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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化(4/5)

六、中国的宣传的最大弊端

中国的宣传方针奉行的是党性原则,无所监督,无所竞争,只要为了“革命需要”,只要符合党的利益,尽可编造谎言,封锁消息。

1、编造谎言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生长著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但在当时死也不承认,拼命睁眼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为的是像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在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在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果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恐怕记者们自己也不相信。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而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一些笔记本,其中有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将这句话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不能事事说谎;事事都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只是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而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哪怕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共产党的报纸对自己才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的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强调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如此的坚定,是因为他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了。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大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

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话,背地里呢?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话?其实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生动的体现。

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要封锁的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7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2万6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30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的老军医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作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的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先生只是其中之一。”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经典帖子,这个帖子也同时说明人们对“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的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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