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座墓葬的消息充斥着人们的视听。
一座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尽管明知西汉厚葬之风，但考古现场一堆堆的马蹄金和数以吨计的五铢钱，还是亮瞎了我喜欢追逐汉代墓葬发掘、汉代建筑遗址考古的眼睛。
另一座则是正在热播的纪录片《帝陵》，讲述位于西安咸阳原上的九座西汉帝王陵，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一手缔造了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的长陵。纪录片以热情洋溢的语言高度赞美了长陵选址的科学性，长陵修筑的重大政治意义，以及由长陵而起的汉代陵邑制度所体现的汉高祖刘邦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谋略。于是，长陵被定格为大汉王朝的一座丰碑。
其实吧，长陵不是丰碑，而只是一座墓碑，建在千千万万尸骨上的一座墓碑。
咸阳原上的西汉帝王陵号称媲美古埃及金字塔，有中国“金字塔群”之称。刘邦当仁不让是其鼻祖。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今天的长陵呈覆斗状，仍高32.8米，足有十层楼那么高，的确如同一座宏伟的金字塔矗立在咸阳原上。
然而，刘邦营建长陵之时正处于西汉王朝立国之初，民贫国弱，连皇帝出行都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则只能乘坐牛车，民间更是一片凋敝景象，史书中汉初“人相食”的记录比比皆是。在不吝国力修筑长陵的同时，萧何还为刘邦营建了气势恢宏的未央宫，其体量是今天北京紫禁城的六倍之巨。
正是刘邦的长陵开启了西汉厚葬之风。此后，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刘邦的长陵一起，不仅有巨大的封土、墓葬、陵区，还设邑建县，迁徙大量人口于陵区附近聚居，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等需要，这就是汉代的陵邑制度。
咸阳原上的帝王陵中汉景帝的阳陵进行了发掘。考古工作却让我们发现，历史上以轻徭薄赋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的阳陵修筑时间长达二十八年，无数囚徒戴着沉重的刑具参与营建并悲惨地累死、病死陵区中，尸骨被随意凌乱地堆放在一起。汉景帝的阳陵是建立在成千上万囚徒的累累白骨之上，咸阳原上的其他帝王陵又何尝不是呢？
不得不说的是汉武帝的茂陵。这是咸阳原上修筑时间最长、体量最大、海量奇珍异宝最多的帝王陵，更有“东方金字塔”美誉。汉武帝在位时间五十四年，茂陵的营建时间便长达五十三年。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动用了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来修筑茂陵。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东征西讨，到汉武帝去世时，西汉王朝的局面是“海内虚耗”、“人复相食”，但茂陵中的陪葬品却已经多得放不下了。所以，茂陵是历史上最招惹盗墓贼的陵墓。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城开始，以后历朝历代，每逢朝代更迭、天下大乱的时候，总会有义军、兵匪光顾茂陵。其中最为生动的说法是，赤眉军洗劫茂陵时，成千上万的人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海昏侯墓仅仅是一座侯爵的墓葬，而从中出土的金器和五铢钱多得甚至令见多识广的考古工作者也瞠目结舌。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咸阳原上的西汉帝王陵的地宫中沉睡着多少奇珍异宝，在那些写满了“人相食”的时代里，是多少普通民众的生死血泪。
其实，早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西汉帝陵被破坏、盗掘的惨状就让刘秀深刻地意识到，西汉“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并不可取，不仅靡费国力，败坏社会风气，更招惹不法之徒的觊觎。所以，刘秀曾颁布诏命，并以身作则，实行薄葬。三国时期，为筹措军饷，专门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职，盗遍西汉墓葬的曹操不仅崇尚薄葬，还在自己死后搞了疑塚，生怕不法者骚扰自己的地下生活。
西汉厚葬之风的初衷，不过是因为相信人死后，仍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地下世界，希望自己生前所享用的财富和尊荣能一并带到地下世界，继续享用。所以，陵墓甚至和宫殿还不一样，它纯粹是个人的私享物品，即便是帝王陵也不值得歌颂。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多年前席卷全球票房的好莱坞影片《史前一万年》。故事虚构了一个视人民如牛马的史前帝国。苍黄的大地上矗立着巨大的金字塔，千千万万衣衫褴褛的民夫如同蝼蚁一般，拖曳着巨石和圆木，就连史前巨兽长毛象也成为了满身绳索的运输工具，悲惨地依次行进在灰尘漫天的工地上。衣着华丽的暴君在宫殿中眺望自己权力的象征——金字塔，将它视为一个伟大帝国的丰碑。然而，当不堪奴役的人民揭竿而起、英勇反抗，号称神授之君权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孱弱的暴君颓然滚落宝座之下，华丽的衣饰下掩藏的，只是一具爬满苍蝇的腐肉。
这就是《史前一万年》的故事。虽是虚构，却无比真实。虽则简单，却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常识：即便在长毛象和剑齿虎的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何谓“暴政”。
咸阳原上的帝王陵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骄傲的历史丰碑，恰恰相反，它们应该是汉民族被强权压迫和奴役的深刻烙印。今天的我们的认知不应该低于“史前一万年”。
2015-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