的一介书生，居然也扮演起了荆轲式的壮士角色。我不知道这种仇杀情绪是否受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尤其是革命党在辛亥之前以东京为聚集总部的时候，但这种先秦义侠传统的复活，也的确构成了整整一代革命党人的特色。当时的侠义风气是如此的盛行，以致于跻身于三大革命党团体之间的光复会，几乎就是一个由侠客们组成的革命组织。然而，如此风行的复仇和行刺同时也造成了一代革命领袖的纷纷罹难，如同一张张秋叶，在一阵阵萧瑟的秋风中相继飘零。而且让人深感寒心的是，与宋教仁死于袁世凯派出的杀手的枪弹之下不同，陶成章遭到的是来自革命党内部的暗算。相形之下，黄兴的夭亡还算是寿终正寝，而黄花岗起义者们更是死得轰轰烈烈，犹如谭嗣同他们就义的一个历史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