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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斗争到民族复兴的革命

今年11月7日为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推翻了维持仅八个月的自由派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生活于廿一世纪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得到,今天被讥为“左胶”的左翼思想,曾几何时是全球进步青年趋之若鹜的乌托邦,更为之赔上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大极端思想,皆于俄德两国最虚弱混乱之时出现。俄德两大帝国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崩溃,由自由派主导,各类派别竞争的民主新政府却无法应对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德国受凡尔赛赔款所累,又受华尔街大萧条冲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俄国在新政府管治下仍然参战,国内民不聊生,士兵哗变,当时希特拉《我的奋斗》提出了重新建军,犹太人与左翼分子为“卖德贼”的国族主义口号,而列宁的《四月提纲》则提出“土地、面包、和平”三大主张,成功推翻民主制度,建立一党专政。

主张宽容与多元的自由派在乱世之中,往往在煽动阶级仇恨与族群仇恨之极端言论之中被比下去。人民宁愿选择独裁与暴力,都要把侵吞“我国”资源的异族人赶尽杀绝,为了土地与面包,也不介意从素不相识的邻舍里抢过来。在共产与法西斯主义利用及煽动人类这些残酷本性的思维当中,民族存亡到了最后关头,阶级敌人正在密谋复辟,讲求公平、平等、和理非的民主选举游戏显得幼稚可笑。这点于古今中外皆能适用。

然而当初的列宁与希特拉都是以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国度内,国家与阶级皆成过去,人人生活于一个财富共享的理想国度当中,再没压迫与痛苦。卡尔波柏在其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便对此预言式的国师论调大加挞伐,认为此种构建未来历史的演化方向与形态,刻划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国度的历史主义无法证伪,只是另创一个宗教而非科学,正正是极权主义思想种子。

然而中国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共产主义。胡适、张君劢力陈宪政民主的洋洋文章笔杆子,总不比朱德、毛泽东真枪实弹的枪杆子来得实际。落泊的孙文受到共产国际资助,孙文自己也被国民党神化成为中国的列宁。国共两党都是十月革命的信徒,以党治国,翦除异己,与中国古老的帝王术无缝交接。

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言论大解禁,思想家李泽厚便提出“告别革命”,震动中国知识界。李泽厚提出要告别以革命为纲,集体主义为目,以民族、社会、阶级作单位的非人性主体性,重新寻求个人自由的个体主体性。早年曾公开批判李泽厚,年轻时思想激进的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入狱时,亦写下了《我没有敌人》的自白书,便是深知在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极权下,煽动仇恨,扭曲人格对民族甚至世界文明的遗害之大。因此他宁愿以一个殉道者的身份,首先选择原谅与宽恕。

习近平向世界宣布新霸权诞生

不过中国又有因此而“告别革命”了吗?虽然没有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没有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语言,中共却仍然牢牢掌握着共产主义的党国机器,对思想言论严密控制,对异见分子滥捕滥囚,“阶级斗争”虽是换上了“民族复兴”,但内容仍是1917年以来的革命手段。苏维埃成立整整一百年后,习近平以傲视全球的姿态召开十九大,就像是当年俄国一样,向世界宣布一个新霸权的诞生。

在中共霸权的阴影下救亡图存的香港人,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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