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学子董时光
1957 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批判斗争董时光的大会上，他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1946 年，董时光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到美国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经常在美国的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1953 年被驱逐出境。
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的那天，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与他们一一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是：“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董时光随后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由于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在工作上经常与中共党委发生分歧。1957 年“整风鸣放”期间，院党委多次邀请他给党提意见，并且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怀着对于共产党的信任与热爱，毫无保留地介绍了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重庆日报》邀请他写文章，他毫无顾忌地写了一大版，其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党委不要干预太多。”
为此，董时光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刊批，但他坚决不认罪：“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见，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我反而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
他铿锵有力的辩解换来的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政治处罚。
一年后沙坪农场大调整，董时光从三根桥中队调到白夹林中队，我们之间开始有了接触。后来在陶渭熊的文章中，我又读到这样的介绍：“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 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 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 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后来在陈希同案中据说是畏罪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由于董时光是四川乃至全国的著名右派，相关资料中有如下记载：1951 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满腔义愤于1953 年9 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他是个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
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
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共产党的共产专制显然缺乏最低限度的调查研究。他们不知道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容不得普世性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虽然董时光没有参加过1952 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发生在大陆中国的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的政治运动，也应该是有所耳闻。1957 年5 月11 日，他在老教师座谈会上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
19 天后，他又在“文科论坛”上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见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当作“阳谋”圈套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
当反右大潮迎面而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
就是这样一个临危不惧的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之后，在饥饿面前同样变成了一条单纯觅食的“野兽”。我清楚地记得，董时光大约长我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或者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充饥。有一次干警嘲弄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由于饥饿，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争抢食物的豺狼。在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食物。于是，有钱的人将钱缝在衣服里，有食物的人出工把食物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把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天夜晚竟然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猜疑了好多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了失窃危险。但最终，却没有免去死亡的厄运。
1958 年秋，董时光和我一起调离沙坪劳教农场，到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只是不在同一个中队。到了1961 年，他有一次出差挑工具，在路上饿得东偏西倒，为求一饱，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由于饥饿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造成肠梗阻暴毙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时光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都是大右派，侥幸的是没有像他们的弟弟那样死在大陆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里。
林宪君诉说右派往事
难友林宪君当年在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研室工作，因为在日记里面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语，便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林宪君在沙坪农场的劳改集中营里整整呆了20 年，他在《往事不堪回首》一书中写道：“我是1958 年3 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我又是从沙坪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的情况，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 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据粗略统计，三年来全农场死人过半，饿死约5000 人左右。从1959 年起，我们的口粮供应降为每月19 斤，每天6 两。这点吊命粮还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能落实进入肚皮的已是米汤一碗，饿极了的右派们到处搜寻野生动植物充饥。蕨苔、和尚头、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藤成为春夏秋冬的主食。当年曾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此时已变得穷凶极恶，连老鼠、癞蛤蟆、蛇、蚯蚓这类小动物都不肯放过。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烧着吃了。致命的饥饿令人失去理智不顾后果。1959 年秋，我进深山老林砍柴，路边遇见一条约40 公分长的乌稍蛇，爬到树上晒太阳，我急步上前一棍子将它打死，砍下头剥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枝上就烧来吃了。蛇烧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咽塞进肚子，之后上吐下泻，差点送了性命。冬天，一次我路过大堡，因无粮票吃饭，只好买两斤豆瓣酱充饥。下肚片刻即口渴难熬，一路上爬趴在水沟边狂饮。夜半时分仍在翻越山间小路，看不清是什么水趴下就喝。天亮后重返路边小溪，见其水中蝌蚪、蚂蝗、红线虫纷纷游动，令我后悔万分。好在未中毒，活了下来。”
林宪君一度是大组长，也就是管教干部所信任的“教民”，曾看管过未成年的小劳教。据他介绍：“饿极了的小犯人更无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队与公安学校来的付景德带领十几名小犯人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里挖出一块三斤左右的生羊肉。这块肉已腐烂发绿，爬满蛆虫，臭气刺鼻。转眼之间两个小犯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付景德见状制止他们说：‘这种东西吃了会送命的！’饿极的小犯人边啃边吞说：‘反正我们早晚都要饿死，打个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后方知，这块肉是一名惯偷从彝胞那里偷来的一只羊，吃不完分成几块藏在这里后忘记了。”
一年之后，付景德因“逃跑”未遂被关进禁闭室。在一次押往工地劳动时私自离去，被看守的公安开枪打死。
小犯人为了生存，见什么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些知书识理的右派，在与饥饿的斗争中则软弱得让人心酸落泪。华西医科大学教师钟廷跃，全神贯注地等待一个农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后他用树枝拨开粪便，捡出十几颗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粪渣便丢进嘴里。四川大学的戴心如教授，在铁筒里煮熟了一只癞格宝（蛤蟆），正喜滋滋地准备享用这“美味佳肴”，被中队罗队长一巴掌打翻。他舍不得到手的肥肉失去，便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这样才把生命延续到1979 年改正归来。
三年大饥荒使沙坪农场的多数右派都患上水肿病，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每个中队都有一片坟场，死者既无棺木更无墓碑，一穴数尸或十数尸。林宪君所在的小组开始为23 人，几个月后只剩下7 人。与其它组合并后，再过几个月又由20 多人减为6 人。他前后经过多次小组、大组、中队合并，死的人可想而知。能大难不死，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1960 年春，林宪君被派往跑马坪后山林区官料河边烧杠炭，供农场干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带领14 名身强力壮的小劳教犯人进入深山伐木。经常饿得发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粮只有一小碗苞谷萝卜糁，出工前就已被消灭干净。幸亏有付景德在播种小麦时偷来分享的一包小麦种，平时不敢吃，只有悄悄带进山里偷偷塞进口中。这袋生麦种助他度过一个饥饿之春。14 名小劳教犯人却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烧炭任务无法完成，只好全部撤回五中队。
不久，这批小劳教犯人陆续死亡，大部分都是林宪君亲手埋掉的。年底，这个烧炭大组连林宪君只剩下三个人。其它农业大组的小劳教，大多都躺在通铺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临。“队部为减少死亡人数，对即将死亡尚未断气的小劳教，采取立即送作业区卫生所的紧急措施。我身为大组长，几乎每天都有送病号的任务，每送一个可领一个苞谷耙作加班饭。如果一趟背两个可得两个苞谷耙。那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髅。我一个背兜可以装两个。大多数还未送进卫生所半路上就死了。卫生所不收死人，背回中队要挨批评。两难之下，只有就地处理，可手上又未带锄头，只好将尸体抛向波涛滚滚的官料河，由河水将尸体冲走。一次，我背了一个小劳教叫肖复兴，他趴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林大组长，我三岁丧父，妈妈靠捡垃圾把我养到十七岁，因肚子饿偷了公社几个红苕，被判了劳教……我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能见我妈妈一眼……’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答应，只闻到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在五中队，一觉醒来常会发现旁边的人已长眠不醒。有的说着话，一头栽下立即气绝身亡。市公安局来的唐步明，就是和林宪君边说话边倒下的，再也无法将他唤醒。在零下20 几度天寒地冻的跑马坪，土地硬如坚冰，已没有足够的力气挖坑埋人，只是刨开一些浮土把破草席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再刨些泥土盖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来年积雪融化，尸体暴露荒野，被野兽撕咬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此情此景令即将就木的右派们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自己的来日也是如此，纷纷互托说：“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分上，千万埋深一些。”
结束语
由毛泽东一手策划发动的反右斗争到现在整整五十多年了，毛泽东政权的继承者迄今为止也没有对他所犯下的这一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的罪行进行忏悔和赎罪，而仅仅以轻描谈写的“扩大化”三字一笔勾销，这是绝对不能令人接受的。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大多数人道灾难始于反右。没有反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不会有“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不会有“法轮功”惨案。共产党自此封杀言路、戕害正义，为阿谀奉迎之辈、无耻卖友之徒提供了晋升的阶梯。尽管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对于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与改变，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横残暴的“共产专制制度”依然没有改变。大陆中国的根本出路，只在于像欧美文明国家以及日本、台湾那样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以至还政于民，还利于民，逐步建设和完善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揭露批判毛泽东杀人不见血的残暴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