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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1/10)

“造反派”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对它至今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中,“造反派”一词是被使用得最混乱不堪的。许多作者对“造反派”到底是指的什么人,并无准确、清晰的了解,就随意使用这个历史名词,常常把一些并不是造反派,而是“文革”初期的党政机关、工作组、保守派红卫兵或“文革”中、后期的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工宣队、军宣队等等所干的坏事统统归罪于“造反派”。“造反派”成了一个筐,所有坏人坏事都可以往里装。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最年轻的,也大多接近了退休的年龄。除去少数在不同领域通过自己的奋斗做出成绩的佼佼者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知道当今世界上有关“文革”的著述中对他们有着多么不同的描绘和评价——

有人说造反派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打手;有人说造反派是“奉旨造反”的当代“义和团”;有人说造反派是法西斯的“党卫军”、“冲锋队”;有人说造反派是举行“反共起义”的“反共义士”;有人说造反派是“社会渣滓”;有人说造反派是当代中国的“民主先驱”、“人权斗士”;

…………

造反派到底是些什么人?

◇ 大前提:毛泽东号召“造反”

“造反”一词,古已有之,但那时主要是用作贬义,指“犯上作乱”。古代的造反者一般都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造反”二字,而只写些“替天行道”之类的褒义语,不会像“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那样自称为“造反队”、“造反团”、“造反军”、“造反司令部”……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是没有谁敢宣称自己要“造反”的,那时“造反”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质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想造反?!”

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造反”一词,出自毛泽东的那段“造反有理”语录,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段语录是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讲话中说的。

194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新华社在“毛主席在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的总标题下重新播发此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这篇“毛主席著作”此后再也没有得到过宣传,也没有被编入《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著作选读》。因此一般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篇东西和这样一段“造反有理”语录。显然,共产党已经不是在“打江山”而是在“坐江山”了,再鼓吹“造反有理”,已经不合时宜了。

不过,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却又重新鼓吹起了“造反”。他在高级干部中多次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虽然这类讲话当时还没有公开,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已经开始对“造反”一词有了新的认识,这对那些出生于高干家庭的青少年学生是否有所影响,尚不清楚。另据“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回忆,毛泽东的这条“造反有理”语录,“文革”前已经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选进其编辑的《毛泽东言论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一书中,党政军高级干部能得到此书,高干子弟也有可能看到。[1]

在“打江山”时鼓吹“造反有理”是一回事,在“坐江山”多年之后再重新鼓吹“造反有理”,就是另一回事了。毛泽东的本意,当然不会是想鼓动民众向他或他领导的共产党造反,否则他就不会在1957年打“右派”,也不会在1959 年整彭德怀了。他这时反复强调的造反,是向“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当时主要指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领导的“反修”大论战中,中共中央写有著名的“九评”,在第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被编入了《毛主席语录》,其中每一条都以“他们必须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句式,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参照,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板。

随后,在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警觉、恐惧之深。

为什么毛泽东会对赫鲁晓夫怀有这样强烈的警觉与恐惧?可以作出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林彪在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五一八”讲话中,用通俗的语言点明道破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这个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要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2]也就是说,认可了林彪这一通俗化的诠释。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批转林彪这一讲话的批语中高度评价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刘少奇在对民主人士通报中共处理“彭、罗、陆、杨”事件时也说:“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3]刘少奇当时一点也不可能想到,他自己会被当成这个中央的“修正主义头子”、“中国的赫鲁晓夫”。

对毛泽东担心在他身后有人会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这个心病,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般都心领神会。所以周恩来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的5月21 日会上表态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4]陈毅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时说:“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5]

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争权夺利,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6]

事实确是如此,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前的哪一个“机会主义头子”是靠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来打倒的?何况,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就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在1967年1月13日夜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要求:由他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尽快把受冲击的广大干部解放出来工作;他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等一切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毛泽东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它”,还故弄玄虚地建议刘少奇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7]要说打倒,那时候刘少奇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为什么毛泽东仍不结束“文化大革命”?还要把刘少奇当作一个活靶子揪住不放?还要号召夺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坚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在他的复杂动机当中,笔者认为,有一个动机(是否是主导动机另当别论)是: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群众”,来造成一种政治环境,造成一种社会气氛,甚至通过“触及人们灵魂”来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使任何一个在他身后的“接班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像赫鲁晓夫那样作重新评价他历史功过的“秘密报告”,一旦出现此类情况,就会引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从“文革”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两个凡是”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此举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著名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反毛”的罪名遭到杀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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