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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干河上的风波

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艺术奖,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一件大事。但出版和获奖的过程,却经历了一言难尽的周折。

出书的曲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到晋察冀参加土改。1946年底来到河北阜平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7年10月她刚完成小说初稿的54章,就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批评:农村土改要注意反对干部当中的地富思想。农村干部、地方干部有地富思想,我们的作家有没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写雇农家里如何如何脏,地主家里怎么怎么漂亮。彭真虽然没有点名,但丁玲当然能听出这是指她。会后,军队干部蔡树藩问诗人萧三:“丁玲怎么写这种东西?”[i]当时没有复印机,丁玲的手稿一共复写了两份,一份自留,另一份只给两个人看过:主管华北宣传工作的周扬和诗人萧三。丁玲问萧三:你看过我的手稿,是否对外人道及。萧三说没有,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情况。[ii]看来,向彭真反映这部小说有问题的,只有周扬了。[iii]丁玲很沮丧,只好放下笔,到获鹿县宋村主持土改工作。

周扬为什么对这部小说不满?他没有明说。直到1955年揭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会上,有人质问丁玲:文采形象的塑造意欲何为?是在讽刺谁骂谁?是不是攻击周扬同志?丁玲才意识到,周扬对小说的不满,是怀疑文采这个人物讽刺了他。其实,小说里文采的原型是丁玲丈夫陈明的一个同事。这个同事看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后,觉得小说的描写是善意的。[iv]

1948年4月底,丁玲住进了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到6月初将小说定了稿,月中又到西柏坡请胡乔木、艾思奇、萧三、江青、陈伯达等人审阅。丁玲在西柏坡邂逅到彭真,彭真向丁玲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看丁玲的书稿,只是听了汇报就批评,是不对的,并表示歉意。[v]当时,已经确定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对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这次妇女代表团出国,团员中有劳动模范,有战斗英雄。我是以中国作家名义参加妇女代表团的,是不是要有一本著作带去才好呢?”[vi]胡乔木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vii]

萧三夫人甘露回忆:1948年炎夏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及萧三夫人甘露人等陪毛泽东驱车到离西柏坡二十多里外的地方乘凉。毛泽东问甘露: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什么?甘露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过了半小时,胡、萧、艾三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很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viii]毛泽东说了话,小说就有了通行证。

据学者龚明德说:1948年8月13日,丁玲在大连和光华书店负责人邵公文正式商谈出书事宜。邵公文与丁玲曾同在延安,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有胡乔木等人的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拼排。[ix]小说9月出版。丁玲11月带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国。陈企霞对小说拿到东北出版也有一种说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后,她请我看看。照理说,这样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呀,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了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了这本书。”[x]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或者一出戏的上演,都要经过党的高层领导拍板决定。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人可以否定作品的出版权利,级别更高的领导人也可以让作品起死回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经历的,就是特定时代的悲喜剧。

获奖的风波

1951年,苏联要中国推荐作品参加斯大林文艺奖评选。当时,发生了一场东总部胡同和西总部胡同的争执。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是作家协会前身“文协”驻地。西总布胡同三十号是工人出版社驻地。在学者苏春生说:“申请斯大林文学奖名单时,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双方对立情绪剧烈,弄到各自组织人写文章,要在报上公开批评。”[xi]而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回忆:中国方面最初的选送作品名单中,没有上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报的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xii]当时,赵树理是工人出版社社长,王春任是副社长。他们倡导新文学的通俗化。北京的文化圈里流传:“东总布胡同是高雅人士生产面包,西总布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xiii]双方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时,达到顶点。

学者张霖认为:斯大林文艺奖的提名风波背后有周、胡两位党的文化高官干预。周扬首先推荐赵树理参加评奖,后为平衡各方利益,放弃提名《李有才板话》,并对东、西总布胡同的文学竞争做出各大五十大板的结论。[xiv]周扬召开了东、西总布会议,双方各有五人参加。东总布参加的有丁玲、陈企霞、严文井、王淑明等,西总部参加的有赵树理、王春、章容、苗培时、颜天明。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再批判赵树理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判这两位同志,都得经过我批准。”[xv]何家栋生前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又是如何处理纷争呢?他说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大、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先解除赵树理工人出版社社长职务,让他静心读书,并亲自为他选定了五、六本苏联等国的作品,然后让赵树理下乡。赵树理说:“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从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的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xvi]赵树理到山西盘桓了两个月,远离了纷争。

据任弼时的秘书朱子奇回忆:“1950年春天,我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他们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这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将他的意见转告了在莫斯科的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说,他很少看小说,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却看了,认为是部好作品。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实情,写得生动有味道,也符合政策。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不足,是次要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是否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呢?大概也没有吧!我把弼时同志的这段话的大意,讲给那位苏联同志听,他表示高兴,也很赞同。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入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奖名单,并在苏联报刊上广为介绍和评价[xvii]结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二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丁毅的歌剧剧本《白毛女》获三等奖。”

苏联方面为什么欣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估计和丁玲三次出国有关。当时,中国革命刚刚胜利,中共作家创作的表现这场革命的大型作品还不多,有机会被译成外文,在国外传播的则更少。丁玲除1948年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理事那一次,1949年4月,又一次出国,随郭沫若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5月到莫斯科参加“五一”庆祝大会,并为俄译本写序,还参加了苏联作家协会的欢迎会,应邀到《旗帜》杂志社编辑部介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情况。11月,丁玲再次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庆典。这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在《旗帜》杂志连载,丁玲再次到编辑部参加座谈,受到热烈欢迎。所以,苏联方面要给丁玲的小说评奖,不是盲目的。1952年6月,丁玲获得五万卢布奖金,全部赠给了全国妇联儿童福利委员会。

1954年,周扬率团参加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丁玲是团员。不论是在这次会上,还是在群众场合,苏联方面介绍丁玲这位获奖女作家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而介绍团长周扬时,只有寥寥的巴掌响。周扬受到冷落,当然不愉快。这也为丁玲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i]邢小群:《陈明访谈——关于丁玲》,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ii]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2页。

[iii]邢小群:《陈明访谈——关于丁玲》,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iv]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2页。

[v]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3页。

[vi]邢小群:《陈明访谈——关于丁玲》,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vii]徐庆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42页。

[viii]甘露:《毛主席和丁玲二三事》,《丁玲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50 页。

[ix]徐庆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42页。

[x]陈企霞:《真诚坦白的心灵》,《丁玲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11 页。

[xi]苏春生:《从通俗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2月。

[xii]邢小群:《张凤珠访谈——关于丁玲》,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xiii]张霖:《两条胡同的事事非非》,《文学评论》2009年2期,第111页

[xiv]张霖《两条胡同的事事非非》《文学评论》2009年2期,第114页。

[xv]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

[xvi]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78页。

[xvii]朱子奇:《永不消失的春天——悼丁玲》,《丁玲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6 页。

20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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