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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品牌化”、神化及其退化(6/6)

——“毛泽东热”透视

四、“毛热”的社会历史功能及气象预测

如果以上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所谓“毛热”,就不能简单的看作“毛泽东的文化复辟”。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表征,它的爆发与这个社会的弊病,以及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不适应,是密切相连的。就积极的方面而言,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层功用:

第一,它提供了朝野政治家民意观察的“晴雨表”。第二,在反腐化、反特权、声张平等方面,对执政党敲响警钟。第三,通过民间文化热持续不断地对政治发生影响,结束历来只有“圣意”、“上意”,而没有“民意”的政治文化结构。第四,通过民间自由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化对毛的反省,尤其是深化人们对“真人毛”的认识,为毛泽东作为“偶像”和“品牌”的彻底抛弃铺平道路。

但由于毛这个“品牌”的陈旧性和封闭性,这种毛热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也必然具有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导出反动的潮流。譬如:

第一,作为一种“革命文化”的内容,它的勃兴和市场占有,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潮流,必然起到一种阻遏的作用。[43]这对于刚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自由民主人权与博爱的价值观在中国还非常幼弱的植株,将是不幸的。

第二,作为一种“魅力型”偶像,毛对于那些期望“青天”政治的群众,有着严重的麻醉作用,也极易诱导政治家返回“人治”政治。

第三,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空想社会的产物,毛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鲜明的“反现代化”色彩。对中国当代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必然产生不利但并非完全消极的影响。

第四,作为造反成功的领袖,毛是运用旧式“民主”手段,排斥新式民主政治的实践者。毛的符号与行为方式,留给中国民间的记忆犹新。在民众没有掌握新式民主手段而政府也未作出相应改制之前,毛的行为方式将是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的唯一方式,它的发展,将不利于宪政民主建设。

第五,作为一个东方帝国的巨灵,“品牌毛”具有抗衡西方霸权的号召力。一旦中国国际环境的压力加大,民众和政府中的“利益集团”,必将再次打出毛的旗幡,作为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导。届时的中国,将重新对世界关闭,并变得焦躁不安……

五、如何对待“毛泽东热”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崇拜”,是中国两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与中共“革命文化”相结合的产儿。它的“产床”,是科学极不发达、统一宗教阙如而民间迷信浓厚,以及民主政治土壤瘠薄的、以小生产意识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其“助产士”,则是民族危机与革命战争背景下,围绕国家权力与中共党内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作为革命文化的一个分支现象,毛泽东热在中国现、当代精神文化史中,既不是其来有自的,也不是持续不断的,自然也不会是永世长存的。随着其形成的条件的逐渐消除,它也将逐渐退化、变形,以致从历史中冰雪消融。

毛泽东式的专制,更是政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国家权威“去魅力,入法理”的进步,他的消解也是一个必然。

可以理解的是,在现阶段,如果说民众中还残存着毛崇拜的话,那么,绝大部分已不是对那个真实的、丑恶的毛的崇拜,而是对于被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和民众自己——根据党纪和传统道德——“品牌化”的毛的崇拜。换言之,作为崇拜者来说,绝大部分不属于上述第五类。他们的崇拜,有时甚至与毛这个人的思想、行为、经历毫无关系,而是崇拜者将自身理想“对象化”的结果。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经说过:“古来名将皆为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关羽、秦琼、尉迟敬德,就是这样的小神。民间神话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民间神祗,如果将各民族的加在一起,可能上千:凡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江河湖泽,四时节气,金木水火,飞禽走兽,桌椅板凳门窗灶台扫帚……甚至茅坑,都曾被赋予“神灵”。可见是“万物有灵”。在哲学家那里,这成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证明。人们塑造的这些“神”,和他们自身的福祉,其实只有心理上的关系。就像古罗马人喜欢将“一切荣誉归于恺撒”一样,人们喜欢将自己的幸福与灾祸与自己的这个创造物分享。他们塑造出一个高大的“神”,有时是为了体验创造的快乐,有时是为了给不那么高大的自己壮胆。就像“图腾”对于原始部落的意义。

作为一个从类似愚昧和崇拜中走过来的人,作为一个民主自由观念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同时,也作为一介政治文化的研究者,我致力于将毛“去神化”和“去品牌化”的工作,但也十分理解毛热的发生,以及毛崇拜的残余现象。并认为,为防毛的复辟,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仍将是艰苦而漫长的,战线是广大而层次是复杂的。因为它有赖于我们——每个从毛泽时代过来或受其影响的人的彻底“去毛化”——从理念到思想,从思维定势到行为方式,从语言到手段的彻底“脱毛”过程。并以这种“脱毛”后的新人类群体的行为示范于广大民众,让民众自己去自由抉择。

1988年10月2日,我曾目睹天安门广场的马恩列斯像悬挂最后一天的情景。作为一种象征性事物,那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涯中的最后时刻。当时,我十分留意民间的反应。但我所得到的结果是,民间对此毫无反应!我意识到,这是人心已去、大势已去的结果;也是执政党多年来逐渐降温,思想界持续努力,以及最后处理这一事件的智慧手段的产物。因此,我认为,毛画像是否能从天安门城楼取缔,毛遗体是否能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并不是“去毛化”过程的开端,而是这一过程完成或基本完成的结果。

作为一种策略性选择,我曾提出过,毛遗体的去留,可由其家人提出要求,我相信,生活在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中,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符合历史潮流的抉择。同时,我还提出,去除毛的象征物后,可以允许毛作为“小神”在民间留存。[44]这是鉴于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考虑到客观存在,基于对人民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一种“软着陆”的愿望而提出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提倡”、“号召”和“呼吁”把这尊已打倒的偶像重新扶上神位,更不代表我个人对毛的好恶。

【注释】

[1]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毛泽东热”,红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2—303页。

[2]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还存有一份当时的纪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在这份记录里,记载有毛泽东赞同、支援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战略”的谈话。参见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第九章“玩弄的代价”。香港明镜出版社2 006年7月版。

[3]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4]谢和庚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党员,时任蒋介石行营的军事参谋,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著名影星王莹结婚,成为胡宗南的心腹。

[5]见曾志《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回忆》。

[6]参见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第四章“毛泽东主义”。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6月版。

[7]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605-606页。

[8]《张闻天文集》(三),第254页。

[9]尹高潮编著《毛泽东的老师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0]据毛泽东自称,此词作于1936年2月的东征途中,但原稿与发表稿差别很大,胡乔木曾声称最后定稿是他捉刀代斧。

[11]参见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4 页。

[12]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13]参见高伐林《陈小雅谈毛泽东研究及背景》,“绣花小袄与皇帝的新衣”。载陈小雅《中国“废片”》附录。

[14]据传,这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是:活83岁,执政41年。如果以1935年遵义会议算作毛泽东“执政”开始,到1976年毛去世,正好41年。

[15]“28双响”即56响。1949年的毛泽东刚好56岁。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重大庆典和迎接外国元首时,鸣放礼炮21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时,鸣放礼炮19响。毛泽东为什么要鸣放56响呢?后来的秀才解释说,56是28的一倍,28双响意味着1921年建党的中共,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夺得了政权。如果这样,完全可以规定为14双响或28响。有人解释,56响可能是代表中国有56个民族。其实,当时中共尚未将西藏、海南和台湾并入版图,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尚无定论。1954年普选时,选民自报的民族多达数百个;1956年,国务院根据民族识别工作成果,公布了中国51个少数民族名单;尔后经过民族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和识别,直至1983年国务院才正式确定,中国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

[16]参见陈小雅《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第十一章“医生的秘密”。香港共和出版公司,2005年12月版。

[17]参见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

[18]参见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第三卷,红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68页。

[19]参见陈小雅《中国“丈夫”》,第十一章“医生的秘密”。

[20]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95、96页。

[21]见毛泽东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

[22]参见王瑞璞、孙启泰主编《国史通鉴》第三卷,同上。

[23]“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24]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25]见章立凡《毛诗闲品》。载“五柳村”网站。

[26]与毛远新的谈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7]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同努马扎来谈话记录。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8页。

[28]见陈小雅《中国“牛仔”》,第四章“毛泽东主义”,第八节“毛泽东‘精神鸦片’的吸食者”。

[29]见亚衣《火炬在心中燃烧——访员贵州“启蒙”社创办者、诗人黄翔》,载《流亡者访谈录》,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第298页。原载《北京之春》1998年4月号。

[30]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载《海南纪实》1989年8月号。

[31]耿军《毛泽东95诞辰见闻》。同上。

[32]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

[33]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颖县,据德国《世界报》刊登的约翰尼·埃尔林《富裕的毛主义者居住的地方》描述,这里的村庄,仍以一具毛泽东塑像为公共标志,并仍保留着马恩列斯肖像,农民声称仍信奉这些偶像。日本《读卖新闻》记者藤野彰报导,该村至今仍沿袭文革时期每天早晨喇叭播放《东方红》叫村民起床、民兵晨练等制度,并仍实行集体经济,奉行平均主义的低工资和福利制。

[34]1978年末,当时的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现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一篇题为《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章,名为批判彭德怀,但内中明显有“影射邓小平”的文字。此事在专案调查后不了了之。

[35]指1980年8月21日对义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邓在谈话中说,天安门上的毛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页。

[36]亚衣《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访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魏京生》,载《流亡者访谈录》,第157—158页。原载《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

[37]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302页。

[38]见陈小文《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毛主席像章”条目。

[39]即1989年。

[40]张京明《毛泽东潜返人间》。

[41]见郑立新主编《国史通鉴》第四卷,第302页。

[42]见孙丰《毛泽东热是对江泽民的派对性发泄》,载徐水良主编《网路文摘》。

[43]参见陈小雅《未来思潮谁引领?——文化“三环”解析》、《从“一花独放”到“三分天下”——当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嬗变》,载陈小雅《中国“废片”》附录。原载《民主论坛》。

[44]见张伟国《陈小雅关于〈中国“牛仔”〉的答问录》,载《中国“废片”》附录。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9、10月号。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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