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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一三”记忆很平淡

我的“九一三”记忆很平淡,得费力去回忆曾经的点滴。

那年2月,我过了18岁,离开下放插队的农村参军。如果是公开的征兵,我绝不可能应征。身体瘦弱不讲,政审也不可能通过,因为我父亲是“走资派”,还背着“自杀未遂”的“叛党罪行”没做结论呢。他多年低头认罪,老老实实不叫冤,“干校”才表示出一丝松动,宣布他可以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父亲这才敢联系在部队的亲戚,试探性地提到孩子想当兵,人家是一级首长,很爽快地批准了我和哥哥同时参军。当年,走后门参军很时髦,我们那个生产大队的城市知识青年有二三十人,连我共有三人是靠这条路跳出农村的;我中学一班同学里,有七八个是这样当兵的。

我们部队在福州,参军没几周,全班新兵集训报务,向南转移到泉州那边,大约在8月底或9月初回到福州。回来一看,营区空空,搞战备拉练,全连都拉到正对金门的前线去了。我们立刻变成临时的“留守兵”。

留守营区,活动多在室外。一是站岗密度大,白天夜里轮着转,同时又代为照看各个班、台(电台)的菜地,早晚锄草带浇水。营区在山边,向南很开阔,西边远远的就有个机场。相比泉州的宁静,福州的天空热闹多了,飞来飞去都是军用机。民航绝迹——地处“福建前线”,根本没它的航线。刚充当留守时,飞机轰鸣而过,还抬头看几眼,没几天就不太注意了。自从8月16日公布了基辛格秘密来华的消息,随后布置加强战备,都会提到中美关系,提到“蒋匪帮”不甘心。“十一”不搞游行庆典,哪知道是北京出了大事,只相信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隔了个把月,传达“林彪反党”的文件,才回想起早就看不见飞机了,一个个还瞎议论,到底何时开始禁飞的。

正式传达中央文件时,听到“林彪叛党”,个个士兵大吃一惊,而干部已先传达了,他们对战士保密,口风一丝未露,哪怕最信得过的战士,没有一个先于传达得知消息。军人守纪律,可见一斑。

传达时,首长逐字逐句念完整套文件,讲解透了,才布置相关事宜,特别提到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事。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年年搞评比,成了部队常规大事,许多军营歌曲都大唱特唱,突出这种评比。每年的上半年是“初评”,下半年就“总评”,以总评为定评,评上的发奖状、戴大红花、给家里报喜。这一年的下半年怎么个评法,应由中央军委决定。起初,部队的首长说得模棱两可,基层干部战士一时弄不清是继续评还是不评。上半年的初评我落了空,心里的“小九九”早就琢磨年底总评后如何写家信汇报。那年头,来往通信,家人、亲友、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不提“五好战士”四个字的,人家要问,要鼓励你争当,你得说实话,当上了没有。离家离校离乡后的表现如何,就看有无这一“光环”了。“九一三”后连续几次传达中央文件,终于听到军委指令从此不评“四好”、“五好”了,恢复传统的评功授奖,心里反倒踏实了。回想起来,“九一三”无形中替我们这类人松了绑。

转眼到了年底,按常规,年年冬季征兵,要有新兵入伍,要准备老兵退伍。可那一年全停了。这事本来与我个人无关,可我老想着弟弟。当初我们一家三兄弟一起奔来,我和哥哥参了军,人家拍胸脯答应好了,让弟弟再等一年,满18岁,就来当兵。不但我和哥哥,我们全家都企盼让弟弟到部队锻炼锻炼,他让家里人实在太操心了。“九一三”打乱了征兵惯例,弟弟只好老老实实呆在工厂里,最终也没当上兵。

我们福州炮司是正军级的单位,那一年正好有前后司令员交接的事。老司令员姓刘,老牌的少将,大概5月份交班上北京,去当军委炮兵的副司令了。新的司令员姓王,连个大校都不是,好像只混到中校,至多上校,有名的“火箭干部”,越级升任大军区副参谋长的时间很短,又要来当我们的司令了。“九一三”之前,人人传说他是林彪看中的,带兵打仗有一套。没等他正式到任,林彪出事了,他干脆不来炮兵机关露面,天天呆在大军区的老位子上。足足拖了几个月甚至年把时间,才看到他的人影。人们嘲笑他只是给林彪牵过马,连正牌的警卫都算不上……如此云云。到任后,他一直很低调,也许他天生就是低调的人,端不出军人的架子,更无大首长的派头。总之,前后两任司令的威望,判若天地。连我们老副司令的儿子,中学生一个,都大放厥词,压根瞧不起新来的邻居,好歹不认“司令叔叔”。而那位刘司令,前脚调进北京,后脚就遭议论纷纷:是不是林彪线上的人?成了被关注的焦点。幸好,一阵风紧,渐渐就平静了,刘司令并没有被划进林彪那条线里。

确实,“跟人”还是“跟线”,是当年很热闹的话题。就像林彪,昨天还是“毛主席线上”的“副统帅”,才隔一夜,冒出“另一条线”,他变成另一种人了。人的大红大黑,线的忽红忽黑,谁也说不清。刘司令奉调进京没挨整,算是幸运了。同在军委炮兵机关里,政委却被划进林彪线内,连他的秘书也倒了大霉,隔离审查,勒令交代“黑线”问题。政委的秘书姓谢,他的独生女在我们连当话务员,我们一直有联系。直到80年代中后期,我见到谢秘书,他仍然赋闲在家,天天读闲书、读外语,军委都没有给出审查结论。十五六年被白白耗掉了,一个人能有几个十五六年?何况是最富经验与活力的年华呢。他的女儿在我们炮司虽然没被“清除”,但性格明显改变,从此郁郁寡欢,至今更是情愿与教友们朝夕相处,也不来参加战友们难得的聚会。

军营里批判林彪,印象最深的是前任文书的一次演讲。他姓甘,是江西景德镇地区的老高中生,所念的乐平中学,为赣东北名校,校名由马叙伦题写。听说老文书在校时就能写能说,当过学生会头头,1968年春入伍,当年就入了党,深得连队干部信赖,到“九一三”时,早已是非提不可的干部苗子了。那年头,全军连队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初小生很多,我就担任过连队夜校的文化教员,其实自己不过是初一都没念完的初中生。如果说初中生参军也是个宝,高中生就是宝中宝了,更不要说名校里的尖子生了。

那时军营里的批判活动,和社会上盛行已久的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小会一样,并无活体的批判对象到场,只是划定题目的批判发言,批判稿几乎没有不抄报纸的。当时,传达完“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第二步,略缓时日,就组织群众性批判大会,每个分队都指定人发言。因为林彪事件尚未见报,抄报纸没门,指定人员的发言稿都按事先布置的题目硬着头皮写,即使有政工干部过目,卖力加工,也无法将一篇篇愤怒加谩骂的大批判稿润色到条分缕析的水平。每场发言的时间都计算过,一上午要排得满满的,才够威力。我们连队很牛,被安排发言的由两名排级干部带领一串战士,阵容可观,老文书成了压台的角色。

批判大会就在炮司小礼堂。直属分队加上抽调来战备施工的连队,至少六七百人,塞满了小礼堂。主持会议的首长,不断告诫“别紧张”,希望“就像平常说话一样”。可谁做得到呢,你让普通的战士上这场面,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十有八九抖抖惚惚。坐在这样的会场里,原本缺乏新意,我习惯“开小差”,指尖在裤腿上划来划去,练起美术字,两次被身边的指导员制止。认真听吧,就是领教干吼、空骂与乱堆辞藻,颇有点折磨神经。抬头做观察状,几位发言者只有一人稍镇定,懂得先试试话筒,自行朝下扳扳,他个子矮,姓张,是我们连电台的报务主任。确实,其他人能把手中稿子顺利念完就不错了,念错了重念,只要不出大岔子,别正打歪着,便大功告成。谁要念出大错闹出“反革命”笑话,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是那年月常见的)。幸好没发生。个别人开口不慌,结束时也赢得一片掌声。

一个上午,前后发言的都是捏着几张纸走到讲台边,主持的首长同时预报,下面请某某人做准备。满场扫一眼,必有人攥着发言稿,低头默读呢。老文书被放在最后一个发言,他坐在后排,轮到登台了,在全场瞩目中往台前移步,那惯有的慢步似乎拖不动干瘦的身躯。以为他该掏发言稿了,依然垂着双臂,偏侧着头,左肩略高,稍稍站定,离话筒尚有一截,忽然开口:

“林彪事件的出现,是一件坏事,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件好事,我今天的发言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顿时,满场开始躁动:他莫不是在脱稿演讲?

老文书平时不多说话,开口音量也不大,特点是语速平缓,虽鲜有抑扬顿挫,但字字清晰,不拖泥带水,私下交流时会夹点小幽默、小玩笑,正规场合则注重逻辑把握。上述特点,当时我毫不清楚,以后接触多了,了解深了,才得出一二。他当天的发言,与前面各位相比,不算长,口述时段落层次鲜明,先是肯定我党我军遭遇的是一件特大坏事,再转入必定可以变为好事,从哲学的高度讲事物的相互转化,涉及抽象的意义,便引用现实中的事例,层层剥笋。他特别引用了一个被称为“绝好的”事例——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万言书”,说这份国际共运史上难得一见的好文件,就是从一件坏事转化来的。对于满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小兵来说,什么是印尼,什么是印尼事件,苏加诺总统、艾地总书记、苏哈托将军、翁东中校……一堆洋名词,要一一做简略介绍,大致明了即止。

讲演渐入高潮,临近收尾,逻辑中心紧扣在坏事转化为好事的“条件”上。那时论述主客观条件,自然是强调坚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革命军人的伟大信念,老文书稍稍侧了一下身子,抬手指了指背后主席台上贴着的大幅《国际歌》,提高嗓音,放慢了语速:“还是这首歌里唱得好,‘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戛然而止时,并无肢体语言辅助,显得十分平和,不搞自我激动去诱导他人激动。

全场自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事后说过,“那可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特别是当天值班而没有到场聆听的人,听我转述,必有此话。并非开玩笑,不夸张地说,老文书的批判发言轰动了炮司上下,确实是我一生中听到的很难忘的一次讲演,尤其对我们连里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去自我培训讲演口才,树立了活标杆。也启发了我们几个新兵,还得要看书、动脑子。

在批判林彪的热潮中,收缴了一批“林副主席论战略战术”之类的小册子,个人不许私留。收上来的,也不烧掉,就堆在连部库房的一角,和刘少奇的“黑修养”一样,书皮全扒了,正文内容基本完整。这些“批判材料”不久全交由我“保管”,因为我很快当了连队文书。一有机会,我就去翻阅,别人并不知道,我也不担心被人发现,独自细细地看。只是没人讨论,也不敢作笔记,不像读其他书能有个小氛围。以至事后忘得光光了,还自吹偷读过刘、林的禁书。

这些,都由“九一三”而来,怎么看都很平淡。“九一三”对于我一生,并无大影响。个人思想上独立思考,还要迟几年。

2011年4月20日初稿,7月9日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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