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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运动人生

共和国新政伊始那年,我满16岁。两年后,我考取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入校几个月“三反”运动就开始了。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地要搞运动,并且揪出了两个“贪污”嫌疑分子:校医郑某和同学黎某。郑某是盗卖药品,黎某是贪污伙食款(当时是学生代表轮流办伙食,他当过一届伙食团长)。我因家庭出身是贫农,进校后一直是积极分子,理所当然地当了“打虎”队员,除白天走访、收集材料外,晚上还当看守,监督郑、黎二人写交代材料。郑医生是外省人,以前在部队工作,来校后,对学生态度和蔼,看病也耐心细致。我个人对他有几分好感,所以在看管期中没有难为过他。

郑医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农村。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打虎”队员奉命到他家搞突然袭击——搜查药品,结果一无所获。他妻子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一直低声下气向我们求情:“同学耶,我家老郑连红药水也没有往家里拿一瓶儿,不信你们问问周围邻居。老郑回来给他们看病都是开了处方叫他们自己去拣药,说他偷药卖实在是冤枉啊。我们一家老小全靠他,你们就放过他吧!”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确实没有逮住郑医生什么把柄。最后学校只得把他请出禁闭室,恢复校医工作。黎同学的遭遇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虽然最后据他自己交代,他只是偶尔在买菜时用公款吃点儿零食,并无巨额贪污,但最后处理还是被开除出校。

1955 年“肃反”运动开始时,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在四川省汶川、茂县一带勘测岷江水力资源,大队部设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紫坪铺。一天,从长寿狮子滩电站过来两个人,专门向我调查表哥朱国强的历史问题。表哥大我七八岁,当初和我一起考进水力发电学校。他解放前被抓壮丁,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一次和解放军作战中当了俘掳,经“学习”后发给路费遣返回家。“肃反”运动一开始,表哥历史问题被揭开,他所在单位的保卫部门便对他穷追不舍。

刚解放时,我们家在重庆小龙坎,娘娘(姑姑)在重庆陕西街一家绸布店当佣人。表哥被“遣送”后并未立即回家。他到重庆后先找到我娘娘,后才来我家,住了大约半个月。表哥的最大毛病就是爱“吹”,他说他在国民党军队已混至连长,并曾和部队驻地一漂亮女学生相爱……夸夸其谈,天花乱坠,眉飞色舞,颇为得意。

那时我只有10多岁,对他“吹”的这一切,只是当龙门阵听,过后也就当耳边风一吹而过。两个保卫人员话没多说几句就直奔主题:“你表哥是不是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听说还带回来一把手枪,你见过没有?”我说:“他当什么官我不知道,他自己说好像是什么‘长’,班长也是‘长’嘛;至于手枪,即便有,他当俘虏要缴枪投降,哪还能让他把手枪带回来?”东说西说,二人无功而返。后来,表哥仍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直至1980 年方才获释。我娘娘活到93岁,临终前她才吐露真言:“朱国强是我检举的。”原来,我娘娘是佣工出身,解放后一直是街道上的治安积极分子,曾向公安机关举报过多起案子,包括她原来的老板;检举表哥,可算是大义灭亲。

转眼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阳谋”张开大网“引蛇出洞”。而我却浑浑噩噩,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运动前期,批斗其他“右派”言论时,我踊跃发言,声嘶力竭,俨然以“左”派面目出现。后来,轮到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找我谈话了,动员我要真诚地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对党没有什么意见可提。想来想去,对勘测队个别领导和有些规章制度还是有些意见的。我想,把这些提出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对领导本人,对党的事业还是有好处的。况且,我自恃出身成分好,跟领导提点意见料无大碍。于是我挥笔疾书,用几十分钟时间,一口气写了三篇大字报:

一、《寄语毛书记》。主要说该书记平时高高在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文中有“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令人见而生畏”等语句(后来批斗时有人揭发我还说过该书记“演猪八戒不用化妆”)。

二、《跳舞队长》。勘测队大队长(行政队长,业务外行)是个舞迷,平时抓工作不力,跳交谊舞却十分起劲。队部驻灌县时,每逢周六,他班都不上了,一心梳妆打扮,准备跳舞。在他的影响下,一时间全队跳舞之风大盛。我在大字报中用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等语句。

三、《鸡脚杆上剐油》。勘测队里有工人,有干部(技术员、工程师,我属技术员),同样是在野外劳动,两者的生活补贴费却相差1倍,干部每天1.6元,工人每天0.8元。对此规定我认为极不合理,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比干部低,生活补贴又少发,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对工人来说,无异于在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一贴出,受到工人们的普遍赞扬,纷纷说:“马技术员真好,敢于为我们工人说话。”

大字报当即被领导小组成员原文抄去,几天下来相安无事。一天早晨,我正端着面盆到厨房打热水,路过队部大院时见原有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昨夜新换上去的大字报,篇篇矛头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马万才。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立即将我押进“反省室”,从此失去自由。

白天大会、小会批斗,晚上逼写交代材料。几个人轮班看守,不准睡觉。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们比我当初批斗别人时还跳得高,叫得凶。还有人跑到台上来按我的头,踢我的脚。我写的大字报中“板着一副苍白的面孔”等句子被上纲为“丑化党的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影射毛主席”;“鸡脚杆上剐油”是“影射共产党剥削劳动人民”,“煽动工人起来反对共产党”,等等。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许他们胡打乱说,不允许我辩解一句。结局无须多说:定为“右派”,工资由56 元降为26 元,取消生活补贴。最后处分是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几十分钟写了三篇大字报,换来的是22 年的苦难。

测工干润川写打油诗赞扬我那篇《鸡脚杆上剐油》大字报:“好个马万才,正气满胸怀,敢打抱不平,工人齐拥戴。”仅此20 个字,也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批斗会上,他大呼冤枉,拒不认“罪”,还挨了拳脚。最后处理也是开除出工人队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1979 年“改正”时在原单位碰见他,已是须发皆白,满脸皱纹,大热天还穿着破棉袄。我俩紧紧握住双手,久久相对无言,当年情景,一一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大跃进时期,农村饿死许多人。为逃命,我毅然外逃当了“流窜犯”,侥幸拣得一条性命。“文革”初始,我已摆脱档案羁绊,隐瞒了真实身份,混进一半军半民单位当临时工,担任的是涉及很多机密数据的测绘工作。由于伪装得好,“万岁”喊得带劲,没有露出“狐狸”尾巴。其间该单位还欲将我转正,但要到我原单位了解档案情况。这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谎称原单位已撤消(原单位就在成都,我岂敢说!),再也找不到了。接下来搞武斗,造反、夺权乱做一团,再也没人提“转正”的事了。我在那个“避风港”里安然地度过了10多年,直至“文革”大戏收场,“右派”得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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