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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母亲被家暴的一生

‌‌“我岂止是要打她,我还要拿刀捅她!‌‌”电话那头传来这样歇斯底里喊声,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

像之前一样,他完全不理会别人听到这句话会感受如何。我如鲠在喉,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一脸。我跑出办公室,关好门,在卫生间里大哭。

下班路上,手机振动个不停,来电显示‌‌“妈妈‌‌”,我烦躁得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坐在公交车上,想起小时候的某天夜晚,她到我的房间里,流着泪说她不想跟他睡,‌‌“脚臭得熏死人!还一天到晚的嫌我烦人……‌‌”

我背靠着她,听见她在默默抽泣,听见她在埋怨命运的不公,‌‌“我命贱,命苦……‌‌”她越想越伤心。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觉得心里压抑得很。这时候,我希望自己强大到可以收回母亲的眼泪,我更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可惜我不是个男孩。

很多时候,我对母亲的‌‌“同情‌‌”是大过‌‌“爱‌‌”的。

‌‌“爱‌‌”是什么东西,好像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爱‌‌”是祖母为了有人养老送终,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养子吗?‌‌“爱‌‌”是那个说要用刀捅自己妻子的父亲吗?‌‌“爱‌‌”是那个在自己受了委屈向女儿哭诉父亲多么不好的可怜的母亲吗?

如果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爱‌‌”,那要该如何给它们下一个定义呢?

我只能定义它们为‌‌“命运‌‌”。

‌‌“上天是公平的‌‌”在母亲的身上并不适用。上天从来没有偏袒过她,一次也没有。

母亲3岁的时候,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妈妈抱回来的4个月大的婴儿,会是她将来的丈夫。

待母亲长到19岁,她嫁给了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家庭的重任——生个儿子,给王家延续香火。头胎生了一个女儿,因为营养不足,母亲说大姐姐生下来只有小猫那么大,她抱着大姐姐出去串门的时候,被父亲斥责‌‌“怎么有脸抱出去,不嫌丢人‌‌”。

他们继续再接再厉,两年后,生下了二姐。为了成功完成任务,躲过计划生育的罚款,他们选择送走二姐,创造多余的名额。谁知第三胎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儿,不知道是不是三姐明白自己不是父母想要的儿子,3岁时就因癌症而夭折了,自动牺牲自己为父母创造生儿子的名额。等到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母亲觉得这一胎一定是个儿子。

‌‌“你不像你的姐姐们,你在我肚子里很调皮,老是动来动去。‌‌”母亲说。

母亲怀着我5个月的时候,在田里插着秧,一阵阵袭击的腹痛,让她丢掉秧苗,去了镇上的私人诊所。

医生给她号了脉,说没什么问题,注意休息就好了。

‌‌“你这一胎恐怕又是个女孩。‌‌”医生望着母亲的肚子说,沉思了片刻,问母亲是否要打掉。

母亲摇了摇头。她舍不得这肚子里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男孩。

‌‌“每生一胎,我就要哭一回。‌‌”母亲说。

秋收之后的一天早晨,母亲去割了猪草,挑了一担黄豆回家后,就开始腹痛难忍。祖母迈着她的小脚颤颤巍巍地去叫了接生婆,母亲的小姐妹们将母亲卧房的门、橱柜、抽屉全部打开,据说这样孩子比较容易生下来。

接生婆来了之后,母亲的两个小姐妹像门神一样靠在门槛上,看着母亲生产。这时,王梨花的爷爷听闻我母亲要临盆了,从他孙女王莉花的‌‌“三朝礼‌‌”仪式上抽身出来,到我家候着——因为‌‌“洗三‌‌”生子能得子——是个好兆头。

母亲努力两个小时后,我哇哇坠地了。

‌‌“不是男娃,也是女娃,和我们家一样!‌‌”邻居爷爷像疯了一样在屋外大喊,唱着歌从我家离去。

母亲抱着我,哭了。

‌‌“每生一胎,我就要哭一回。‌‌”母亲说。

她说邻居爷爷幸灾乐祸的歌唱声,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爸爸呢?你生我的时候,爸爸不在旁边吗?‌‌”我着急的问母亲。

‌‌“你爸?‌‌”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她从来没有在意这件事,‌‌“你爸不在家啊。我生你姐姐们,都是我一个人生的。‌‌”

到了我这里,父母终于放弃生儿子的希望了,大概也是因为经济所迫,毕竟我的祖父是个贫农,没有什么殷实的家底,而且祖父很早就过世了。

父亲没有来得及参加我的‌‌“洗三朝‌‌”,就拿着行李外出闯荡了。父亲的‌‌“出走‌‌”,或许是因为没有儿子而不能在王家村立足,所以他要在事业上成功挽回一些男子的尊严。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与母亲、祖母三代人相依为命的生活。父亲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来,大姐姐在卫校读书,回家的次数比父亲还要少。母亲说父亲回家就像住宾馆一样,回家什么活也不帮她干,还要服侍他,连住宿费都不交。

即使父亲回家的次数很少,他还是会和母亲吵架,在我看来他们吵架是因为钱,在祖母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一个儿子。

每次他们一吵架,祖母就会帮母亲说几句,但祖母的帮忙反而是火上浇油,加大了父亲的怒气。父亲气得大骂‌‌“一家的孬子‌‌”,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和祖母还要延续战争的尾声。

‌‌“你以后别借钱给人家了,省得挨骂。‌‌”祖母好心相劝。

‌‌“你晓得什么?!别在一边瞎嚷嚷!‌‌”母亲的嗓门很大,‌‌“他给你钱了,就觉得他对你好!还不是我在家照顾你……‌‌”

‌‌“奶奶,你少说两句!‌‌”我也加入了战争,嗓门也很大。

在这样的战争里,嗓门是我们的武器,好像谁的音量大就代表谁有理。

‌‌“你这孩子,我还不是为你妈好!‌‌”祖母一脸的委屈。

‌‌“为我妈好?你为我妈好,就应该把她嫁出去,而不是让他们俩结婚!‌‌”我嘶喊着,眼泪流了下来,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母亲。

‌‌“他们年轻的时候好着呢,不然哪来的你们?‌‌”祖母辩解道,‌‌“要是你是男孩,你爸肯定不这样……‌‌”

小的时候,祖母经常跟我说,我应该在出生之前,求阎王爷给我一个小鸡鸡,这样我就是个男孩了。

然后,我就在心里假设:如果我是个男孩,爸爸就会对妈妈好一些;如果我是个男孩,妈妈就不会这么可怜;如果我是个男孩,爸爸妈妈的感情就会变好……

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个男孩,我是否会改变我们家庭的命运。生活里没有‌‌“如果‌‌”,我只能是个女孩。

我听见母亲在卫生间里啜泣,我不能站在门外置之不理。我推门进去,母亲坐在黑暗里,我没有开灯,叫了一声‌‌“妈‌‌”。

母亲抹着眼泪说,要不是因为我还小,怕我没有妈妈,她早就去死了。

接着,她想起我们家刚刚盖好新楼房时,她差点喝农药自杀的事来,那一年我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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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在厨房里激烈的争吵着。我站在一旁劝他们不要吵了,没有人听见我说的话。

‌‌“到处借钱给人家,还给别人做担保,现在钱都收不回来了!‌‌”父亲大吼,‌‌“你把我当摇钱树啊,就这样糟蹋我辛苦挣的钱!‌‌”

‌‌“你给过我钱吗?除了娣娣的学费,你没给过一分给我!‌‌”母亲仰着头,大声争辩着,‌‌“那是我的钱,你管不着!‌‌”

父亲气得打了母亲一耳光。

受了委屈的母亲,抡起手里的笤帚向父亲扔去。

站在一旁的我吓傻了,哭着说:你们不要打了……

接下来,我能记得的就是,母亲瘫倒在地上,血从她的鼻子里流出来,8岁的我不知所措地蹲在母亲身旁哭喊‌‌“妈,妈……‌‌”

我的哭喊声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她敲打我家厨房的窗子,问我怎么了。

我抽噎得说不出话来,我只知道我需要她的帮忙,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门闩打开。

好心的路人查看了母亲的状况,马上又去叫了其他人来帮忙。

‌‌“你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个毛巾要给我擦脸上的血,我被他们拉着。‌‌”母亲流着泪回忆道,‌‌“那个时候,你奶奶还住在老屋里,农药也还在老屋里……‌‌”

那是我的记忆里,父亲唯一一次动手打了母亲。之前之后,他们只有争吵,没有打过架。他们吵架的时候,父亲手里如果有茶杯或者饭碗什么的,那一定会成为父亲发泄的对象。等他们吵完了,我就会默默地扫掉碎了一地的残渣。

母亲眼里的泪脸上的血,让我开始仇恨父亲。在年幼的我眼里,是父亲让母亲流泪让母亲痛苦,全都是他的错!我用不接他的电话不喊他‌‌“爸爸‌‌”的方式来为母亲复仇。

一次,父亲打电话回来询问我的近况,祖母喊我接电话,我躲在衣橱里不出来。

晚上母亲回来问我为何不接父亲的电话。

‌‌“为什么你们不像别人家爸妈那样?你们老是在吵架,你总是在哭,他对你不好!我恨他!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孩子!‌‌”说完这些,我哭了。

‌‌“世界上比你可怜的孩子多了,有的孩子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母亲流着泪安慰我,‌‌“记住他的好,忘记他的坏。‌‌”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秉着‌‌“记住他的好,忘记他的坏‌‌”来度过她的前半生的,或许后半生也要秉着这个原则,才能活下去吧。

‌‌“跟别人生的也是女孩,是他的问题。‌‌”

随着父亲在工厂里职位的提升,他挣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母亲一直待在王家村,鲜少出远门。他们的人生轨迹走向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且距离拉得越来越长。

当王家村开始传父亲在外面有女人的时候,母亲曾带我去过镇上一位当老师的亲戚家里,从包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给他们看。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小女孩说那是父亲跟外面的女人生的。

后来,又有一个女人在父亲在家的时候经常打电话过来。祖母说她在楼下听见女人和父亲常常讲电话到深夜。那时,父母亲早已不同屋睡了,他们彼此厌恶而相互仇恨着。

有一次,那个女人打电话来时,父亲出去串门不在家,祖母接了电话骂她‌‌“狐狸精‌‌”。我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懂祖母的方言。

再后来,那个女人还来过我们家里。带着一台长虹大彩电,还有给我买了漂亮书包、文具和发夹。父亲说那女人是他的老板。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来款待他们。他们没吃完,就开车离开了。我追着车子跑了一会,直到看不见车影。

我对那个女老板似乎还有些好感,毕竟小孩子是很容易被收买的。而且她长得好看,打扮时髦,即使她的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看上去可比我母亲年轻多了。母亲因为种庄稼的缘故,皮肤黝黑,还有少年白的白发,眼角的每一条皱纹都在诉说命运的苦痛。令我想不到的,是母亲竟然接受了那个女老板怜悯的1000块钱。

她没有因为父亲在外面的‌‌“女人们‌‌”跟他吵过架,只因为钱的事情跟他吵架。

小时候,与母亲一起在地里锄草,母亲跟我说山那头的村子里有一个女孩,长得和我像双胞胎。

母亲说起那个跟我的眼睛长得一样好看的女孩,语气平静甚至还带着笑意。

‌‌“那个女孩,是爸爸跟别人生的?‌‌”我站在烈日下,问母亲。

母亲带着怒气说:‌‌“跟别人生的也是女孩,是他的问题。‌‌”

年幼时的我,以为母亲借钱给别人是以解他人燃眉之急,年纪大一些之后才知道母亲是在放利息。这大概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艰难的谋生方式之一吧。

母亲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比起王家村同龄的女人来说,母亲能识字,已经很厉害了。母亲写的字,端正好看。她的学习成绩不比父亲差,但家里穷,祖父母承担不起两个孩子的学费,只好让母亲辍学在家帮忙务农。

父亲上到初中一年级时,说他不想再读书了。母亲说父亲在跟师傅学裁缝之前,整天在家游手好闲,与她一起去地里干农活,一般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干,父亲却躲在棉花地里睡大觉。

父亲外出打工后,并没有把自己挣的钱全部交给自己的妻子,除了我和姐姐的学费生活费。对于钱,父亲似乎不信任母亲。我5岁那年,13岁的大姐姐因为找不到父亲让她保管的银行定期存单,而被父亲罚跪的场景我历历在目。等到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让我自己管理生活费学费,我不再向母亲伸手要钱了。

这个时候开始,父亲将自己的一部分银行卡、存折、存单放在我这里,定期的时间一到,他就会拿回这些东西。有一次,他竟然怀疑我取了里面的钱,他说钱少了。

‌‌“你是不是拿钱给你妈了?‌‌”父亲问我。

我摇摇头。

父亲不信。后来父亲知道是自己搞错了,但从那之后,他没再让我保管他的银行卡和存折存单了。

至于父亲有没有给过家用给母亲,我是不清楚的。母亲说没给,父亲说给了,我也不知道该信谁。

表面的完整是用胶布粘好的,里面早已经四分五裂了

母亲因为‌‌“钱‌‌”与父亲吵架,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与我和姐姐吵架。

自从大姐姐生了一个随父姓的男孩开始,祖母和母亲就告诫在读高三的我不要学大姐姐,一再嘱咐我找一个离家近的男孩结婚,且家里有兄弟的男孩。在她们看来,孩子跟我们家姓,才是我们家的孩子。

父亲对孩子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没有那么在意,他说养孩子不是养狗养猫那么容易的。父亲不在意的‌‌“姓氏‌‌”,却是母亲和祖母的‌‌“家族重任‌‌”。

‌‌“你妈撑起的家不容易,你们都嫁到外面去了,家就没了。娣娣要听话,找个上门女婿,看到你生个男娃,奶奶才能跟阎王走。‌‌”祖母的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跟母亲不能谈‌‌“孩子不跟我们家姓不上我们家户口‌‌”的话题,一说,她就哭。

母亲说别人家的女孩都找了上门女婿,羡慕人家年纪轻轻做了‌‌“奶奶‌‌”,流着泪骂我们是‌‌“白眼狼‌‌”。

以前,我还能跟她们说‌‌“我大学都还没念完,我年纪还小‌‌”,大姐姐也还能以‌‌“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来搪塞。但是随着我毕业工作,国家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开始,我和大姐姐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不去生一个‌‌“姓王的孩子‌‌”。

我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延迟着‌‌“结婚‌‌”的选择。大姐姐终于从母亲的眼泪里败下阵来,开始备孕生一个‌‌“我们家的孩子‌‌”——十月怀胎,大姐姐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姓王的男孩‌‌”终于了结母亲和祖母的夙愿。

从此之后,祖母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无男子出席祭祖大礼了,似乎她从未将父亲看成我们王氏家族的人一样;这个‌‌“姓王的男孩‌‌”身上流淌着的王氏血液,终于能让祖母驾鹤西去时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了。

从此之后,母亲在那些招了上门女婿的同龄人面前能直起腰板做人了,能抱着她的孙子在邻居面前,骄傲得说——‌‌“奶奶不好当啊!‌‌”

我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调整好情绪的我,点击了‌‌“接通‌‌”。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母亲声音哽咽。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为什么我不接她的电话,母亲已经在电话的那头哭得不能自已——

‌‌“他说要打死我……我生来命贱,受了这么多年的气……他说要跟我离婚……离婚也好,我一个人过还好些……这么大年纪离婚,村里人要笑死了……反正你们现在也大了,也不需要我了……说我不把他当一回事,不跟他商量,村书记给他打电话,是他不知道你大姐孩子的生辰八字,让村书记找我……‌‌”

在我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的同时,我的手机振动着——我一看,是父亲的电话。

‌‌“妈,妈,爸爸也打电话过来了。‌‌”我残忍地打断了母亲的哭诉。

‌‌“好,你跟他说吧。娣娣,我刚跟你说的,你别跟他讲。‌‌”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了不少。

我跟她说好的,挂断了母亲的电话,接通了父亲打进来的电话。

‌‌“我跟你讲,娣娣——‌‌”父亲急不可耐地向我展示他的愤愤不平,‌‌“你家妈,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根本就不把我当一回事!前两年,把家里的地卖掉,我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昨天,村里打电话说要把你大姐孩子的信息登记到族谱上,我搞不清孩子的生辰八字和姓名,就让打电话问你妈。好了,你家妈厉害了,把你男朋友的名字也写到族谱上了,要不是村书记跟我讲,我还不晓得!你和你男朋友还没结婚,以后结婚的要不是他呢?还有你,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

父亲的咄咄逼人,让我说不出话来。

‌‌“妈问我,我就跟她说了。‌‌”我努力地崩出一句话,‌‌“再说,以后结婚要不是现在的男朋友,也可以改啊。‌‌”

‌‌“你个孬子!那是族谱,族谱!那是大事,说改就改了?!跟你妈一样孬!你们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家之主,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

父亲就这样挂断了电话,留下这边一脸错愕的我。在我还没回过神时,电话再次响起,是父亲。

我用最大的力气,平静地为母亲‌‌“申冤‌‌”——告诉他不应该跟村里人打电话说要打妈妈,试图向他传达母亲的‌‌“受伤‌‌”。

‌‌“我岂止是要打她,我还要拿刀捅她!‌‌”他咆哮道,挂断了电话。

我的眼泪像开了阀门一样,汹涌而出。我的胸口堵得快让我窒息了。

15岁那年,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与母亲离婚,毕竟那时他早已事业有成。

‌‌“至少,这个家在表面上看来是完整的。‌‌”父亲对我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得诧异。

‌‌“可是,这个表面的完整是用胶布粘好的,里面早已经四分五裂了。‌‌”我似乎在用一种请求他们离婚的语气。

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不语。

手机上的8个未接电话——用红色字体来标示它的重要和紧急,‌‌“妈妈‌‌”两个字赤得我睁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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