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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太多,“幸福”得晕眩!

仅仅是在大跃进初期,漫天飞舞的高产卫星,就编织出一幅粮食堆积如山的幻影。

1958年,农业部估计,当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以上,比1957 年翻两番有余。刚刚上任国家统计局长的前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提出“统计机关不是监督监察机关”,“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为计划工作服务”的新方针,使统计数字适合大跃进的需要。

8 月初,毛泽东自得地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 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说完这个话,他就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12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瞪大眼睛:“你们全县31 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一愣,表示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见《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 年8月11 日第2 版)。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是一个幸福得让人晕眩的问题,沉醉在这个幸福的晕眩中的远不止是毛泽东。困扰国家工业化建设多年的粮食问题,居然一个大跃进就彻底解决了!

给徐水县的干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问题。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办工业。那个时代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根据“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考,他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现在他又提出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不怕了。”

粮食多了还有什么不好办?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社会不是指日可待了吗?毛泽东离开徐水两天,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就赶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古往今来多少先哲追求的理想社会——公社,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8 月举行的中央北戴河会议,把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思考变为决策,一是建立人民公社,二是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欢呼:“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精辟地归纳为“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公,就是彻底的公有化。建国以来他坚定不移,力排众议选择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以辉煌的胜利证明了他的伟大正确。粮食是怎么一夜之间堆积如山的呢?不就是坚决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创造出来的奇迹么?

正如一首诗唱道的: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般为一乡一社、甚至一区一社、一县一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管天管地管神仙”。原农业社的一切财产归公社,取消自留地,社员的房屋、牲畜、林木全部归公、吃饭不要钱、按月拿工资,公共食堂吃饭,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丧失劳动力者集体抚养……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1958 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人们唱道:

党中央,毛主席,大旗一指拿主意。这个主意无价宝,五亿农民都说好。无价宝、宝无价,名字就叫公社化,农业社、小并大,从今以后天不怕。不怕涝、不怕旱,玉皇龙王随手转,五谷丰登吃不了,一亩小麦打十万。不怕穷、不怕白,两大革命一齐来,技术,文化闹革命,闹得地动天也动,农村干起大工厂,进村好象进了城。又是农,又是工,又做买卖又当兵,办了中学办大学,农民又是大学生。人人都是多面手,八臂哪咤难夸口,组织起来军事化,行动起来战斗化,过日子,集体化,三化好处非常大……公社好,公社好,幸福生活来到了!

山东范县规划在三年之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诗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看了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署名胡华的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宣布,《天下为公的理想逐步实现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一幅人类高尚道德和幸福生活的美丽图画。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天下为公精神并为此目标而奋斗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抛头颅、洒热血,前扑后继,历尽千难万苦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时,一些自以为聪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一旁叹息说:“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也”。

可是,曾几何时,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就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你走到人民公社看一看,欢笑着的托儿所的儿童,晒着太阳安祥地下跳棋的老人,架着枪突击种麦的青壮年妇女,有着丰盛饭菜的食堂,清洁的浴室、医院……。这一切,显示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已不是空想,而是逐步成为现实了。你去看一看每个公社的规划,那都是一幅幅最美的图画,比“礼运篇”所描写的更加宏伟、更加丰富、更加美丽。

真正“天下为公”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新的曙光!

“公社”这个词,川西坝子的农民并不陌生。建国前川西地区有庞大的袍哥(即哥老会)组织,局部地区成年男子参加袍哥组织者十之七八,其势力之强大,足以与政府、军阀抗衡,乃至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要利用其力量。而袍哥的组织就叫“公社”。如著名的崇庆县商业口岸三江乡的袍哥组织就叫“三江公社”,下设“分社”、“小社”。袍哥内部拜把结义、同舟共济之类的信条,和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一脉相承。不难想象,当他们又一次听到“公社”这个词时,必定会触动某根神经。而“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10 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的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红旗……重复者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中心,由6 个乡、167 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18300 多户、74000 多人口,12万亩良田。

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天府之国”中的省四川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傍,到处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夜几乎没有睡眠。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20 多户农民喊醒来。62 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曾公开宣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从60 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四川日报上反面教员的丑态如下:“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的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

在李政委的亲自关怀指导下,1958 年9 月28 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宣告成立。

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1.7 万农户,7.5 万多人,良田13万余亩。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待所仅几公里之遥,26 岁的副县长郑凤兰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副社长。政社合一的时候,有人对公社的伟大理解过了头,提出“党社合一”的主张,立刻被驳回。社长的头衔无足轻重。

毛泽东到过的老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是支书。

毛泽东在红光社田里几次比划,已演化为这次巡视的核心,被反复描述,回味、摩仿的和丈量,做足了文章。国庆前夕,老红光社的全体社员给毛主席写信报喜:

……自您老人家3 月16 日下午来我们红光社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幸福。特别是您老人家在油菜田里用手比着一人多高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高?”和在麦地里比着八寸长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长?”对我们印象更深,启发更大。您这一比,好象是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了。

看!主席,您这一比给我们生产上起了多大的作用,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舞!……全社今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小春粮食比去年增加了2.4 倍;早稻亩产达到1614斤;中稻亩产2805 斤;全社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了3 倍左右。水稻不仅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还出现了3 块万斤以上的亩产卫星……

现在,我们又按您的指示和我们大家的心愿,欢天喜地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进一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争取1959年油菜亩产1 千斤,小麦亩产8 千斤,早稻亩产5 千斤,中稻亩产1 万斤,粮食亩产1 万5 千斤的成就,再一次向您报喜。

最后祝您

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郫县红光社全体社员敬上

1958年9 月29 日

(见《四川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红光社在国庆前夕给毛主席的报喜信》)

毛泽东在红光社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前甲长温小凤的家,连“工作干部”都不屑一顾的温幺娘,第一次接待的官方人物就是毛泽东。

温幺娘本人名叫林赛华,有关方面慎重斟酌,决定把温字去掉,但又没“林大娘”这个叫法,除非她男人姓林。报纸就不惜麻烦称“林赛华老大娘”。林赛华老大娘天天还在叨念:“唉!要是那阵不生火巴眼就对了”,还在怪罪孙儿不争气:“毛主席问你几岁了都说不出来!”她成天捧着那只毛主席把弄过的水烟锅,逢人便追述每一个细节。她的幸福花园里栽满了美人蕉、风仙花、晚香王、蝴蝶花,当中是一棵铁甲松。

她叫来访的作家袁鹰回北京给毛主席捎个信,毛主席叫她喂两头猪,她就把大猪卖了养了两头小猪,原来这里不种红苕,政府号召增产,她就带头种红苕。

毛主席生日前夕,“幸福娃”们给毛主席写信:“今年春天您到我们社里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小娃儿都见到过您,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余万才说:“您说我还差点营养,现在我们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好吃得饱,长得结实多了。”邓洪昌说:“您问我一天打几架,我真不好意思,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灌县云遮雾罩的大山中,一队姑娘背着沉重的煤炭艰难爬行,她们是红光公社“红光炼铁炉”的运输队员。

好容易挣扎上山,往下一看黑茫茫一片不知下山路在何处。姑娘们哭了起来,一个小姑娘勇敢地说:“哭啥子,回不去住‘青山旅馆’嘛。”姑娘们只得在山上过了又冷又湿又饿又怕的一夜。

这位勇敢的小姑娘就是毛主席叫医生给她治过手伤的王祖运。自从见了毛主席,她干活好极积,调到山上练铁后,每次背炭比别的姑娘都多。四川日报说,她已经有了爱有了家——荒山野岭上的铁厂。

年底的一天,周桂林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人人都说这下要见到毛主席了。刺绣小组的姑娘们送来一对枕套,农药厂送来了用打破碗花制成的“红光杀虫剂”,肥料厂送来了泥巴、草灰和尿水和成的“红光钾镁化肥”,林赛华老大娘摘了12 个橘子送来,有人拿来了蜂蜜……

整整一个夜晚,周桂林翻来复去的想,见了毛主席说啥子。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临行前人们就塞给他一份讲稿,说什么都在上面了。

讲稿题目是“1 千9 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的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

里面又一次讲到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比划,是鼓励他们夺取高产的“当面指示”。讲稿列举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红光社创造的种种奇迹,诸如原来计划每人积肥10 万斤,毛主席来后,社员提出每户积肥50 万斤,“结果每户积肥达到82 万斤”——也就是410 吨,需要82 辆5 吨载重汽车才能拉走,而他们最先进的运输工具是鸡公车;全社9 百多户积的肥,就是40 万吨。

当然,写材料的人是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他们继续写道,1958 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 千9百多万斤,平均亩产3716 斤。周桂林还得到会上去讲,今年每人粮食平均达到4756 斤,平均收入450 元;明年就可以使每个社员有粮食1 万斤,每人收入达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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