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笼，1966年顿时成了乾坤大挪移的一年。各单位大多数掌权的党政要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用的业务骨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我至今有一深刻印象，红卫兵到我们这里串联来了，帮助地方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都市锦江中学也像外界一样彻底地翻腾起来。首先，课是不用上了，让我这样的懒学生窃喜不已；其次，一水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团应运而生；至于怎么酝酿的，又是谁组织的，我们无从知道。等我们知道时，人家已成了领导学校的革命小将了。红卫兵成员都是各年级各班的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领头的哥们姐们是高三、高二的几个革军子弟。
某一天，学校的红卫兵头们到锦江大礼堂参加了全市红卫兵大会，回校后便造开了反。我们学校就这样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我私下倒是满佩服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便夺得学校大权。一时间，各班的红五类活跃异常，从服装到精神都焕然一新。哪怕不是红卫兵，也要穿一身军装。家里有现成的拿来穿上，没有的就向亲朋好友借，到三姑六婆处寻觅。一时间，军装，军帽，军腰带一下子就成了引领时尚的服饰潮流。军装以草黄色，肩上有肩章带，四个兜为贵，因为这是军官的服装，与它相配的腰带必须是牛皮带。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巴顿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红卫兵潜意识里依旧推崇帝国主义的巴顿将军。美国人爱财，中国人爱权；诚哉斯言！
红五类同学趾高气扬扬眉剑出鞘；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同学心中不服垂头丧气；介于二者之间的麻灰五类（教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中农等）则左右观望，忐忑不安。总之，以往和谐友爱的同学关系荡然无存了，尊师爱生的价值观打个粉碎。校园里从此笼罩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气氛中。首都红卫兵齐向东的“血统论”、谭立夫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成了我们麻黑五类每天必读的“圣经”。
此时，闹革命是红五类的天职，是他们的特权，我班有头有脸的红卫兵大多不在班里活动，他们或在学校“清算”走资派和学术权威（学校的教学骨干老师）的罪行；或到社会上与兄弟红卫兵联合起来革其他阶级敌人的命，一句话，倚天屠龙谁与争锋？
那些时日，红卫兵除了把杨校长、凌主任、右派老师等人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每天将黑五类出身的骨干老师们押出去劳动，把敢于反抗他们的同学关起来审讯之外，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至今也没好意思问她们。幸运的是我们学校没有出人命。究其原因大约是男生太少（我们学校原是女中，1964年才招收男生），女生太多，达不到重量级的暴力所需的体力。当然，这也未必，鼎鼎有名的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就是被女学生打死的。
自从北京开始抄家后，这股风迅速地刮遍大江南北。何谓抄家？那就是，只要你家是黑五类，或是有历史问题，或是有海外关系（有亲属在欧美、港台），无论本单位、外单位的红卫兵，谁都有权力带一群人到你家，名曰查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和不义余财，实质上是在毁坏文物和文化。被抄人家的字画、古籍、古董、通通视为“四旧”，不识货的抄家者，干脆就将这些文化珍品扔到火里烧了；金银财宝，或私掖或上交，全凭抄家者的良心了。如若抄到一张国民党的委任状什么的，哇！不得了，那就是活脱脱的变天账，任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黑五类自然在劫难逃，就是麻五类只要被有权势的人盯上了，找一点理由就活该倒霉，家照样抄。
北京种种抄家的故事已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谁料想今朝都到眼前来。成都也开始了抄家风。别人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可是确确实实提心吊胆。因为我爸爸是旧职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并为朋友撑场面参加过袍哥组织。单从表面看，历史够复杂反动了，可他实在是一个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诚恳善良而温和的人，只知道默默做事，能养家糊口足矣，从未有大的奢望。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子女能顺顺利利完成大学教育，如能留洋，那更是烧高香了。每当我读朱自清的“背影”我都会泫然泪下，那背影分明是我父亲的背影，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也曾取笑他，你那么谨慎，又没有野心，也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何以参加那么多“反动组织”？父亲说：“三青团国民党是集体加入的，你在政府机关工作（国民党时期，他在财政部做会计），人家要你集体加入，不然，你就没有工作。你老爸除了打打算盘，算算账，没别的本事，敢不入吗？至于袍哥，那是朋友看得起你，你得去捧场，人家带你一块玩，又不要你做什么，跟着吃吃喝喝罢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原来“反动组织”就是这样容易入的，这该死的国民党怪不得要垮台。
基于这些历史，我们当然时刻担心着抄家的厄运落在我家头上，虽然家徒四壁，没什么财产，可一旦被抄，就入另册沦为贱民了。
抄家就像一把悬在你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让你日夜不得安宁。直到一天，我学完了那该死的“血统论”回家，刚走近院门，就听到里面一片嘈杂声，院门关着，隐隐约约说什么：“胆敢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藏匿财物……”接着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一听，坏了！终于抄家了，那把剑终于掉下来了。因为忧虑太久，反而不是那么害怕，反正是祸躲不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硬着头皮推门进院。不大的8家小院站满了带红袖章的人，有青年人有成年人。不像是学校的红卫兵。再定神一看，妹妹正好奇地站在人群边上观望，邻居家的周阿姨，神色黯然地站在那群人中。我松了口气，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直庆幸不是自己家。细想起来也满可鄙，就因为不是自己家就庆幸，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做人做到这地步，也满可悲的。但在那种大环境下，只要不落井下石就算是有良心了。
被抄的邻居1949年前与人合股开过肥皂厂，因此被划为资本家。可是这资本家经过17年的改造，哪里还有当年的辉煌，与一般的穷家小户没什么区别，就是抄家也抄不出来什么名堂。最后那些人因收获不大，只得垂头丧气、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家算是虚惊一场，逃过了抄家劫难。可我的同学姚文静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是一个人如其名的秀丽的女孩，文弱寡言。她父亲1949年前是一家百货店的小股东，1955年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公私合营后便成了人民商场的售货员。每季度能拿到15元的分红股息（当时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成分划为小业主。文革一来，自然升格为资本家、黑五类。所以她必须天天到校接受批判教育。
这天，她迟到了几个小时，这对于麻黑五类来说是破天荒的事。因为谁也不敢迟到早退，她好不容易以生病为借口混过我班红五类的盘查。她的脸色也确实难看。下来后，我们都很关心地问候她，她才悄悄地告诉大家，她家被抄了，来者不知为哪校“革命小将”。我们都很惊讶，她家我们去过，枉自做了多年的资本家，却和大多数贫寒人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极不起眼、黑黝黝、样式简单的紫檀方桌。如果主人不说明，一般人不会想到这张桌子是用紫檀木制作的。
难道说连这张桌子也不放过？文静说这倒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识货，继而愤愤地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认出那张紫檀桌。极为不甘地大骂：“什么资本家，穷鬼！啥也没有！”然后就把一个小闹钟摔坏在地上，撕烂文静的两件旧花布衣服，为了泄愤还把她家喂养的两只鸡，塞到马桶里活活淹死（那时没有卫生间，每家都是用的木质或瓷质的便桶，每日清晨必须倾倒清洗，否则第二晚就没法用）。
听后，我们面面相觑，这到底怎么啦？听起来就像是电影里“刮民党”兵一样。多少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见到文静，提起抄家之事，我开玩笑说：你家也真是，都成了资本家了，还敢养鸡，人家正愁找不到资本主义尾巴割，送上门的，不割白不割！哈哈哈！大家笑出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