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给毛私人写信的方式，对大跃进中的过左做法提出措辞温和的批评，却触痛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他从彭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马上给彭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大帽子，把彭等四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主题也从原来的纠“左”变成反“右”，全国继续搞大跃进，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无数民众饿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1962年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自我批评。刘在会上作报告说，缺点错误和成绩的比例，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有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可能是“七个指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否正确，要五年、十年后再做结论。刘还为彭德怀讲了一些公道话。而林彪却在会上力排众议，大吹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推卸责任，还说缺点错误都是下面的干部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造成的。刘和林在大会上的不同表现，使毛认为刘将来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才是最忠于自己的人，从而开始考虑以林取代刘，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种子。
王若水的上述看法基本上站得住脚，但需要做些补充。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2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同年5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决定为前几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党员平反，并同意邓子恢等提出的扩大自由地、在个别农户分散的地区允许单干等建议。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全国严重缺粮的急迫问题，陈云、邓小平等人建议在农村恢复大跃进前的“包产到户”，得到刘少奇的赞同。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回忆，同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刘少奇与毛就陈云、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
不难想象，“人相食”、“上史书”、“罪己诏”这些话，对于深谙中国古籍的毛来说，会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刘少奇的这些言论行动，使毛认定刘在内心里是反对自己推行的三面红旗的，就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定要把他拿下。
毛要打倒刘，并不像毛后来自吹的那么容易，“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在七千人大会上，刘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县以上中高级干部的拥护。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毛的主张未必能得到多数票。于是毛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通过林彪在军内搞学习毛著作运动，“学雷锋”运动，支持周恩来组织创作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东方红》，派江青搞“样板戏”，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一贯正确、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同时，毛大造舆论，在国内外寻找和制造敌人。他组织“左派”秀才，连篇累牍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20]。他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危言耸听地宣扬“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在城乡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指控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指控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左派”起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指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指控文艺界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会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人马批判杨献珍的“合而为一”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秀成自述》等等。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四处寻找敌人的大战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手段赶了下台，毛很可能因此产生了危机感和倒刘的急迫感。当月，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撰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未果。次年2月，她跑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交。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王若水的文章还说，“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这段话的后一句完全正确，前一句则没有点破实质。我认为，毛搞文革大清洗、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走资派”的主要动机，是出于他的私心——维护自己生前的最高权力和死后的名誉。
这里涉及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像毛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否有私心，是否会把个人的私利，置于全党、全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以往任何种类的政治家，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其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史无前例、“极其高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道德、工作作风等各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应该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低要求。我们来看看，毛本人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篡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资产阶级”的定义，没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自己炮制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有的行为吗？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毛搞大跃进，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但他决不下“罪己诏”，不做深刻检讨、认真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反而把婉言批评他的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又发动文革，把指出他错误的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吗？
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搞文革，整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这是搞团结吗？
第四条和第五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两条中批判赫鲁晓夫的那些话，“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恰恰是对毛一系列行为的生动写照。
毛的实际行为说明，他不仅不符合他自己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而且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就把个人利益置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对于毛的种种“异常”行为，无论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列主义，还是毛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以新的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释。
社会生物学家发现，自私（selfish）是人的天性。当然，人的天性还包括利他主义（altruism）的成分。但两相比较，自私具有更多的原生性，是第一位的、无条件地；而利他主义具有较多的派生性，是第二位的、有条件的[21]。“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现代经济学里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就是基于人的自私天性。我认为，在政治学中，亦可提出“政治人”（Political Man）假设。经济人从事经济行为，会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亦会谋求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可以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而政治利益则包括权力、地位、名誉、影响力等等，其中权力是最核心的因素，目前还难以量化。在非民主制国家，已处于权力巅峰的国家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主要表现，则是提防和粉碎其他政治人的篡权阴谋；而对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还包括竭力维护自己死后的名誉。
必须指出，政治人谋求私利，未必一定损害公共利益。正如资本家追求利润，亦可能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人谋求私利，既可能伤害也可能有利于全社会。例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其动机带有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谋私成分。但如果大跃进搞成功，会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惜由于毛不懂经济，大跃进搞砸了，而且搞砸得很厉害，结果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给中国民众带来一场大灾难。政治人谋求私利是促进还是伤害公益，最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
人的自私天性导致权力的腐败性。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原本是阿克顿对天主教会掌权者的行为所作的判断，后来成为政治学者分析权力－腐败关系时引用最广的一条语录。近年来的一些实验心理学研究，证实阿克顿的此一判断具有相当坚实的科学依据[22]。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多党制、分权制衡等制度，来遏制政治人的权力腐败倾向，遏制他们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的行为。而极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袖，由于掌握了几乎不受制约的最大权力，很容易为了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毛搞的文革大清洗，在他生前能够得逞，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2016年1月31日初稿，4月10日第六次修改。华新民、熊伟、徐友渔、胡平、陈闯创等友人阅读本文初稿后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06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17页，恩格斯为19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加的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
[3]郑义：《两个文化大革命刍议》，《华夏文摘》增刊第83期《文革博物馆（三）》，1996年4月16日；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刘青山出版，国际书号962－8229－01－X，1996年12月。
[4]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关于学校文革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这八条要求没有形成文字，而是口头传达到基层。
[5]例如，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其文革前的政治身份如下：
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38年参加中共的行政12级高干；
蒯大富，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是1940年代中共党员，高中时入团，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绝密专业，是“共青团活动积极分子”，同年11月《人民画报》把他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代表，刊登他的照片（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韩爱晶，出生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是革命烈士，继父是中层干部，1964年考入国防科委所属的北京航空学院三系（飞机制造系），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王大宾：出生四川贫农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加入中共。
谭厚兰，中共党员，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6]1967年冬，我曾在江津造反派头头的陪同下，去江津卫生学校看过被关押在那里的那个农民“皇帝”及其两名“妃子”。
[7]1970年代，我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川江沿岸近20个县市张贴的法院布告显示，各地都破获了多个“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主要是贫下中农。我的一位叶姓邻居，参加了贵州赤水县的一个“反革命组织”。该组织有300多人，计划抢劫公社民兵的枪械，甚至计划攻打县城。该组织被破获后，叶姓邻居由于是贫农成分，只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家。
[8]萧象：《从微观历史看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动因》，爱思想网，2015年12月22日。
[9]左凤荣：《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10]欧阳龙门：《文革中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华夏文摘增刊》zk0411d，2004年。
[11]黄金生：《大清洗：一场恐怖的人间悲剧》，《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2期。
[12]此项数据来自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的报道，但未获得到中国官方资料的证实。金钟在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9月号发表的《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一文中说，据北京一位党史学者透露，在中共1982年9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之后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在文革中：武斗死亡12万3700人；被批斗的干部250万人；被关押的干部30万2700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的干部11万5500人；全国被定的各类反革命分子481万人；城市死于文革的人数68万3000人；农村死于文革的人数250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分子120万人（为土改地富死亡人数二十万人的五倍）；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迫害人数一亿1300万人；失踪人口55万7000人。
[13]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博讯》网站，2015年8月4日。
[14]赵一楠：《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2)》，2011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5]根据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毛泽东的稿费存款，在50年代即达100万元（见王彬彬的《毛泽东的稿费》一文，《新语丝》网刊，2003年12月31日）。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透露，毛泽东去世时，其稿费存款余额为124万元（见司马昭的《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一文，《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08年11月）。1966年文革开始后，各出版社废除了稿费制度，停止给作者发放稿酬。但毛和江青却继续领取高额稿费，这些稿费的合法性存疑。
[16]毛泽东于1964年12月12日和1965年1月15日，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的此一提法，很可能来自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的名著《新阶级》，此书的中译本于1963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内部读物”的方式出版，这本书很可能首先送到毛的案头。吉拉斯在此书中提出，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共产党的官员会变成为垄断社会权力和所有资源的新的特权阶级。文革中，毛和中共中央的所有指示和运动的实际进程都显示。毛并不认同吉拉斯的此一说法。
[17]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0月号。
[18]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非正常死亡”的具体人数，学界存有争议。从数百万到杨继绳估计的3600万。我的保守估计是至少1000万。
[19]刘源、何家栋：《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爱思想》网站，2010年4月7日。
[20]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戈尔巴乔夫时，提到中共在1960年代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事，他说：“过去我们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说了一些过头话，现在应忘记过去，面向未来。”邓小平的这番话，相当于承认当年中共批判“苏修”是错误的。
[21]参见Richard Dawkins：The Selfish Gene（中文译本《自私的基因》），1976；Edward O.Wilson：The New Synthesis，1975，On Human Nature，1978；Steven Pinker：Blank Slate，2002。
[22]Samuel Bendahan，etc：Leader Corruption Depends on Power and Testosteron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Vol.26，Is.2，Apr.2015，P.101-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