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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3/4)

五、从“公社委员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到新干部“补助”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的初稿中,被张春桥删去的还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23]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又一原则。

1949年后,干部工资普遍高于普通工人工资。工人中工资最高的八级技术工人,文革前的工资只相当于15至17级干部收入;市级领导的工资更是数倍于普通工人。虽然在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批判期间工资被“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整个文革十年,对干部的工资标准基本没有触动。这是巴黎公社原则在强大的干部阶层前的却步。

相比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尤其是老干部工资的原封不动,文革中进入各级科层的新干部工资和职务并不挂钩。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工资仍由原工作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甚至王洪文,当他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的工资仍是他原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

新干部当了领导,体制身份还是工人编制,从原来工作的工厂领着原来的工资,一般每月只有五六十元,而担任同样职务的老干部工资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以上。老干部高工资的依旧,对担任了同样级别职务的新干部肯定会带来心理冲击,也是新干部的现实榜样。那些新干部,过去身在底层时,并不了解干部特权到何程度。而当他们也跻身上层,才窥到一豹之斑。文革高举批判的旗帜,但文革的批判没有触动政治等级身份制,包括干部等级和干部特权待遇,尤其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这些“待遇”是那样理直气壮,为新干部作出巨大榜样。许多新干部在最初掌权时,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不受限制的权力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当权力找到理由,便会很容易击垮道德的防线。

为了新干部的职级与工资不匹配的问题,1975年1月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曾特地向张春桥汇报关于上海调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生活补贴问题,请示说他们生活有困难,是否继续发给补助,或者由中央直接管。张春桥表示,这些事情本来都应由中央组织部分管,但组织部的工作现在还未开展,以后再说。对于文革中被提拔的新干部的工资标准,据说1973或1974年左右有关方面曾经请示过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可以比他们原有的工资高一点,但比现在所担任职务的工资低一点。[24]如果周恩来确实有过这样的指示,那他的意思显然是: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不要加到同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此外,经张春桥同意,1971年开始,新干部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由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担任了市革委会工业组负责人的工人造反派陈阿大,自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每年两次补助,每次80至100元。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补助大都是一次性的,主要是大病诊疗费一类的应急性临时补助。至于王洪文,自1968年以后,则由市革委会办公室每季度给他发放“生活补助”200至300元。这样,加上上棉十七厂发的工资,每月共130至160多元,相当于上海12至14级干部的工资。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据说周恩来曾经就工资标准请示过毛泽东,毛说:“和你一样”。周便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王洪文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第一个月的这笔工资他就没有拿,以后也还是在厂里领取原来每月64元的工资。[25]后来上海方面则又将给王洪文的“生活补助”每季度增加到500元。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6年8月的五年八个月,共补助1.1万多元;其中1974年到1976年8月的两年八个月,共补助7,000多元。对其他调去中央的上海新干部也是这样提供补助。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说:“他们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没有人管”。马天水指示,给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干部尤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如金祖敏等发补助。于是每人每年一般补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26]

所谓官员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只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新干部而言,老干部的工资始终没有降低。而且根据已经实行的对新干部发给补助的政策来看,很可能对新干部工资水平的限制也只是暂时的。如果这样的补助政策持续并扩大实行,这些新干部的实际收入也将超过普通工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对于广大普通工人而言,与他们生活休息相关的工资标准,始终没有向官员工资水平接近的迹象。不但如此,甚至下降。文革前上海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起点工资,一般在42元左右,文革中被降到36元。因此,就老干部不被触及的高工资以及新干部的“补助”而言,巴黎公社的这个原则在真正意义上也是并未被执行。

六、从“工人武装”到“民兵指挥部”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又一原则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这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虽然没有提及,但毛泽东文革中确实有武装造反派的念头。

毛泽东对文革初期军队不支持造反派始终不满。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因被保守派包围住处,毛仓皇逃离武汉,坐飞机往上海。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他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却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所提口号,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27]

8月4日,上海以王洪文的“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集结几万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另一造反派组织“联司”,毛泽东观看了现场录像的全过程。当天,毛便给江青写信说:现在有75%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这封信当即在中央部分人中传阅,王力感觉到:“毛主席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28]而张春桥则在三天后的8月7日打电话给王洪文,支持建立上海的工人武装“文攻武卫”组织。8月26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上海的文革工人武装就此建立。

毛泽东武装造反派的想法是否从巴黎公社而来?目前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至少,毛对军队普遍抵制文革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一个制约反文革势力的左派武装。据说,毛曾对张春桥说过: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有枪,中国的工人就不能有枪?[29]1967年全国武斗频繁,群众组织从军队方面抢枪事件层出不穷。但毛认为抢枪情况不严重,而且说对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30]自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只有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保留了下来。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称为民兵,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于1972年改名为民兵。

上海文革中的民兵建设始终为王洪文所关心。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可以说,王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非常熟悉。他始终将“改造民兵”作为自己的工作强项。为了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改造民兵思想的理论资源和政策依据,王洪文在市委写作组的辅导下,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者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者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此外,王洪文还特地学习列宁的《军队和革命》,这是一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显然,王洪文是要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他建立和扩张工人武装的依据。1975年10月13日,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改造民兵的有关指示时,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31]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武装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而从1967年11月25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份要求改名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王洪文们对这个武装力量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32]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不同,后者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更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如何建立这样的工人武装?1967年7月30日张春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及,毛曾经多次提出要改造民兵。[33]虽然尚未查到毛对改造民兵的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但从之后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实际措施可以看出,王“改造民兵”的核心就是尽量剥离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的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各区、县武装部。文革中的上海民兵建立了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这实际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上海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

上海民兵的形态引起军队警惕,不少军内干部提出,王洪文是在改造民兵的借口下建立“第二武装”;上海警备区对王洪文改造上海民兵的做法也软硬抵制。王洪文一直想把军队在上海各区、县的派出机构——武装部,剥离出警备区,因为军队对民兵的领导是通过区、县武装部施行的。武装部若划归地方党委领导,军队对民兵的领导也必然削弱许多。但王洪文的这个设想遭到上海警备区的抵制,最终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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