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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叶剑英(4/4)

4、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

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84]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85]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87]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1942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88]“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89]陈毅提到的这6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2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6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90]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痛处,毛便“龙颜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91]“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93]“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94]“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95]“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96]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释】

[1]《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2]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第40页。

[4]“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华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 03年7月22日)。

[5]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 002)。

[6]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7]出处同上,第209页。

[8]1927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9]出处同注[6],第209-210页。

[1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华夏文摘》增刊第324 期(2003年2月10日)。

[11]出处同注[6],第254页。

[12]1965年11月30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

[13]出处同注[6],第283页。

[14]出处同注[6],第284-285页。

[15]《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16]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7]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18]出处同注[6],第278-279页。

[19]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 3页。

[20]出处同注[10]。

[21]出处同注[19],第182页。

[22]《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 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出处同注[6],第281页。

[24]出处同注[10]。

[25]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北京),公益图书馆扫校。

[26]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引自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第283页。

[27]《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96-198页。

[28]出处同上,第201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31页。

[30]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31]出处同上。

[32]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页。据陈虹的文章,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页刊登了任可的读者来信,指出陈虹的文章引用有误。任可写道:“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

[33]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1998年第5期,第3 9页。

[34]出处同注[32]陈虹的文章。

[35]中共中发[66]268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36]“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1966年5月1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 月19日)。

[37]廖的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出处同注[1],第284页。

[38]《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1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39]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

[40]出处同上。

[41]出处同注[39]。

[42]出处同注[39]。

[43]出处同注[39]。

[44]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 88)第35页。

[45]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1968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7]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单位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革”参考资料[2]》。

[48]出处同注[39]。

[49]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文章,出处同注[45]。

[50]1967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91页。

[51]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1967年7月8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10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53]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5页。

[54]《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47页。

[55]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1982 年第6期,第58页。

[56]出处同上,第59页。

[57]《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页,转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5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页。

[59]出处同注[44],第65-68页;亦见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载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

[60]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9页。

[61]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290页。

[62]出处同注[46]。

[63]后来毛泽东在“九大”期间(1969年4月13日)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4]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65]出处同注[44],第87页。

[66]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 9),第42页。

[67]出处同注[46]。

[68]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69]出处同上;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 988),第207页。

[70]1967年4月10日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71]出处同上。

[72]出处同注[44],第96页。

[73]1967年4月20日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74]出处同注[46]。

[75]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 99),第442-444页。

[76]曾志,“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月刊1986年9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页。

[77]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见1967年2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47页。

[78]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 67)》(1968),第243页。

[79]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页。

[80]王力,《现场历史:“文革”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9-30页。

[8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 08页。

[82]出处同注[80],第30页。

[83]出处同注[80],第30页。

[84]出处同注[80],第31页。

[85]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1 5页。

[86]出处同上,第14页。

[87]《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页。

[88]出处同注[80],第30页。

[89]出处同注[81],第210页。

[90]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页。

[91]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2月抗争’”,《人物》双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页。

[92]当天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5页。

[9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 16页,此段文字引自赵峻防、纪希晨的《“2月逆流”》。

[94]出处同上。

[95]出处同注[46]。

[96]出处同注[90],第128页。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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