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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隐忧与人民付出的代价

路旁的电动车厂不断传出恶臭,骆妍丽(译名,Luo Yanli)担心这些废气会影响到她的两个孩子。

余先生(译音,Yu)则担心中国政府将针对一些未能发展起来的国营企业,解雇数以百万计的员工,令他们被“抛弃”,就好像他十五年前所经历的一样。

马克‧温伯格(Mark Weinberger)担心中国堆积如山的国债有触发破产的可能性,影响其跨国企业下几千名在中国工作的员工。

三人分别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不约而同地称支持中国实行深化经济改革,但他们的故事揭露改革背后的忧虑以及可能引致的后果。

担心健康

艳丽住在中国南部的深圳市,初春的晚上仍然温暖湿润,但她在家里都不敢开窗,因为比亚迪电动车厂不断传来浓烈的气味。

“我们买这个单位时,发展商告诉我们这家工厂会搬到别处,但搬来后,情况迟迟未有改善。”她说。

连串示威后,这家工厂曾被彻查多次,工厂安装了一些密封不透气装置,防止气味扩散。当地人告诉我们,工厂部分生产线已经移至别处。

她说:“气味太浓烈,严重干扰我们的生活。”她手抱小儿子,女儿则在旁边玩弄胶叉。

他们和附近邻居也不知道这些气味会否带来危险,他们在家中安装空气净化机,期望吸走这些传入来的臭味。

这家工厂属于世界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商——科技界龙头比亚迪。中国希望比亚迪在电动车及车辆电池方面,能够在市场抢占一大席位。

大力推动汽车电动化并不单纯是行业策略,也是试图应对中国严重的污染,当中最显著是空气污染问题。

鼓励基建、针对生产商-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严厉配额需求。这些都是北京政府致力让国家经济减少依赖政府投资及廉价出口,而改为发展较先进、可持续发展为本、并且以消费带动的经济。

我问妍丽,用臭味和废气来换取发展值不值得?她认为值得。

可是,窗户牢牢地关闭着。

适者生存

在三千公里外的沈阳,计程车司机余先生载着我时,指向一处地方,说那儿以前有一家炼钢厂,他曾经在那儿工作。但炼钢厂早已变成汽车代理商和住宅大厦。他以前经常穿过的大闸,现在已经是用作销售凯迪拉克汽车。

十五年前的国家经济改革开放下,他被遣散,获赔约五千美元的一年工资。

我问他这城市有没有甚么地方,和他在炼钢厂工作时期是一样的?时隔多年,提起这个,他亦显得有点激动。

他说他是被政府“抛弃”的人,除了赔偿之外,没有其他支援,也没有接受其他工作训练。

后来,他生了两个孩子和考了计程车牌照。

他深信改革可以为市场带来竞争。

“我认为这是适者生存的问题。”他说:“有些包袱是要放下来了,但问题是民众是否应该安置得更妥善?”

他们都听过沈阳工人“被安置”的消息。

辽宁省目前是中国表现最差的省分,曾经是生产重地,目前依靠煤矿和钢铁业支持国家的“铁锈地带”,去挽救城市经济,未来亦即将有第一间民营银行,名为“振兴”银行。

离开汽车代理商以及大型商场,我们来到沈阳的利生华园附近,这儿的大街堆满了胡乱丢弃食物和垃圾。

其中一座残破的住宅大厦底层的凸窗,有一个自制的鸽舍。那儿是附近煤矿工人的宿舍。

中国正面对传统产业长期产能过盛的问题之际,亦逐步弃用煤矿去暖家和支撑经济。许多煤矿已经封存。

一个公交司机在利生附近的医院外对我说,他过往一天驾驶公车来回矿场17次,现在仅余下7次。

“许多人都退休了,但企业无法聘请新员工,因为薪水太低,没有人想来这儿。”他说。

日落时,一个卖生果的女摊贩说,她的生意在过去两年下挫3成,称因为这附近的工人薪水愈来愈少。

市场老板说,过往客人每天都买猪肉,但现在每次买肉,都要分开两三天来吃。

在当地大部分人也不愿意走到麦克风前说话,包括一位退休矿工,他称有些人的收入已经跌了一半。

继续增长

余先生所提倡的适者生存,目前无迹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走到这一步。习近平政府几年前承诺提升市场力量,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的角色”,但似乎这个承诺继续只是一个承诺。

数以千计的工厂被关闭,主因不一定是生产力欠效率,其中一些是因为其污染的效应。

中国的国营企业在多个行业中也进行了整合,银行(近乎全都是国营)亦会介入一些最受财困的企业,以股权协议借钱给它们抵债,近乎是出面救济。

不过,目前中国未出现倒闭潮,因为政府致力维持社会稳定。但集中性的失业潮,或许会引发更多示威,威胁社会安定。

2016年,中国低息贷款和政府支出上升,政府没有向那些低效率的国营机构开刀,它们是要更多低息贷款,但息口也是更低。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在增长,幅度羡煞许多已发展国家。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7%,增长速度放缓,预料会迎来平稳期。

债务泡沫?

不少人认为,负债和风险混合起来,会在中国触发一场经济灾难。

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总裁马克‧温伯格(Mark Weinberger)不认同。安永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我未见到有迫在眉睫的灾难。”他在上海对我说:“中国的增长仍然足够抵债。”

也许是因为他能够向中国第二大城市的市长提供意见,所以如此乐观并不出奇。

但温伯格警告,没有人可以自满:“当债务愈滚愈大,成本之高,超逾经济增长,那就会衍生出问题。”

中国国债高企,目前约为每年经济产量的260%,预计会进一步上扬。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债务均由国营企业承担。

具风险的措施也在增加,特别是围绕“影子银行”的行业。北京亦留意到有关问题,所以早前打击保险市场,针对一些知名的私营企业,指它们筹集资金的方式风险太高。

纽约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德意志银行、地中海领乐部及伍尔弗汉普顿流浪足球会等等,如果公司持有或拥有上述公司股权,都是目标之一。

这些措施把船稳定了,但或许只是表象。

其他更重大的改革仍未发生,例如金融市场改革、偏远土地改革,以及户籍福利制度改革等等。

但明显有所改变是,在中国国企之上,进一步深化党的角色。近日有消息指,一些外国企业,或合资公司被要求在重大商业决定上,给予共产党平等话事权。

习近平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面对着中国经济上许多挑战,而北京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要强化党在生产要素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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