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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7/10)

以往提到造反派,较多讲到的是他们如何“揪叛徒”,斗“走资派”,打击迫害干部。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在“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一部分干部的同时,也勇敢地保护了另一些干部,或为一些蒙冤受屈的干部仗义执言,鸣冤翻案。最有名的就是首都三司的发起单位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他们不但大胆保了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收容、保护了各地来京上访的大批干部。

武汉钢二司和三司革联的一些红卫兵,组成了“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派出人员作了大量调查,为“文革”初期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诬陷为“三家村黑帮”、“地主分子”的中共创始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李达平反搜集材料,并为此创办了专为李达鸣冤翻案造舆论的《李达问题》小报。

“文革”时为中共河南省安阳地委书记、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红旗渠”工程总指挥的杨贵,被河南省委及安阳地委某些领导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撤职并交群众批斗,而支持杨贵的一派造反派则以“揪斗”之名将其冒险救出,辗转护送到北京,帮助他向中央申诉。

“文革”时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一书中写到了北京大学学生“惊雷”和新疆第八中学学生们对他的保护,当时他在新疆已经被诬为“叛徒”、“特务”,成了打倒对象,自治区还成立了“批斗武光办公室”,在这种形势下,北大学生惊雷和新疆八中的学生们顶着天大的压力,将武光保护起来并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全面调查,然后公开站出来为他鸣冤翻案。武光感慨地写道:“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和惊雷素不相识,‘文革’开始后,他来新疆串连,只是我代表自治区党委负责接待群众时,见过他一两次,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是革命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是对革命领导干部的尊敬和爱戴。”[35]

重庆的老干部廖伯康(后在四川省政协主席任上离休),因为在“文革”前的1962年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了对四川省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的意见,1963 年与另外两位干部萧泽宽、李止舟一起遭到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文革”初期又被抛出来作为“黑帮”批判,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回忆了他们在“文革”中得到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支持,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的经过,其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曾昭贵,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纵队派出何亚等学生,组成“专案组”,为他们平反冤案辛劳奔走,廖伯康深情地回忆道:“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36]

对参加武斗的造反派,人们一般都以为只是些嗜杀亡命之徒,不知道他们中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文革”时为重庆第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中回忆了他的一个18岁的中学同学,外号“少帅”,在武斗初期的一次棍棒钢钎厮杀中,被步步追杀,退到三楼阳台,“少帅”一人在楼梯口拼死抵挡,掩护其他同学撤退后,自己高呼“毛主席万岁”跳下阳台,幸好被墙上的大批判专栏遮雨檐栏了一下,活出来了……张鲁感慨地称之为“我于书本之外见到的第一个英雄”[37]。像这类武斗中的“英雄壮举”,各地都有。在四川省宜宾市的翠屏山,当年曾建有许多“红旗”派的“烈士墓”,其中就有“燕子岩六壮士”之墓,据说他们是在武斗中被围困无路可逃时,“宁死不屈”,学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的样子,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跳岩自杀。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武斗中死了二十多个学生,其中相当一些人是胸怀“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理想的热血青年,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校外武斗队三〇一野战队的一个成员,无线电系二年级学生董继平,在武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脑浆迸出,经抢救脱险,当年的小报真实记载了他在医院里单纯幼稚的表现:“当他精神好时,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给来看望他的战友、同学、亲人写‘毛主席万岁’!‘815,301’,他性格无比坚韧刚强,一次西交大一同学写给他的一封慰问信,他固执地用他自己的左手去拿出来看,而不许人帮忙。为了早日返回战斗岗位,他忍痛进行着顽强的锻炼,他常常用唯一能动的左手去帮助瘫痪的右手活动,”“……当我们去看他,喊‘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时,他万分激动地举起创伤的手并翘起大拇指,当我们讲到刘少奇、王光美时,他马上比起小指拇。”[38]现在的人会觉得这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一些同学的心目中他却是“麦贤得式的英雄”。

(二)“文革”初期的“反革命”

这是些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和基层党委打击或压制的人。在那时,各级领导干部对这场“运动”都很不理解,根据批“三家村”时的宣传调子,都以为这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因此按照“反右派”时的惯例,把一些平时较有独立思想,或写过一些诗文(即使是歌颂性的也可以被说成是“别有用心”),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小三家村”、“小邓拓”、“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伸手派”、“黑鬼”等等,从而把一些人“逼上梁山”成为造反派。“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这类人在造反派中往往起骨干和领导作用。

众所周知的蒯大富,“文革”时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九〇二班学生,共青团员,在批判被中央决定“罢官”的“蒋南翔黑帮”时表现突出,选为班文革组长,却因批评了工作组的一些作法而被打成“反革命”,并遭到与“蒋南翔黑帮”同样规模的批斗。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平反后脱颖而出成为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中共预备党员。因遭工作组打击迫害,被打被斗,绝望中服毒自杀,经抢救脱险。起来造反后任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1日《快报》1940号上《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作批示,在“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一句旁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39]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陈永康,中共预备党员,地地道道的好学生。“文革”中因工作组将校党委打成“黑帮”并打击大多数教师,愤而写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被工作组和“左派”学生(包括刘少奇之女刘平平)打成“彭真黑市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现行反革命”,限制人身自由,批斗迫害,曾在全校批斗大会上被打得口鼻流血。起来造反后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成员。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高三学生李冬民,“文革”初期为首组织的“东风战斗组”因反对工作组而遭到打击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曾被连续批斗20 小时。后为首于1966年9月6日组建了中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著名青年钢琴家刘诗昆,“文革”初期因给工作组写大字报而被学院革委会抓进“黑帮劳改队”,在中央音乐学院早期红卫兵揪斗院长马思聪、党委书记赵沨等领导干部时,刘诗昆被抓去陪斗并被毒打致左臂骨裂。后奋起造反,一度成为音乐学院造反派领袖。

还有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党言川。“文革”初,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团支部书记王相海等同学给校党委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后被打成“小邓拓”、“反革命”,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党言川因支持他们的大字报而被工作组批斗,后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并上京告状。起来造反后成为郑州大学“联委”(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时为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厂文艺创作组成员,“文革”刚开始时还发表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却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于11月上京告状参加造反,后任武汉“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负责人。

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湖南省委打成“右派”、“黑鬼”、“现行反革命”的人。

“文革”中有一个因救火而牺牲的郭嘉宏,时为江苏省镇江市象山园艺场蚕桑工区生产队长、耕读学校代理副校长。因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关押了四个多月。后到北京告状,参加造反。1967年1月5日作为镇江市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第二次到北京上访、串连,1月19日奋不顾身参加北京某工地救火时不幸牺牲。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战士——记在某工地灭火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郭嘉宏》和社论《无私才能无畏——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郭嘉宏学习》。他可能是唯一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为烈士的造反派。

(三)“文革”前“四清”中受到打击或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人

“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在许多地方是与“文革”紧紧相连的,有的“四清”工作团(队)就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初期“文革”运动。因此“四清”中的矛盾往往与“文革”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的聂元梓,“文革”时为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因为在“社教”运动中卷入了北大的是非漩涡,给校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后遭到打击,被停职、隔离、下放。“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从彭真的垮台看到了把北大问题澄清的希望,看到了“在社教运动中给校党委和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批判和冤屈也有希望得到解决”[40],于是和其他几人一起写了那张有名的大字报……

大名鼎鼎的农业劳动模范、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也受到打击、压制,进驻大寨大队的工作队千方百计要找出这面“红旗”旗杆上的虫子,竟一度逼得大寨党支部的五个支委想要自杀。接着,地委又把长期支持陈永贵的原县委书记张怀英等人打成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分子,搞出昔阳县一桩大案,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当时昔阳政界大地震的“十月事件”……[41]陈永贵在“文革”中就是因此怀着对地、县委不满的情绪起来造反的。1967年1月他到太原,与李顺达、解悦等著名劳动模范一起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联合声明。同时,昔阳“十月事件”挨整的干部成立了“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陈永贵和“十月事件受害者”一起召开大会,控诉“黑帮”罪行,并夺了县委、县人委一切大权,陈永贵当上了昔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3月5日《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报道主题是“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副题是“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

后来曾被安排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文革”时为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4级工),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中共党员。文革前“四清”运动中曾因所谓“书写反动诗词”受过批判。“文革”中造反后任西安“工联”派负责人。

上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有名的“潘司令”潘国平,“文革”时为上海玻璃机械厂木模工(借调到厂工会工作),复员军人,因给“四清”工作队提意见,被打成“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重点对象。以后起来造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时积极参加过“四清”的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干部,都在“四清”中得到了“锻炼”和“教育”,有的还在“四清”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实际上成为他们参加“文革”的一次预演。“文革”中曾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主编的重大学生周孜仁回忆说:“文革前大学高年级学生普遍参加了农村四清,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和具体实践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东西,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和十六条完全一致)。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认识,在云南,我曾问过‘八二三’的一把手黄兆琪,他文革初期也完全因此而投入运动,根本不认为这是五七年的重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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