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政治之二”一文中，说到北洋时期“首都革命”的两把火，我曾如此感叹：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它其实就是暴民运动、暴民政治，即它其实就是政治超限战，以大众之名，拒绝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这逻辑还可再延伸，即它其实就是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革命的超限战本质的这种认同，毛泽东和陈独秀等党内同志，无疑有着高度共识。
这恰恰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当天，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风。此时的胡适，处境已颇有些尴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风气之先，一度领袖群伦，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来，大时代随即转向，由思想斗争、文化斗争转向主义之争，尤其转向政治斗争，转向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越来越极化。一向温良敦厚的胡适，哪跟得上趟，其个人命运必然逆转。“五四”就这样成了大时代的拐点，也是胡适个人命运的第一个拐点。而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变脸，有新青年杂志的变脸。胡适无法认同老朋友的选择，只好分道扬镳，越来越成了争议人物。
此后，他每况愈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开启的国共合作及所谓国民革命，是大时代的又一个拐点，也是他个人由盛而衰的第二个拐点。他既不认同陈独秀、李大钊们鼓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得罪了共产党；也不赞成孙中山鼓吹的武力统一，倾向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于是又得罪了国民党。对国共两党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他也多所批评，尤其不赞成所谓学生运动，主张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反对学生卷入政争。这当然更惹恼了青年学生。这时的胡适，已经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
撕裂的时代，极化的时代，是所有人必须选边站队的时代。像胡适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更必须站队，更不能让他闪开。他却不仅跟国共主导的“新势力”渐行渐远，还居然跟“旧势力”投怀送抱。1925年初参加段祺瑞组织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几个月后，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见。他在新旧势力之间的这种依违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势力”恼怒。掌握了时代话语权的“新势力”，如何可能对他客气？围攻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给他写信，痛斥他拥护复辟余孽，摧残全国教育。他去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一路被学生追骂。在学生们看来，此时的胡适，“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最不客气的仍是从前的新青年同仁。陈独秀在致李大钊信中嘲笑胡适“跪着造反”；鲁迅则以向来的刻薄，写了《导师》一文，对胡适毫不留情地各种损，最后大喝三字：“鸟导师”。曾经的青年导师胡适，就这样“百尺竿头掉下来”，成了“鸟导师”，成了“新势力”的公敌。
胡适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学生卷入政争失败后，他即“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同时反复致函北大校方，坚辞北大教职。其实是自甘边缘。但是，名高谤随的胡适，已经身不由己。国共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越来越水涨船高，继夏天的“五卅运动”、秋天的北师大风潮之后，终于在这年11月28日达到巅峰，引爆武力夺取政权的所谓“首都革命”。政权虽没能夺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却成功烧掉了晨报馆，并点燃了全国舆论。即便远在上海的胡适，这时也不可能作壁上观，不复有昨日的清静。
争议的焦点是晨报馆该不该烧。陈独秀的回答斩钉截铁：该。为什么该？徐志摩一接手《晨报副刊》，就组织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中，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完全处于下风，他们早憋了一肚子气，晨报馆在他们眼里，早就是反苏反共的桥头堡，早就是敌人。如今世学者已经指出的：
在那个时代，对苏俄的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表明你是进步还是反动。这个问题在陈独秀自己那里当然不言而喻，但，《晨报》居然还作为问题讨论，讨论下来，结果反俄还占了上风。这种落后反动的报纸为什么不该烧？烧报纸的逻辑乃是陈独秀当年不准《新青年》发表反对白话文的继续。因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新青年》是自己的，说不发就不发。《晨报》是异己的，必不容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
陈独秀和他的党内同志认为该烧；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对《晨报》同样恼火，同样认为该烧，因而领头者即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干将朱家骅。此时的晨报馆，跟胡适的处境很像，都把国共代表的“新势力”给得罪光了。区别只在于，晨报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胡适则是一个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后有朋友庆幸胡适走得早，否则，“首都革命”的那把街头之火恐怕也饶不了他。
《晨报副刊》发起的这场苏俄问题大辩论，本来都是文人之辩，按说不会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们固然都是秀才，身后没有兵。陈独秀及他所属的国共阵营，身后却有千千万万兵。这千千万万兵拿段祺瑞等武将暂时没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计划只好推迟；但拿来对付晨报馆及徐志摩们，却是绰绰有余。火烧晨报馆的滚滚烈焰，就这样腾空而起。在陈独秀们看来，这当然是神圣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报馆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
“权力使人腐败，革命使人堕落”，是时人冯胜平的一句名言。“革命使人堕落”这点上，早年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算是典型。亦如今世学者已经指出的：“游行群众是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来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馆的。事实上是，朱家骅们此刻正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怪异在于，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不准别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报》的自由在哪里？”平心而论，此时他们确已丧失了起码的理智，被自己心中的戾气和大时代的洪流彻底裹挟。而他们并不自知，还以为这是追求理想，是高尚，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这让胡适忍无可忍。尤其对老朋友陈独秀的堕落，他是再也看不下去。所以他不顾自己处境的尴尬，最终站了出来，对老朋友猛击一掌。这也不只是他对老朋友的态度，也代表了他对那个大时代的态度，代表了他对那个大时代的痛心疾首。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他对那个大时代的宣言书。
这就有了1925年12月初，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载诸《胡适文集》第7卷。今天重温这封信，其当代性显而易见，值得细细品味。好在这封信篇幅不长，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这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注：《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实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与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眼界。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适的惋惜、沉痛、伤感及巨大忧虑，可说溢于言表。这不只是对大时代，尤其是对于陈独秀这班老朋友。他们不仅并肩战斗过，而且他们本来有共识的，最大共识即是胡适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们共同署名的《争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飙犹在绕梁的时刻，陈独秀转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前夜，那时他多少还属于原来那个陈独秀，多少还有一点对自由的忠诚。但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抵挡不住苏俄代表的游说以及大时代的诱惑，急剧转向。
陈独秀的这一转向，归根结底，是从英美版的“自由”转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阶级专政”，即胡适所说的“阶级专制”，即只允许拥护我的自由，不允许一切反对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颜色的自由。这当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适坚守的自由，水火不容。这才是最大的堕落。更不幸的是，这堕落已然成为时尚，成为时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识阶级的主流。这时代的主流或者说知识阶级的主流，实际上，从所谓五四运动，已然发端。其后的首都革命，不过发扬光大而已。这其间的悲剧之一，则是知识阶级的堕落。“五四”开始，学生即有“丘九”之谓，而到所谓“首都革命”，“丘九”之风愈演愈烈。应该说，恰恰是知识阶级，成了百年来打砸抢的先锋，成了百年来砸烂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锋。一言以蔽之，最应该谦卑和克制、最应该审慎和律己的知识阶级，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这个时代，的确如胡适所预言的，一切爱自由争自由的人，都再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头重温胡适致陈独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温暴民时代来临前夜即民八年的那个温情脉脉的感人场景——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当时胡适是否沉痛和伤感到落泪，反正我写到这里时，真的有点情不自禁，两眼潸然。今天回头看，这场景该是何等美好，有着这美好场景的时代，无论有着怎样的问题，跟后来的时代比，显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复得的天堂。胡适们没能挡得住这天堂的失去，那是属于早年陈独秀们的时代，人心开始沦陷的时代。没有底线，只有不断探底；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不屈从于时代的胡适们，空余一腔忧思，什么都挡不住，什么也改变不了。于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后，很快有了又一次街头革命即所谓“三一八惨案”，有了刘和珍等学子的喋血。
接下来是所谓海陆丰农民运动，是所谓湖南农民运动，是武汉时期所谓工人运动，暴民时代这潘多拉盒子一经知识阶级亲手打开，就不可能再关得上。底层为主力的痞子运动的登场，也就不可逆转。胡适所最担忧的“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很快成了现实。最终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底层暴力最终胜出，并在砸烂一切打倒一切之后，把最后的锋芒指向了自己从前的导师或者说盟友知识阶级本身。一定程度讲，这难道不是报应么？不值得百年之后的我们深长思之么？
但是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见到多少这类深长思之。历史的惯性可能依然强大。在这个据说历史最悠久的国度，最缺乏的恰恰是历史感。这可能是此国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最让人无话可说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