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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与灭火,抗战的逻辑

1924新历元旦刚刚过去,当时的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历史在这一年,从广州悄悄扭转了航向。

这一年春天,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确立和赤俄结盟,国民党接受赤俄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巨大援助,决定武力颠覆北洋政府,统一全中国,然后将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外国势力,通通扫地出门。

当然,赤俄除外。

这在当年国民党人的眼中,叫做救国。

于是,当年初夏,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建立,为什么要建这所军校?因为孙中山终于明白,之前所依靠的滇军、桂军、甚至粤军(陈炯明)等等各路军队,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亲手培养的军队,才能做到对自己真正的效忠。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大量赤俄顾问随军指挥作战,因此此时的国民革命军,被北洋军阀和日本人一致视为赤军。

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兵锋之下,不但北洋军阀纷纷溃退,而且连英国人也觉得对抗这样一支队伍,耗费成本太高,于是,国民党先后用武力收回九江英租界、汉口英租界,英国人卷起铺盖,乖乖走人。

然而,国民党人至死也不会明白,把英国人从中国赶跑,日本人在亚洲,就少了一个敌人。

1927年3月,军威正盛的北伐军浩浩荡荡杀入南京城,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北伐军对南京城内的外国侨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抢劫,并伴随杀戮行为,共杀死英国侨民2人,美、法、意侨民各1人以及日本侨民1人,同时,北伐军率领当地群众,高呼“华俄一家”、“日本人的财产是抢中国人的”等口号,冲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将领事馆洗劫一空,连地毯都掀走不留。

这件事为一年后日本出兵济南并制造惨案,埋下了远因。

1927年秋,蒋介石下野,并去日本,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对蒋介石说,他同情蒋的国民革命,然而他规劝蒋介石暂时不要北上进攻张作霖,而应该巩固南中国的战果,先把南方建设好。田中同时警告蒋介石:如果战火蔓延到南满、危及日本在南满的利益,那么日本不会坐视不理。

田中义一对蒋介石的话其实是说:满洲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识趣。

蒋介石告别田中之后,在日记写下:田中(对我)毫无诚意。

国民革命军继续往北打,同时向中外宣称:坚决收回日本在南满铁路、大连、旅顺的殖民利益(日本经1905年《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1915年《民四条约》续展取得的殖民利益)。

1928年6月,日本人炸死了不听话的代理人张作霖,仅仅一个月之后,张作霖那位一贯同情国民革命的公子张学良,派人赴北京与国民党代表商谈统一问题,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三省并入国民政府。

日本人深知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意味着日本人在东北的殖民地不保,于是日本政府对东北当局开展了马不停蹄的谈判努力,同时也与国民政府开展谈判。日本人的意思很明确:希望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利益。

对此,张学良对日本人说:请你和南京谈。南京则对日本人说:这是主权问题,没什么好商量的,南满铁路、大连、旅顺,一定要收回。你们日本人,请退出东北。

东北这边。张学良虽说已经归顺国民政府,然而张学良毕竟不是国民党嫡系,为了谋求在国民政府地位的稳定,张学良决定主动向蒋介石纳投名状,当时国民政府的口号是革命救国,于是张学良决定,向赤俄开刀。

1929年7月,张学良命东北军进攻赤俄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总部,并驱逐赤俄官兵和侨民,此举促使赤俄出兵东北,中东路事件爆发,在苏军的猛烈反弹之下,东北军一败涂地,然而,国民政府并不出兵支援东北军。

这件事使张学良明白了:真正打起仗来,蒋介石并不会出兵帮助自己。这起教训,为两年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决定不抵抗,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然而,在日本这边,张学良出兵攻击赤俄,一遇抵抗就全面溃退的情形,也让日本人看清楚了张学良的底牌:我日本出兵,你张学良不敢跟我打。

以国民政府为后台的张学良当局,在东北持续出台排日政策,日本深感自己在东北的殖民地不保,东京的舆论,群情沸腾。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孙传芳劝告张学良,东北由于历史特殊,你夹于日俄两头巨兽中间,凡事应当小心稳重,切戒冒失草率。同时,中华民国驻日本公使汪荣宝也劝告外交部长王正廷,铁腕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利益,此举事关重大,宜小心谨慎,然而王正廷对汪荣宝说:不用怕,日本人不敢打我们的。

日本外务大臣、温和派人士币原喜重郎也对国民政府进行相劝,说希望国民政府对日本在东北历史遗留的殖民利益,要积极同日本政府商谈妥善解决方案,不宜单方撕毁,也不宜一味躲闪回避,币原喜重郎说他固然代表日本人的利益,然而他在日本人当中算好的,国民政府应当趁他币原在位时,和他好好解决东北问题,不然要换一个激进的,会对中国更加不利。

国民政府无法对任何友好相劝作出任何反应,因为在当时,革命外交是政治正确,任何对帝国主义让步的行为都是政治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没人敢做。

张学良在东北建设的自主铁路网越来越密,葫芦岛港也眼见建成、即将取代日本人的旅顺港,日本人的南满铁路在排挤之下,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明白,不需要出兵驱赶日本人,我们只需要等时间,日本人只要破产了,不用赶,他们自己就会走。

然而,日本人并不是傻子,他们也明白,时间不利于日本。

最后是日本军人坐不住了。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未经日本政府批准,私自发起军事行动,鲸吞东三省,举世震惊,随后,关东军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日本举国上下,大呼万岁。

这个时候,国民党才知道,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手忙脚乱之下,它投诉到国际联盟,希望西方人主持公道,然而西方人作出的裁决,是各打五十大板,它说:日本穷兵黩武,中国言而无信。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日本鲸吞东三省之后,深知东三省也是赤俄在远东的核心利益,日本人深信赤俄不会坐视,所以日本加快了对俄战备,与此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坚决不承认满洲国,日本忧心一旦对赤俄开战,国民党从满洲国的后门(华北地区)向日军进攻,那么届时日本将两面受敌,出于这层忧虑,日本开始利用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手段,将国民党嫡系赶出了华北,留下非嫡系、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与此同时,日本不断游说宋哲元,要他脱离国民政府,宣布华北独立,“做一番大事”。

对于赤俄来说,最划算的方案不是出兵东北、与日本打第二次日俄战争,而是促使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两败俱伤之后,到那时不要说东北,整个亚洲都是苏维埃俄国赤旗飘飘的世界,所以西安事变之后,赤俄坚决反对处死蒋介石,因为只有蒋介石,才有威望领导中国人与日本人打全面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依据1901年《辛丑条约》驻扎华北的日军与宋哲元部队发生冲突),蒋介石有两点反应,第一,他不知道日本想干什么;第二,他认为此时应该趁机表示强硬,派嫡系部队重回华北。于是,蒋介石火速命中央军北上。

然而中央军北上的行为,引发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宋哲元的恐慌,此时的宋哲元认为卢沟桥事变仍然有外交解决的可能,并不是非打不可,宋哲元害怕中央军重回华北之后,自己的土皇帝地位不保。第二件事,是中央军北上的情报到达了东京的决策中枢,于是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三个师团到华北,以增援华北仅有六千人的日军,以期对国民党中央军形成阻吓。

然而,日本增兵华北的举动恰恰是南辕北辙,它使宋哲元的部队彻底失控,广安门事件和南苑战斗之后,平津沦陷,这将蒋介石架到了“非打不可,不打就下台,下台就内乱”的险恶地位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全面战争并不在日本政府的计划之内,所以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宫崎龙介(孙中山革命同志宫崎滔天之子)赴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和,然而宫崎龙介被日本军方拘留,近卫不敢与军方作对,在军方“对支一击论”的强大声音之下,近卫选择向军方低头。

蒋介石已经没有选择。只有打。于是蒋介石在上海点燃战火,期待英美出手调停,解决中日问题。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愿意介入调解,然而许阁森在调解当中发现,国民党人对他说了许多的假话,许阁森苦笑一声,表示不愿再帮。剩下愿意调停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然而蒋介石看到日本人给出的和平方案之后认为:日本人信不过,今天我退一步,明天它进三尺。于是,他始终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和谈方案。南京沦陷之后,近卫文麿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对华和谈的大门,蒋介石只能硬着头皮,坚持打下去。

国民党发现唯一可以指望的,是美国人,于是极力对美国开展公关,美国人逐渐对中国的抗日事业产生强烈的同情,与此同时,美国认为如果对日本人在亚洲的穷兵黩武行为坐视不理,那么迟早会殃及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所以,美国人对日本发出严厉警告,并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美国人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乃至东三省撤军,否则不会撤销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

日本显然无法接受美国的方案,然而由于石油被美国禁运,日本的石油最多只能维持两年,两年之后,一切现代化武器均无法开动,对华战争无以为继,届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攻,权衡之后,日本咬牙对美国开战,以期对美一击,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接受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方案。

然而日本低估了美国人的战争意志,更意料不到美国竟然拥有原子弹,珍珠港一炸,日本帝国的命运已定,后事均属细枝末节,不值得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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