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西藏“文革”疑案: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4/5)

四,边坝事件

那么,“边坝事件”呢?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作为调查边坝“再叛”情况的工作组成员普卜(化名),在2001年10月向我讲述的:

“实际上起因还是派性武斗。边坝县也跟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分的有两大派系,从县机关发展到整个农牧区。边坝县虽然牧业不多,但也是农牧业并存,它有24个乡,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文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有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戴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份。总而言之,乡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都有造反组织。

“刚开始不是到处都在夺权嘛,拉萨夺权,昌都夺权,县里面也有小型的夺权活动。这一夺权就有争斗,先是文斗,然后是武斗,连县里面也有很小的武斗。边坝县也是如此。那时候边坝县有一个群众代表,‘造总’的一个小头头,还是一个喇嘛,在拉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被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被认为支持‘造总’)说成是‘红色喇嘛’,回去以后他大肆宣传,到处说曾司令、曾主任接见我啦,这是对我们‘造总’的肯定等等,这就为边坝县‘造总’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久,县里的‘造总’通知下面的各个造反司令部,说是某月某日到加日来参加群众大会,要批斗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什么来着,这样那些乡里的司令、政委都来了,在大会上把那个王书记斗了几下,然后就打起来了。”

至于是不是“再叛”,普卜说: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情,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反正说是这么演变过来的,要成立什么‘护教志愿军’之类。说是有这么一个口号:‘赶走共产党,消灭红汉人’,可是到底有没有我不清楚。还有一个口号,‘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是有的。但是我去的都乡没有这样的事,连反动文字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看见,尽管都乡是‘暴乱’的重点乡。不过这里面,我想过激的言论和行为是有的,比如说要杀‘突日嘎嘎’。这个‘突日嘎嘎’什么意思呢?那是一个扬青稞的工具,分叉的,两个叉叉,被比喻成汉人,穿裤子的汉人。有的区也确实杀了汉族,像俄朱卡区的文书逼他承认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摔到怒江里去了,他是汉族人。这样的人打死了那么几个,藏族好像没有。当然也把藏族的区长、书记等干部抓起来了,问他们:‘你是要吃糌粑还是要吃大米’说吃糌粑的话那可以,就不打了;说吃大米,好,那就打。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问他‘你信不信教’还说‘你念这个’,他们指着山上用石头堆的‘六字真言’,意思是,你念了就表示你信教,那就不打你;如果你不念,那就表示你不信教,那就打你。这个区委书记只好念了一遍,他们就没打他,但是后来就为他念‘六字真言’的事情,被认为是向‘叛乱分子’投降,结果他被判了刑,判了7年还是8年。这是真事。实际上当初的确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可能也借机混进去了个别的坏人,围攻了一些区,打死了一些人,抢了一些东西。”

但是,无论这里面有没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当时边坝县24个乡,乡乡有“造总”,尤其是那个“红色喇嘛”的宣传使“造总”的力量更加壮大。不过老百姓听他的话跟他是不是喇嘛应该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因为他是自治区“革委会”领导高度表扬的“造总”小头头。据说整个边坝县都成了“造总”的天下,“造总”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被认为当众宣布“反革命宣言”的那个大会在日后成了一个分水岭,当天参加那个大会的23个乡后来均被划为“再叛”,只有一个在怒江边上的乡,乡长和书记没等大会结束就早早回去了,因此无恙。但大多数被叫来开会的老百姓很听话,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对那个大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明白,结果连怎么进的监狱也不清楚,可就因为参加过那么一个大会便有了“叛乱分子”的嫌疑。

于是,中央下令“平叛”,军队也就杀气腾腾地来了。昌都军分区下属的部队、独立团和从内地调来的一些部队开进了边坝。既然是来“平叛”的,那么杀的藏人就特别地多。普卜说,“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去的那些人气得很,部队的,工作组的,都是‘大联指’的,这之前被‘造总’这么整,一气之下,再加上添油加醋的,肯定要报派性的仇。”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巴”,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部队里除了翻译其他人基本是汉人,而阻挡部队的又全是藏人,打着打着,用普卜的话来说:“最后就成了两个民族在打。”(而《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所说的打死打伤多少“干部、战士”,据说其实大多是在“平叛”过程中发生的)

普卜还讲述了一件在“平叛”时,四个年轻的藏族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事情:“边坝县有一个那孜区是‘暴乱’的中心区,那里地形险要,一条简易公路经过一个叫那孜岗的悬崖峭壁,中间一条小河,另一边也是山,当时就在那里打得最厉害。几个女人勒死一个解放军的事情也就是在那里发生的。那真的是确有其事。那时候是冬天,十一、二月份,当时部队在那儿被堵住了,那些村民在空空的汽油桶里面装上炸药、石头什么的,部队一走近,就把点燃了的桶从山崖上滚下来,这一炸把部队炸死炸伤好些人,有些解放军还被打散了,有的兵稀里糊涂到处乱走,天亮了被村里的人看见了,是四个女人,因为男的都上山参加战斗去了。她们装着对他很友好,给他吃的、喝的,还让他洗脚。就在那个士兵洗脚的时候,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勒死了。这是其中两个女人干的这事。后来她们都被抓了,那两个女人一个被枪毙,一个因为怀孕判了缓刑,最后好像没杀成。那个被枪毙的女人其实才十八九岁。是在那孜区上由解放军枪毙的。那些解放军都是被勒死的士兵的战友,特别气愤,说老乡居然杀我们,觉得非常想不通。那时候枪毙人都很简单,部队‘哒哒哒’的,有杀人的权力,是上面同意了的。我后来听老百姓讲,那个女的被捆得五花大绑,解放军在枪毙她之前,先用刺刀朝她狠狠地捅了一下,那刀尖都从她的胸口冒出一截,据说那女的叫都不叫一声,还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解放军一眼,最后挨了好几枪。当天那次由解放军公开枪毙的就有30多人。”

1973年,普卜去边坝县都乡“落实政策”:“我们去时看见那乡里全是女的,男的除了老头子和小孩子,青壮年几乎没几个,其实整个边坝到处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一部分打死了,一部分抓起来了,就没什么男人剩下的,每个乡都这样。一开会的时候全是穿黑衣服的女人,男的很少。”

不过跟“尼木事件”一样,当地没有一个出身成份不好的人参加“再叛”,所以乡村里剩下的男人都戴有各种“帽子”。据说他们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很多人都是在“民主改革”中斗争过他们的积极分子。后来工作组去落实政策的时候,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因为原来乡里的书记和乡长都成了“叛乱”的政委和司令,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成了“叛乱分子”,结果杀的杀,关的关,一个党员也没有了,整个班子全完蛋了。可是要重新发展党员非常困难,因为当时入党的条件是,凡亲属中有“管关杀叛代”(指被管制的、被关押的、被处决的人,以及“叛乱分子”和“领主、代理人”)这五类分子都不能入党,但实际情况却是整个乡里几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

自1973年之后,一共派去了四批工作组,最后才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普卜感叹道:

“可这有什么用,杀都杀完了,包括那个‘红色喇嘛’。除了杀错的,还有太多的关错了的,像边坝县县长就被关在监狱里,是巴塘藏族,叫向于华(音),后来当昌都地委秘书长,党校校长,现在退休了。我一听就说他妈的,怎么会连县长都成了‘叛乱分子’!他当时被说成是‘叛乱’政委,其实他只是边坝‘造总’的政委。更好笑的是,被说成是‘叛乱’司令的竟然还是一个汉族,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是邮电局的一个一般干部,边坝县‘造总’的第一把手,他好像是被杀了。哈!一个汉族搞什么‘叛乱’!……总之边坝县就因为所谓的‘叛乱’杀得一塌糊涂,但实质上是严重地扩大化,实际上那些被枪毙的人当中只有个别的算是杀对了,像那个勒死解放军的女子,她可能算是杀对了,其他的好像没有杀对的,可以说几乎都杀错了。”

五、人民公社

就1969年的系列暴力事件,新华社记者巴尚提出值得关注的因素——人民公社:

“日喀则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并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来,让群众富裕起来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内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没有,吃了很多苦头。”

是的,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9年之后,对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使“百万翻身农奴”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成立。然而,“人民公社化”却颠覆了这一“翻身”成果。党的干部们急欲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8千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七、八十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地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

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从1970代初期开始,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西藏也和中国内地的所有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们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

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一些并不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西藏人并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

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雹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相当高的。连西藏的中共首脑都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

与此同时,在公社化的进程中,还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破坏。精通藏语的美国藏学家MC 戈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西藏人民出版社):

“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强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地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食物。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论理的认同。”

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其实,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强烈的反响。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旦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员警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3年。

戈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批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同上)。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湿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箍得越紧。”于是,曾经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

也有例外的,比如“尼木事件”并不是因为反对公社化而激起的反抗。当时,尼木县正在酝酿办人民公社而尚未开始,事实上,反而是“尼木事件”被平息之后办起来的人民公社多少救助了当地的农民,正如介绍过“尼木事件”的尼木农民德朗所说:

“……记得造反派成立的那年(1968年),我们大都没有缴税(交公粮)。但第二年,也就是反抗的那年,尼木受灾,可是在镇压之后,县里逼着我们把两年的税(公粮)一起缴。这么一来,家家没有糌粑吃,生活非常困难。1970年开始在尼木大搞人民公社化。西藏很多地方的人说,人民公社建起来之后生活很困难,但是在尼木,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话,可能很多人都饿死了。人民公社其实救了我们,至少公社建起来之后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点粮食。”

因此,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此之多的可能性,实际上都缘于一个前提:革命。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份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就是说,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一次次革命,等于是要连根挖去一个民族深扎在雪域大地上的根,所触及的不但是藏人的皮肉,使他们贫困交加;所触及的更是藏人的灵魂,使他们在丧失传统和信仰的时候,内心分裂,魂无所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再叛”之名是成立的,至少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决意赴死的民族主义者。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