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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内蒙电建公司的工人师傅们有一句口头禅:“一辈子的夫妻两年半”。那时工人们一年的探亲假仅有9天,加上路途3天也不过12天,一年12天,三十年算起来也不过一年,少年夫妻老来伴,一个人就算20岁结婚,细算起来还不够两年半呢。

那时,电建公司的工人师傅们都经年累月地在外地施工,生活十分艰苦,虽有家却与出家人无异。联想起胡适先生三十年代曾作诗戏谑一位在京独居的朋友:“两间无佛店,一个带毛僧”,令人忍俊不禁之余心中又有些沉重。

一年探亲假只有短短的12天。为了能与家人在春节期间多欢聚几日,那些年,师傅们大多在腊月年二十八、九就启程了。那时候长途汽运还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火车是长途客运的主要交通工具。时值春运高峰,买车票容昜上车难,众多带着大包小包的返乡人群,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在站台上眼望欲穿地等候火车。车来了,能挤上去很不容昜,挤上去更难熬,过量的超员挨肩擦背、磕头碰脑、掎裳连袂、挥汗成雨,想调整一下身姿都难。虽然风尘苦旅、舟车劳顿,但心中还是充满了热望。

师傅们大多家在农村,由于长期不在家,家里的重活儿累活儿全要靠妻子一个人来扛。白天要下地干活,收工了还要洗衣、做饭、缝补,一天到晚累劳不说,内心的寂寞也无人诉说。许多女人不仅拖儿带女,还要侍奉公婆。按说正值盛年,应该有性的欲求,可那个年代的女人,是把这种欲望深深埋没在心底的。

我看过一封,家在天津的师傅,妻子给他的来信,信里充满了幽怨之气。说她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说这种守活寡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她在信中哭诉说,一次孩子冬天发高烧,她抱孩子去医院。那天恰好遇上下雪,路也不好走。她本来就比较弱小,用被子把孩子裹严了,深一脚浅一脚地去路边叫车。到了医院,挂号、拿药、检验都没有帮手,她只得抱着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楼上楼下地跑。等到终于给孩子打上吊瓶了,她累得腿都软了,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想起来。当时,看到别人家的妻子都抱着孩子在坐等,丈夫忙前忙后地跑腿,她泪如雨下。

还有一次,她自己病了。半夜肚疼,急需有人把她送往医院。但那时没有电话,和谁也联系不上,疼得在床上翻滚。

一个家在山东的师傅由于长期的性压抑致病,分居20年后,终于调回了烟台。但不久就离婚了,因为他的性功能已经彻底丧失了。

记得外国某哲人说过:男人与女人在很早以前本为一体,后来被一位恶神从中间恶狠狠地劈开了。因此,人的一生始终在不停地、执着地寻找自己的那另一半。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深刻地描述了长期无法接触异性而使人性扭曲变形的一种心态。

其实幸福和“性福”不无关系,许多师傅千里迢迢赶到家,适逢妻子经期,你说是否有些绝望?即便不在经期,那时的住房十分紧张,许多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儿女,哪里有你颠莺倒凤的机会?

即便一年仅有的12天探亲假,也不是铁定的。1967年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

多么令人闹心,一年一度的春节过不成了,苦苦盼了一年的探亲假也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永远无法忘记师傅们在接到这个通知时悲愤欲绝的神情。

那年,我正赶上能享受探亲假,我去找革委会筹备组的赵主任,想让他给特批一下,因为我的反革命帽子刚被摘掉,也许能通融一下。那天,我一走进他办公室,就看见他一脸“旧社会”的严肃。我有些后悔,基本上是说不出话来,于是用颤抖着的双手递上了事先写好的请假报告。

穷汉乍富的赵主任半低着头,抬起眼皮,眼睛透过眼镜镜片上方的空间看过来,问:“为什么要请假回家?”声音虽然不重,却带着几份威严。

“正月初四是我爸的五十岁生日,我想……”看着他射过来象刀一样锋利的目光,我把想好的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全忘了,说出了实际的想法。

“毛主席都不过生日,你爹还要过什么生日?”没有等我说完,他的声音就提高了八度。在当时的我听来,近乎于声嘶力竭,我的第一次探亲假就这样泡汤了。

我和老赵同属造反起家的战友,他对我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80年。取消过年,消灭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灭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

201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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