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1]
李逊嘱我为其新著作序，我即从此处说起。[2]
奉旨造反的开始
曾获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上海工总司”，是从“奉旨造反”开始。
王洪文现已去世，人们只记得他是“上海工总司”发起人，文革后下狱，罪名为“造反起家”。查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报，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群众意见当耳边风。可见他并不是“造反”，而是“紧跟”1962年以后毛泽东突然拔高“阶级斗争”，切合王当年本身是保卫科干部这一红色身份。“工总司”另一领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狱，但她参加文革时的身份并不是工人，属干部编制，是“技术员”、“劳动模范”，与王洪文类似，政治身份很“红”。查1966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报，也与王洪文类似，只是更具体：“厂党委对资方人员阶级斗争抓得不力”。他们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与基层官员以及此后进驻的工作队“比左”——比后者更“积极”，在政治光谱上属更“左”一列。只是这样的“更左”不为基层党委、工作组“承认”，在单位内受压制，却受到毛泽东在北京不断接见红卫兵的激励，才一步步走向社会，成立跨厂、跨行业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成立这一组织之创议，也不是来自毛泽东激赏的“工人阶级伟大首创”，而是来自复旦大学“炮司”学生，以及南下串联的北京大学生包炮等人的提议。后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圣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刘氏“四清”的新方向，这才消除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会发生的安全疑虑。当包炮提出可组建“跨厂”、“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时，在场者又有犹豫，担心这“造反”二字会被人揪住，质问“你们造谁的反”？此时黄金海提议：在“造反”这一名词前加“革命”二字，才让众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议，加一个“总”字，即“工总司”这一简称之由来。
40年后，曾任王洪文理论辅导员并因此下狱六年的萧木先生反思文革，曾这样回访黄金海：
萧问：为何要在“造反”这一名称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这是语病吗？
黄答：“只提‘造反’，会把许多人吓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当时，‘革命’是很吃香的呀。”[3]
萧木是从汉语本义发问，此前“革命”已属“造反”，再加“革命”，岂非“造反”之“造反”？黄金海答问，是回到60年代历史氛围，“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险，既要趋时，又要避祸，这是那一年代“政治正确”的时尚。[4]王洪文被推举为这一组织的“总司令”，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领袖魅力，而在于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当时能将这三重“革命符号”集于一身者，无出其右。连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沪语”，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为弱项，但在此时也翻为强项：那一年代“突出政治”，来自北京的“政治正确”占据制高点，外省口音即使在当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难而退。张春桥此后赴安亭谈判，凭他多年官场历练，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圆，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而正面谈判对手潘国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话，虽能言善辩，却改不了底层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后张有意抬王抑潘，将前者培养为“工人阶级先进代表”，这才有王洪文后来居上，被毛泽东火速培养为接班人，却又始乱终弃的故事。
吓退与吃香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批《水浒》，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语义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对文革造反队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别人，这正是他手创17年专制统治形成的社会化恶果。确实是“领袖不好”，才形成黄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吓退”与“吃香”，既有消极恐惧，更有积极趋奉。如此“造反”，“这支队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后“打方腊”，势所必然。由此才发生本文开头所述那一“异象”——汉民族素有两千年“造反”传统，却从未见“造反者”先请求“被造反者”“批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距甚远，甚至相反，却在1966年下半年堂而皇之发生了。
11月8日“工总司”筹备成立，首先要求市长曹荻秋到会，“承认”他们为“革命组织”。后者很快看出其软肋，即向市属各机关严令“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并称这些工人是“社会渣滓”。“三不”令下，众人惶恐，即有动摇与逃散。[5]此时，那个北京大学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动：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请愿，“请毛主席批准”，请得“大旨”压“小旨”，才能避免“秋后算账”。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万人队伍冲向火车站，一千多人强行登车北上。他们之所以看中这列编号626次的列车，是因为它的终点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获“承认”，一跃为“请旨造反”，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造反”逻辑中发生的。
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说“不”，却向皇恩屈膝称“诺”的“请旨者”，他们困顿在那个四级小站，凄风苦雨，饥寒交迫，理应同情。张春桥奉令去谈判，站在卡车上推开雨伞，忍受风雨以及工人的叫骂，亦属难得。但是，安亭工人的这一“先进觉悟”并没有超过1905年1月9日的彼得堡工人，后者也是举着沙皇圣像——称其为“小爸爸”，走向皇宫请愿。安亭道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与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谓同义反复。即使与中国本土工运比，安亭工人也落于历史起点之后：1923年“二七”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林祥谦尚敢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此后四十三年，在毛泽东手创体制下，黄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权”，只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个“总”字，那也与“造反”本意相去甚远，历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泽东激赏的文革标志性事件，所谓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更是一场被夸大的神话。这些人在党政机关中生活多年，正统奴性比王洪文、黄金海们深厚，如果说工人是从“奉旨造反”走向“请旨造反”，这些人则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圣旨”方“造反”。
写作班缘起复旦历史系几位中、青年左翼教师，初名“罗思鼎”，似有古意，其实是谐音“螺丝钉”，也是在“紧跟”当年之“吃香”。1964年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将其纳入麾下，拨“丁香花园”供其内部办公，对外署名“丁学雷”。“丁”即丁香花园，前清大臣李鸿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园；“学雷”，即当时的红色时尚“学习雷锋好榜样”。“丁香花园学雷锋”，岂非滑稽？而当时的授、受双方却浑然不知。“为革命而写历史”，本身即生活在历史的嘲讽中。
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私下策动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为姚文元提供批吴晗《海瑞罢官》明史数据，自第八稿起，直接参与此文修改。1965年11月上旬，两人参加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等参与的定稿会议。文革“造反”后，这一班人对内改称写作组，学科从史学扩及文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成上海地区舆论总管，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传部，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班子已行使宣传部职能，学科“齐全”，足够使用。林彪事件后，这个班子为毛泽东提供专项服务，注释古籍大字本，密印专送。个别人从事与学者形象不相称的特殊任务：在不服张、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学生里安插卧底，密写情报，则又超过了宣传部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