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运三周年、中共国庆、港殇。以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电影《逆权司机》在香港上映，票房大卖，许多人联想到香港近年的抗争：同样是争取民主的示威运动，同样遭到镇压，示威者同样被打压。但韩国的抗争结出了民主果实；香港则不但看不到成果，而且似乎离民主越来越远，专制政权的侵凌更嚣张了。
事实上，两者的大背景并不相同。韩国当时的强权是独裁的军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尽管背后的强权本质上也属军事政权，但至少香港仍然是文官管治。韩国军政府的背后靠山是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美国虽然会将地区安全置于韩国的民主之上，但韩国反对派仍然获得美国以至西方民间及半官方支持；而香港争取民主的力量则势孤力薄，大陆人忌之厌之，国际社会也大都屈服于中共强权而对香港议题避之则吉。
《逆权司机》和3年前放映的《逆权大状》，讲的都是当年军政府压制人权的故事，而且都以真实人物和事件作基础。而最后事件逆转，都由于残酷镇压被国际媒体揭露，军政府考虑到所处地缘政治和韩美关系，不得不让步。
70年代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除香港是在英国民主体制下的殖民地之外，其他三小龙都是威权政治下的所谓开明专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对民主的渴求，反对力量或多或少得到美国半官方和民间的支持。这是台湾和韩国可以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国际媒体的压力。在两部“逆权”电影中，都体现到这因素。
《逆权大状》一个审讯场面，律师问警官，是否由他来判断一个年轻人的共党身份，警官说：“不是我，是由国家来判断。”问：“证人所说的国家是什么？”答：“身为律师，国家是什么都不知道吗？”律师说：“知道。我太知道了。大韩民国宪法第一条第二项：大韩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所有权力都由国民产生。国家即国民。但是证人毫无法律依据，一味强调国家安保，就把国民镇压践踏在脚下。”
这就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专政者的根本区别。虽然国家包括领土、人民、主权三元素，但领土和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拥有。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如果国家即国民，如果中国的宪法也如美国宪法那样两百多年都不变，而且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并且三权分立，由专业公正的法官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那么这就是值得国民认同和爱护的国家。如果国家的执政者、执政党和法庭不能够贯彻宪法对人民权利的保障，那么正如一部美国电影中一位律师所说：“人民没有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们要这个国家来做什么？”
如今，这样的国家你不要也强迫你要，你不“爱”也强迫你要假装“爱”，那么在没有国际奥援又势孤力薄之下，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有守护自己的心灵，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做可以做的事，并且要坚信“国家即国民”，权力和金钱是不可能赢得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