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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流落街头 永远无家可归

总理默克尔说,德国是一个“我们喜欢生活、能很好生活的地方”。然而无家可归者的数字却呈现出了另一幅画面:2016年德国有86万人无家可归。

波恩的“塞巴斯蒂安之家”是专门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紧急收容所。早上十点钟,一些住在这里的无家可归者站在冷冷的门口抽着烟,还有一些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去共用厨房做早餐。格伦瓦尔德(Nelly Grunwald)是紧急救助协会的负责人,管理着塞巴斯蒂安之家以及波恩的其它救助机构。她说目前的入住率“从未这么高过”。数年来,尤其是到了冬季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来到这里。

不仅是波恩,整个德国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据德国联邦无家可归者工作机构的估计,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有42万人没有自己的住处,与2014年相比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双倍于该数字的无住所的难民,本来他们已经获得正式难民身份,是可以有自己的安身之地的,前提是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住房的话。而无家可归者数字暴涨的根本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廉租房源的短缺,人们付不起昂贵的房租。

当然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不会被扔在大街上,他们通常都住在难民营里。在另外的42万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真正是无家可归流落在街头。德国联邦无家可归者工作机构的副负责人罗森克(Werena Rosenke)说:“我们估计目前真正无家可归的人约有52000人,大部分的无家可归者都会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比如说在朋友那里或者是其它家庭成员那里,还有一些人租住在廉价的客店里。很多无家可归者被市政府或者独立的救助结构收容,住在专门的无家可归者居住点。”

如塞巴斯蒂安之家,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床位,而他们每天须在门房处报到。埃克尔斯(Gwendolin Eckers)一个月前来到这里,她的例子就说明很多不幸的事情都是与一场灾难直接相关的,36岁的她说:“我们与房东发生了纠纷,因为我的同居伴侣搬出去了,而他是主租人。”之后她的伴侣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然后他们就被赶出了公寓。

因罹患抑郁症而无法继续工作的埃克尔斯接着说:“我觉得,事实上房东早就想赶我们走了,以便可以提高租金继续出租。他甚至都直接这样对我说过。”搬出来之后他们在旅店漫无目的地住了几天,之后埃克尔斯去波恩市政厅领取了相关证明住进了塞巴斯蒂安之家。

个人问题不是无家可归者暴增的原因

大部分失去住房的人都是因个人经济问题,有时是命运弄人如病变或者是失业,使其脱离了原有的人生轨迹。有时则是一些普通的事件所致,如离异分手或者是调换房屋导致其陷入困境失去住处。而对大多数无家可归者来说其困难的社会处境、心理以及成瘾(毒瘾、酒瘾等)问题扮演着重要角色,塞巴斯蒂安之家的工作人员弗莱舍姆说,这里70%的无家可归者都有过“瘾君子”的历史。

弗兰克·莱文(Frank Leven)就是其中之一,在多年服用毒品后,忍无可忍的妻子将他扫地出门。相继而来的是失业、服用其它毒品,最终流落在了街头。现在53岁的他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和出卖了,目光空洞的他觉得,就连市政相关工作人员以及给他毒品替代品的医生也让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但随后他也承认:“我知道,我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很多事情是我自己搞砸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想哭。”

然而抛开个人因素,无家可归者暴增的主要原因还是房源的缺乏以及社会的不公正。罗森克说道:“德国的经济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但遗憾的是并未给低收入阶层带来任何好处。社会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

加上日趋紧俏的房地产市场,使得低收入者和领取社会救济者受到双倍的“惩罚”,那些无家可归者就更不用说了。罗森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家可归者重新找到住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里,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因此,无家可归者的数字暴增,是因为他们很难摆脱这一困境。

“政界长期对此熟视无睹”

罗森克呼吁联邦以及各州采取强力措施予以干预,她说:“一方面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当然必须加大投入从而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性住房,此外这些住房必须保持社会保障性质。”很多社会保障性住房10到15年里租金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但之后就不再受到限制,这不但是对纳税人钱财的浪费,而且也加剧了今天的住房紧缺局面。

格伦瓦尔德也认为:“为低收入者提供足够的住房长期来被政界忽视。”虽然波恩市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相关工作,但到建好新的房源仍需要很多年。无家可归者还要等待许多年。

埃克尔斯也知道,作为来自紧急收容所的无工作能力者和无家可归者,在找房子方面并不被看好,尽管如此他每天还是在网上为自己和其生活伴侣寻找机会,她说:“我只希望能有一个房东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年底前离开这里。这将是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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