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4/4)

——“奉旨”、“请旨”、“探旨”与“假旨”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就“工总司”而言,从“奉旨造反”即排斥本阶级底层“兄弟”,到一个月后与陈丕显、朱永嘉共聚一堂,将“红工司”们轰逐出去,足见“革命新贵”的偏狭与短视。昨天他们被市委歧视为“社会渣滓”,转过脸来却视本阶级底层为“革命渣滓”,只许自己“革命”,不许他人“造反”,显露出他们昨天还在反对的“赵老太爷”心态。当年流行一时的列宁曾用《圣经》名言:“勿为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其实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共和国长子”,为那碗“红豆汤”,出卖了40万“庶子”的“生存权”。至1969年“工总司”改称为上海市总工会,他们也曾勉力挣扎,如恢复工人文化宫、组建工人夜大学等,但大限已至,限定这些人有心无力,行之不远。从“社会渣滓”到“革命新贵”仅一天,此后为“这一天”各领刑期十年、20年,他们的结局并不比沈福祥们好多少,甚至更惨。待刑满出狱,黄金海们走出“提篮桥”,当年的“领导阶级”在哪里?不是“领导一切”,而是整体消亡。安源乎、安亭乎?其实都是“临兄”、人数更多的“临时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许只有到这时,这群“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才有可能醒悟。

至于“丁香花园”里的左翼文人,他们为“巴黎公社”而悲情自许[19],数十年念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那就请他们记住1967年1月8日这一天,他们对“巴黎”的工人干了什么,这一天之后又干了什么?林祥谦当年还有施洋律师并肩作战,40年世异时移,施洋之后裔早已蜕变为“丁学雷”,走进那座脂粉气浓郁的私密花园。让这样的花园文人谈论公社起义,且不论公社对错,首先是对公社精神的羞辱。同样是50年后反思,他们是否有勇气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颠倒过来喊?

——“革命万岁,革命死了”,“革命”是在高喊“万岁”的那一天,被“万岁爷”和他们这群奉旨、请旨、探旨者连手,亲手掐死!

一部文革史,是多种人物、多种力量、乃至多种理念被毛泽东始乱终弃的历史。只要连接文革史两端——1966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始,1976以全民跪诵“专政理论”终——即可见这场“继续革命”之起落,距离有多么遥远。毛发起“造反”,又掐死“造反”,既有西方红色浪漫,也有东方五斗米教、天国圣库制杂拌,还有拜占庭式的权术黑暗。由于早年所受教育不够,毛的理论能力远低于他的政治抱负,以致其晚年思想越接近生命终结,越形混乱。但“造反有理”的底线,在他发动文革之初即已划出,清晰可见。这一说法起源于1939年他庆贺斯大林寿辰的延安讲演,当时毛在野,正是他对当朝者“造反”的时候,怎么都“有理”,当然不设限。但到1966年8月1日,毛泽东重提“造反有理”,给清华附中学生覆信——即点燃红卫兵运动烈焰的那封信,即开始悄悄设限。从现存盘案馆的覆信底稿上看得很清楚,那封信由秘书遵嘱起草,原稿引用了他1939年的说法,但毛泽东在此处亲笔添加“对反动派”四字,全句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热烈地支持你们”。

1966年夏天在中国气象史上也是高温,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被那封信里的“热烈支持”冲昏了头脑,没有注意此处另加的四个字。年长者却有本能反应,一时“有理”,不忘“有限”,黄金海之所以对“造反”添加“革命”,徐景贤即使在宣布“造反”之后还要“一探再探”,就是对这一底线的本能反应。1967年2月,湖南中学生杨曦光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早有预感,此前一年即立下戒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局部改善”,不能“彻底改善”,杨因此获刑十年。毛的“造反有理”不仅有对象限定,还有时间限定,1967年上半年即发出警告,“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清华园武斗失控,毛派出他的他的8341部队指挥“工人阶级”,以3万人“工作队”开进这所大学。这是“波拿巴工作队”,超过“刘、邓工作组”百倍。蒯大富只记得反“工作组”曾获“圣旨恩准”——“造反有理”,却忘记“造反有限”——8341是毛泽东“亲兵”,只能跟,不能反。蒯和他的战友以棍棒、长矛迎“亲兵”,终于走到“造反”终点。

7月28日深夜2时,毛已服睡药入寝,突接周恩来电话,清华发生流血事件。毛从睡梦中惊醒,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吗?!”这是黑暗中的闪电,足可划破1968年的中国夜空。所谓“奉旨”、“请旨”和“探旨”,这里才是“圣旨”之底线,“黑手高悬霸主鞭”。紧接着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毛再吐其黑话史[20]有记录以来最黑的一句:“你不是要抓黑手吗?我就是黑手!”

从这一夜开始,“造反派”用后见弃,大势已去。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天平已倒向“张屠夫”们——官僚阶层,此后的接鞭、执鞭者自然是这一“新阶级”。10月6日,毛泽东尸骨未寒,怀仁堂事变即已发生,张春桥等锒铛入狱。又三年,推张入狱者也被推下船,新胜者组织“正义路法庭”审判。后者不敢触碰毛氏神龛,只审判神龛之下“传旨”、“奉旨”、“探旨”者,被判者也不是没有理由喊一声“冤”。但他们不应忘记“正义路”是从“丁香花园”逶迤而来,途中虽有一次曲折,却还是同一谱系上的“家族相似”。早于这场审判15年,是“丁香花园”开始了“硬装榫头”[21]之作业,正是当年指鹿为马,才有此后指马为鹿,请君入瓮。也因“家族相似”,他们曾以为是“南书房行走”、“共和国长子”,贴近“家族继承权”,为此,不惜出卖从吴晗到“三家村”,从“炮司”到“红工司”等一应“庶出”者,剥夺其“生存权”。

“造反派,真的反了吗”?他们没有反,“奉旨”、“请旨”、“探旨”者,未上“梁山”已“招安”,齐齐打“方腊”。因此,无论是面对毛之“黑手”,还是面对邓之“审判”,他们确实有理由喊“冤”,而且是双重的“冤”。这群可怜的冒牌“长子”!最终是被另一群早就凭“血缘”自承为“嫡出”者,指认其“庶出”,一把推了下去。

五十年前“造反”,十五年后“审判”,中国史的漩涡就是在这里,转出又一轮循环。

(本文所涉史实,除专注外,皆出自李逊及此书,论述则由笔者承责,谨此致谢李逊,恕不一一。)

【注释】

[1]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中卷,第1133-1134页。参见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华夏文摘增刊6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7。

[2]此书梳理当年发生在上海地区机关、厂矿里的“造反”主流,或可称“正统造反”,本文为其代序,大致范围亦限定于此。除此之外,文革中还有“另类造反”,如遇罗克反抗血统论、全国范围临时工“红造总”、湖南地区“湘江风雷”等。后者大多发生在校园大、中学生,我曾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他们一度为毛利用,亦曾与本文论述的“正统造反”短暂汇合,后经“一打三反”、“清队”、“深挖五一六”镇压,亦遭“正统造反派”打击,走向独立思考,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埋下伏线。我本人青少年时代之启蒙即身受后者之惠,曾在二十年前旧作“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有所论及。

[3]此为李逊听萧木所言。

[4]李逊曾听萧木先生言,当时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女工徐美英曾遭其父亲怒斥——“我老爹听说我在厂里造反,气呼呼跑来找我,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脑一顿臭骂。他说:造反,历朝历代都是杀头大罪呀!你一个妇道人家去轧这个闹猛做啥,真是昏了头啊!要不是你已经出嫁,我今天就打断你两只脚骨,看你还怎么去造反!”徐美英向其父解释:“我们是响应共产党、毛主席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是‘革命’的造反,不是反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反革命’造反。”这一“革命轶闻”不仅真实而且典型,验证当时人们闻“造反”而恐惧的普遍心理,又听说是为“革命”而“造反”,方能克服恐惧。

[5]十年后官僚体系恢复重建,“清理三种人”重算旧帐,当可检验工人们的这一“心病”并不多余;又十年,换一茬年青者更以跪姿请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回到这一要求,一定要当局承认“高自联”为合法,并保证不“秋后算账”。二十年两代人,体制不变,“心病”难变。

[6]写作班后期也做过一些好事,如出版知青数理化自学教材、《学习与批判》、《摘译》(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杂志等,后一类出版物充塞极左教义,但在文化荒芜年月,客观上也发生一些普及知识的作用,不应一笔抹煞。其具体成员也应区别,既有一心想圆文学梦却又只能服从党召唤的萧木,也有入觳不久即反叛、文革后大彻大悟的戴厚英。即使如徐景贤晚年,对写作班当年迫害知识界有一定程度反思,虽不到位,也不宜忽视。也有余秋雨这样的双开人物,文革、改革两个时代都能吃得开,畅行无碍。后者之得志,不在自身,而在他置身的这两个时代:文革虽被否定,但体制所需未变,写作班本质为御用,从“文革写手”到“文化大师”,“主”不变,“奴”亦不变。朱永嘉刚出狱时有所反思,但近年则持另一心态,虽以解释并维护“天子心事”为己任,诸多回忆亦有史料可读,不必因人废言。但他怒斥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称后者为“佛头泼粪”,要李锐等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见朱永嘉2009年5月10日,“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则令人想起他年轻时使用的语言。此文要害不在于偏袒施害者,苛责受害者,而在于投石问路,为庐山会议翻案。此案一翻,也就为批《海罢》发动文革翻了案,由此,也就为朱永嘉本人参与批《海罢》翻案。庐山会议是联接朱永嘉参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节,故而他非要“说说这件事”不可。

[7]1974年写作班已改称写作组,主办文学杂志《朝霞》,创刊号及第二期有三篇小说被“工总司”认为是影射,兴师问罪,遂成内讧。

[8]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宴,毛举杯祝酒:“祝明年全国全年内战”!数日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这一旨意,稍有柔化,改称“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但徐景贤2013年《最后的回忆》再次确认毛这一原话,并说明是在从姚文元上述电话中听得,逐字记录。徐在这里虽表态要为“全国全面内战”立新功,但在1967年果然发生“全国全面内战”时——各省市皆因夺权派战,爆发大规模持续性热兵器武斗,上海却很快稳定下来,并未进入“全面内战”。个中原因与张、姚有上述优势,一手通过写作班控制舆论,一手通过“工总司”控制社会局势相关。文革时期的上海之所以称“首善之区”,未有第二次大乱,秘密即在这里。

[9]沈福祥,《峥嵘岁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125。

[10]同注9,页129

[11]同注9,页130

[12]40万人在街头集会中相互辨认,有一寒酸而又准确的自称:“临兄”。听一声“临兄”,即可认出对方是同样的编外零余人。此一细节可比列宁所言工人无祖国,听一声“国际歌”,即能辨认出阶级弟兄。

[13]朱永嘉《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P194,2015年香港大风出版社

[14]此语出自2015年5月19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回忆转述。此事从1月4日救援运输,发展为1月9日“接管”上海铁路局,对经济形势有重大影响,不亚于《文汇报》群众组织“接管”编辑业务。张春桥将铁路“接管”也曾汇报给毛,囿于文人重意识形态不重经济,他并未在意此事具全局意义。毛亦有此偏向,只是他的文人浪漫处于最高权位,可任性发挥,张步步紧跟,亦有不及。毛抓住文汇报一事小题大做,向高处急推,将群众迫于生计之“业务接管”上升为“政治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铁路局“接管”虽予表扬,并未予以同等重视。如此畸轻畸重,与当时周恩来对《文汇报》“接管”持三条保留、对K14次特快驶达首都打通京沪铁路线分外重视,适成反照。

[15]沈福祥,《峥嵘岁月》,2010,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

[16]当时的临时工、外包工等是以日计酬,因经济压力不敢擅离职守,只能坚持每天出勤(2015年5月19日李逊采访谢鹏飞,谢坦承此一关键点,亦为难得),即使参与造反活动,也只能坚持“业余闹革命”,不可能像工总司那样可以在八小时内离开岗位“闹革命”,此后“经济主义妖风”之恶名却加在这些人头上,此其一。其二,他们虽然提出经济要求,但因没有可衡量的工资等级标准,即李逊所言无“政策资源”,临到“走资派”签字补发工资,却没有他们的份,实可谓“背恶名而无实惠”。其三,即使如此,红工司当时的实际行动也已打破了经济主义妖风这一恶名:1967年1月上旬,列车运行瘫痪,“红工司”组织铁路系统临时工编成临客102次乘务组,与京沪特快14次挂为同一列,并任命一位女临时工金月雯为正车长,另一位姓张的正式工为副车长,1月6日开出上海站,节节北上。周恩来大喜过望,特命国务院派员去北京站迎接,接见金月雯等全体司乘人员。人民日报与中央广播电台专题报道,将14次特快誉为“第一列红色列车”,一时轰动。但工总司却不愿临时工分享荣誉,在红工司负责人赴京参与周恩来接见途中,竟用轿车跟踪并冲撞他们去机场所乘车辆。(李逊书,P322)那位张姓副车长后来被工总司推举为中共九大代表,而金月雯为代表的那群临时工则消失无闻,功劳全部归于工总司名下。

[17]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载《毛选》第五卷。

[18]毛在这方面不如江青。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组织是提及临时工、合同工造反,江明确表示同情;12月26日晚,她接见这一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红造总”,曾声泪俱下。这一表现可视为演员作秀,也可视为她过于感性乃至神经质,但不能排除她因自己出身寒微而同情底层的真情部分。“红造总”是整个文革期间唯一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仅存在一个月,即被毛签署中共中央文件,下令取缔。毛有出身底层的叛逆性格,但他更具韩非子或马基雅弗利之权术,底色可见孟锦云回忆毛与中南海服务员谈一个女子落井,如何奚落那个下井救人者为呆子。对毛的这一底色,江青凭她那点文艺理解力,实难望其项背。

[19]语出朱永嘉闻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所言。文革十年,大陆中国时时将自己比附为“巴黎公社”之“创世纪”,连西方左翼知识界亦为之吸引,其实是一部多幕滑稽剧。第一幕来自北大校园,一张纠缠于人事之争的低端大字报,竟被毛泽东拔高为北京“巴黎公社”宣言,这大概是公社有史以来所遭遇的最为骇人的涂鸦记录。不过半年,“一月革命”又被毛泽东拔高为上海“巴黎公社”,此后突然焦虑“党往哪里摆”?竟以“改变国家体制牵涉国际承认”这一奇怪理由,下令改“公社”为“革命委员会”。可怜的“巴黎公社”,在上海尽管是涂上了小丑油彩,上演了滑稽山寨版,也只存在了18天,此为第二幕。此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以“三结合”取代“巴黎公社三原则”,已经彻底掏空了“公社”,但盗用“公社创世纪”之文学比附,还时时在两报一刊欢呼各省建立“新政权”的连篇社论中闪烁不定,此为第三幕。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基本教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旧国家机器,被中国式波拿巴政体取代,要“打碎”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对这些“新政权”的反抗者。“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只是借文革之名密集重补斯大林式的“镇反”与“反右”。所谓“革命委员会好”,确实是毛泽东一大发明,如果在语词上还与法国、俄国革命传统有一丝联系,那也是将雅克宾的红色恐怖、波拿巴的军管,乃至捷尔任斯基的契卡集于一体,与“公社”风马牛不相及。1975年批林批孔,毛将他这一生的政治追求作最后了结,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制”。此后再不提“巴黎公社”,无论是来自西方左翼之发挥,还是中国信徒之引申,皆可谓蛇足聒絮。至1976年10月6日中国版“热月事变”,“丁学雷”突然呼喊“巴黎公社”,无异于塔列朗或富歇呼唤“巴黎起义”。这不是法国式的“悲情”,而是中国式的“矫情”,是指望他人为其“火中取栗”。“栗”早已被食言者食空,即使如工总司这样的“工字头”,也没有义务为“丁香花园”上街当炮灰。当年上海市民闻讯北京事变,是疏离、冷漠乃至幸灾乐祸,不仅证明“巴黎公社”距离这座城市实在太远,甚至证明1920年代以来左翼文人构建这座城市的“阶级属性”,那一整套说辞是自欺欺人,整体破灭。

1976年“雾月”,上海无“战事”。“上海起来了”?上海沉默了。这也是一道闪电——沉默的闪电,瞬间照亮这座城市的真实底蕴与腾嚣其上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泡沫,什么是静水潜流。“上海帮”不代表“上海”,双方如有关系,也只是外来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

[20]毛氏黑话其来有自,因独占最高话语权,唯有他能将三套话语混合运用,瞬间切换——马克思、秦始皇、山大王。前述1966致内妇江青长信,即自状“黑话”,并不掩饰。两次在庐山,一次以“操娘”时间之长短,定彭氏反党路线之是非;一次以山大王脾气突发“无产阶级雷霆之怒”,斥骂陈伯达“跳船”。其言语之“黑”,闻之不似人君。

[21]朱永嘉出狱后曾指责这场审判是“硬装榫头”——此为沪地方言,原指木匠作业,榫头不合,强行敲入,引喻为判官强势,迫人入罪。当年这一指责确有部分合理,审判本质上是政治审判,不是独立审判,更不是历史审判。朱本为史家,来日方长,可待历史之“上诉”权。可惜的是,为攻击胡耀邦庇护知识界,他认同邓氏之强权,又一次站在强权者这一边。如此,不待历史之“复议”,他已放弃历史“上诉”,自破“榫头”说,令人扼腕。

(原载《新史记》总第33期,2016年8月)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