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发生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的真实事件，近百名不足18岁的小青年全部打入另册，杀的杀，关的关，其中大部分人送峨边的沙坪劳教，困难时期被饿死于大小凉山。有关部门为了掩盖这场罪恶，先将四川省成都第二师范学校改为“成都简易师范学校”，1971年学校搬迁后又改名为成都师范学校，原二师旧址盐道街则改成为盐道街中学。此一惨绝人寰的事情，成都已无人知，故追记于此，希能留存史册。
忘不了的一桩往事
无声的眼泪，有声的控诉。这笔债务应由谁来偿还？被害者都是学生娃娃。60年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四川地区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件是四川农学院从成都迁雅安引发师生不满，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提意见写大字报和派代表上成都告状，旋即被当权者定性为“重大反革命闹事案”。为此，有85人划为极右分子（其中学生56人，教授3人、讲师4人、助教11人、教辅4人、省、地管干部2人、干部5人）；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28人（其中学生127人，教师1人）；被定为反动组织首要、主犯的有28人，参加反动组织的成员合计257人。这498人均在1980年7月全部得到“改正”和“平反”，但不少人均已蒙冤作古。
另一件就是发生在1957年6月成都“二师”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也惊动北京高层，省市报刊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最后也是近百名学生娃娃成了牺牲品，抓出“右派”、“反革命”一大堆。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风吹”，但其中好些人作了冤鬼，我的文友徐航先生就是其中一人。这两个事件中所卷进去的人前者十八九岁，后者十六七岁，我的朋友吴红当时只有15岁！
1982年，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班主任何志芳（女）老师，请我去为学生作了一场文学报告会，问及此事竟无一人知道。后来偶与老朋友吴红（他曾是《成都日报》副刊部编辑，后因故离职）谈到此事，他说他当年就是二师学生，清楚得很。于是我“顺藤摸瓜”，找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事件的由来
成都二师是专为全省各县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20世纪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挽救濒于灭亡的大清国，下诏废科举办新学，用八国联军之役清廷对各国的赔款返还的银子，在全国十几个省会兴办师范学堂，其中成都二师办学业绩位居榜首。自清廷、民国乃至1949之后一段时间，一直实行向全省公开招收优秀学生，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发给生活费。作家巴金、艾芜、沙汀等一代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所学堂走出去的，著名教育家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朱德以及王佑木、杨阊公、李硕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都先后在此校上过学或教过书，该校可谓是名满蜀中，享誉全国。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时候校园还有“五四”精神的遗风，结社结团，办刊办报，当局还不禁止。“天下兴亡，匹天有责”，是许多青年学生的报国理想。他们喜欢读报了解天下，也常常讨论一些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每天报纸一到，贴报栏前都围满了学生。
1957年4月的一天，阅报栏贴出新到的上海《文汇报》，上面报道了安徽省某乡干部克扣小学教师工资，还殴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师。对于这些明天就要去当教师的学子们，这消息无异是在他们心中投下了一个炸弹。整个上午阅报栏围满了学生，读报的、议论的，沸沸扬扬，人头攒动，有人在报上批字，有人响应，一时群情激愤像开了锅的水。很快，出现一张要求政府严惩殴打教师凶手的大字报。
这天上午，学生们不归教室，教导主任和各年级班主任前来劝说，说这些事与四川无关，大家回去上课。这个“与四川无关”的说法，立即引起广大学生们的反驳，他们举出所见所闻的一些四川的例子，比《文汇报》上说的还要严重。学生们有了新的想法，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许学生声援常金白，并希望把声援信刊登在报刊上，遭到校方的拒绝。于是一些学生联络全川师范生，准备调查此类事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乡村基层干部的违法行为。
无独有偶，恰在此时，省里来通知：从今年起，国家只向师范生提供9个月的伙食费，包括寒暑假在内的3个月，伙食自行解决。这个决定改变了二师建校以来的传统作法，被一些学生和常金白事件搅在一起，一时群情沸腾，反抗之声不断，有人提出上街游行，文思敏捷的徐航当即写了《告全市人民书》。
一个周末的下午，学生们晚餐后陆陆续续走向学校大门，发现大门被许多不明身份的“市民”堵住了（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划为右派的叶石先生承认：“我们通过公安机关，在居民积极分子中作了布置。”）其中有几个高大强壮的人大声呵斥学生：“不许你们学生外出！不许闹事！”一些自称是工人、农民的代表要和学生辩论，很快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争论中，一些辩不过学生的工人、农民代表，竟然骂学生“忘恩负义，白吃人民饭，白拿人民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坏苗苗”，不配做人民教师。其中骂得最凶的一人，是附近东桂街小学的党员教师李慎吾。他说，他代表人民教师，不许学生诬蔑新社会和诽谤干部。他大声说：“只有解放前教师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双方各不相让，参加辩论的人越聚越多。
忽然，有个学生发现不少“市民代表”衣服下藏有短棍，便大声惊叫：“他们要打学生，快跑！”几个胆大的学生上前去夺，带棍的人扬手就打，场面开始混乱。这时不知谁按响了学校的紧急电铃，有人打开广播高喊：“二师同学，暴徒冲进学校打学生了，快去增援啊！”于是，大群学生奔向大门方向，“市民代表”见势退却，挨了打受了委屈的学生紧追不舍，还拾起遗弃在地上的木棍，一路追到派出所，才发现派出所空无一人，而“市民代表”也突然无影无踪。被激怒的学生们已有六七百人，他们手挽手，一路雀跃欢呼，沿着几条小街狂呼口号返回学校。这本来就是不成熟的娃娃行为，当局却不这样看，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不得了！很快上报中共省市委和中共中央……
寻找打击的“突被口”
学生们并不知道惹下了惊天大祸，每天仍用心读书学习。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入睡的铃声像往常一样响起时，随着各室长“到齐”的声音，灯也熄灭了，二师重归于宁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
大约夜半时分，起床解手的一个学生，发现有几辆小汽车鱼贯而入地开进学校，车上下来的人很快被接进了校方办公室的平房院落。这一夜办公院落的灯火一直亮着，天明了小汽车也鱼贯而出。
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早操完毕，广播里播出了：“五七级的同学们吃早饭后，都到食堂教导处，听取本届毕业生提前考试和参加教学实习的通知。”二师五七级七个班来自四川省各地（市）县，有300多名学生，是该校建校以来历年人数最多的一个年级。面临毕业分配，谁也不敢怠慢，吃完早餐都纷纷带上小凳进入开会的食堂。教导主任告诉学生：鉴于今年学校的工作安排有变，本年度毕业生的考试将提前举行，然后提前进入教育实习。随后宣布了在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实习的指定学校。
但是学生们没注意到，就在随后半个月的毕业考试复习阶段的时间里，学校各班党支部和各班团支部每天都在开会（叶石当时向省委报告称：这是“为了摸清敌情，同时了解青少年阵营中左、中、右分布情况，并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接着，在一次全校的集会上，学校张校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新调来的徐副校长，后来学生们渐渐知道这位徐副校长曾是东城区公安局的副局长，同学们并不在意，加上这位徐副校长又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还得到不少学生们的好评。
后来才知道，在这位徐副校长的领导下，学校成立了有共青团成都市委学生工作部、教育局、东城公安分局和校方保卫人员组成的“二师事件处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对成都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动群众，调查揭露隐藏在二师学生中的“阶级敌人”和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其他分子，上报市委并研究决定如何处理。
工作组号召学生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他们同学平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特别是闹事中走上街头，参与对工人、市民、教师的施暴行为，以及冲击过专政机关（指派出所）的人。凡被揭发有上述“罪行”的同学，工作组及班团支部按人头整理材料，并组织人对这些同学进行监控。工作组许诺，对这次斗争中表现好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会留在城区。材料一份份地整理，监控一个个地落实，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渐渐归于平静的二师，平静得有点出奇，平静中流淌着不祥，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可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还在酣眠里做着《乡村女教师》（一部苏联电影）的美梦。
镇压悄悄来临
吴红不是二师一年级跟班上来的学生，是随父亲所在的四川师范学院由南充迁往成都时，从永川师范学校转学入二师五七级二班的。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号称盐都的自贡招来的。他到二师直至毕业大约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当时他刚好15岁，是班上的小娃儿。但他很快喜爱上了这个班的大哥哥们，例如班长郭××，篮球打得好而被选入四川体工队打中锋。同桌的李柏森，是辛亥革命时和吴玉章一起发动荣县起义，在攻打成都时牺牲了的烈士李某的孩子。他语文、数理都十分优秀，篮球也打得好，获得过成都市青年绘画比赛的第二名。简××是成都乒乓球比赛的亚军，纯净得像山上的泉水。最令他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二度驼背的残疾同学刘××，平时走路都不方便却弹得一手好钢琴，因为家里穷周末也不回去，好为家里省下一天的米粮，一到周末他就钻进琴房，琴房里立刻飘出一个穷学生奋力求学的或高亢，或感伤，或悠扬的琴声，引来了不少老师同学驻足聆听，不停点头称赞……
就在宣布结束教育实习那天的会上，校方同时宣布了一个使全体57级300多名学生不安而又不明白的决定：“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教育局文件，二师本年度应届毕业生在分配去工作单位前，将参加成都市东城区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学习。”
事隔40年后的1987年，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她的纪实文学《鸿》（又叫“三个女人的故事”）中，有所谈及。她说：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布置，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应打击的知识分子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50年代成都东城区能够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不多，张的母亲时任东城区委宣传部长，为怎样完成这个指标而十分焦虑，因为完不成指标的领导运动的人就会被填上去，而填上去就惨了。恰好这时上级把二师6月份参加“反革命闹事”的学生，连同其他的数百名应届毕业生，送到该区参加“整风反右运动”，于是这个百分之十的任务数一下就解决了，还能超额完成任务并受到表扬和嘉奖。二师57级学生命运就此注定。
当中共市委宣传部和学校宣布，二师学生参加东城区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后的第二天，全体二师五七级的学生，带着行李列队住进成都磨子桥七中和成都空军驻地，负责运动的工作组宣布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收信，不准会客等严格的纪律。接着是动员大会，学习讨论，人人表态。进入各班的学习室后，学生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当同学按要求围成圆圈坐下时，早已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就是那些想争取留在城市做教师的人），开始揭发，立即凶恶地大声喊道：
“×××，你这个罪大恶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不站出来！”
“我揭发你参加二师暴乱，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滔天罪行！”
“我揭发！”
“我揭发！”
参会者争相举手，唯恐落后不能表现自己“靠拢组织”。昔日和睦近似兄弟姊妹的同学，一下变成了深仇大恨的敌人，恨不得把他们撕咬得鲜血淋淋，五脏破裂。
“×××，站起来，听革命同志们的揭发批判！”
准备好的“革命同志”，他们一边揭发，一边煞有介事地大声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被揭发者稍不同意，他们就唾沫四溅地跳起来，指着对方鼻子说：“不许你狡辩！不许你抵赖！”并且狂呼乱叫地高喊口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每个上午，一般揪出两三个“阶级敌人”，连续揪了一二十天，揪斗的水平和气势日日加温，时时升级。学生娃娃们哪经过这种阵势的斗争，一般都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浑身发抖，第一天就有几个学生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下午就是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工作组号召革命师生拿起“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痛打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保卫人民的红色江山。积极分子们根据内定右派的名单，将准备好的大字报贴满了学习室的四面墙壁上。被点名批斗的学生，当晚就卷起铺盖，滚到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的住所去了。谁敢反抗？一旦被污蔑为“阶级敌人”，上下就有人跟着、管着、看着、守着，来去低着头，说话声音小得像哑了嗓子的鸡鸭，任人摆弄，任人折腾。
“阶级敌人”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那里面没有床，地上铺着很多稻草，他们就睡在稻草上面，无人管你冷和热。此外，来去排队有人押着。每天天一亮就被赶出大屋，嘴里含着馒头，扛起锄头等工具，由武装士兵押着去劳动。每当这些人从各学习班走过时，人们都不无惊恐地在想：“下一个会不会是我？”恐惧，忧愤，不安，悬心，像森森的寒流袭击着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们再没有歌声，再没有欢笑，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点。
当反右运动进行到第二周，二师学生被要求列队返校，参加逮捕反革命“大同党”首恶分子及其同党的大会。那天下午天气阴沉，学生们列队走进校门，看到从校门通往操场的道路两侧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刺刀的阴寒，钢盔的森冷，使阳春三月的蓉城近似数九隆冬。学生们快步疾行，在指定的地点坐下。会场上积极分子们情绪激昂，革命歌声不断，时而有人振臂呼喊口号：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江山！”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完口号台下1000多名各年级学生鸦雀无声，望着主席台一举一动。忽然，人群里有人举起了一幅贴在木板上的，画着“大同党”首恶分子人物的漫画。那个举画的人，十年后成为“名画家”，还出任过某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接着，挂着大纸牌，牌上写着“大同党”主犯的学生，被士兵押上审判台。一些人为显示自己的革命积极性，跳上台就对着他们拳打脚踢，当场有两个“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是叫好的口号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所谓的“大同党”的10多个成员，原来是58、59级的，不满20岁的学生娃娃。徐副校长以洪亮威严的声音宣布：“经过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斗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和同案犯供认不讳，他们是……他们错估形势，倒行逆施，企图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必将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沉重打击！”
在“大同党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的口号声中，士兵们推搡着将早已五花大绑的学生娃娃，一个一个扔上卡车，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车子发动，马达轰鸣，徐徐开出校门，口号声仍此起彼伏。大会后，57级的学生仍然列队返回磨子桥，工作组要求各班对当天的大会表态，以加强“整风反右的决心”。第二天，《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成都公安局在二师逮捕“大同党首恶分子的消息”，同时配发了社论。社论说：“二师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党煽动反动学生冲击专政机关的罪行必须清算……”云云。
就这样，从7月到8月，二师“反右斗争”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开始是揪闹事的，接着揪没参加闹事但同情闹事的，以及表态支持小学老师常金白的，后来又揪虽无上述言行但个人主义严重有反社会主义情绪的。但凡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的学生，要自我检查或向党交心，再根据他们的检查交心，发现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有联系的也要揪出来。到8月中旬，学习组召开大会，听夏部长做总结报告，报告说东城区教育系统的“反右斗争”，在中共省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已经超额地完成了任务。还能来参加总结大会的二师57级同学，都在互相悄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
零落成泥碾作尘
1958年4月，“51”前夕，东城区教育系统在锦江川剧院举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大会”，侥幸获得宽大的“内控右派”，我的朋友吴红坐在楼厢倒数第二排的一个位子上，他偷偷用眼光寻找二师57二班的同学，已经减少了将近20人。这些与他从盐都来的36个同学，其中被划为右派的8人，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9人，加上他刚好是全班人数的一半。那个省篮球队的郭××，市乒乓球队的简××，驼背钢琴师刘××，甚至父亲是烈士的李白森，还有美得像朵月季花的陈姐姐，也都被划进去了。全校1000多名学生划了100多名右派，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反动分子”。
后来从知情人处听到，这次凡参加二师闹事的师生，都被集中到一处由士兵持枪看守的地方做苦力劳动。不准回学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家里亲人也不敢打听寻找，否则被认定为同情“阶级敌人”，与右派划不清界限，甚至还会因此被单位追究而划成右派。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指示精神：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还给工作，让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做反面教员。1957年划为右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均是有工作单位的成年人，可以留在原单位做“反面教员”，但这些十几岁男女娃娃的小右派无单位收留，怎么办？于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话：“他们也是生产力，送大凉山劳动去。”于是，成都市就把他们编组成一个劳动大队，被押送到了四川西昌的大凉山上，做了一个没有劳改期限的不是犯人的犯人。一去就是几十年。
上世纪60年代，人为的大饥荒席卷全国，大凉山劳改农场的管理人员因为饥饿而疯狂地虐囚，可怜这些娃娃右派们在劫难逃，大部分饿死，小部分苟活着。10年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管理体制松懈，这些侥幸还活着的当年“二师事件”小右派们，潜回成都，这时的成都人才忽然忆起10年前他们失去的这批孩子。他们一个身残体弱，两鬓斑白，脏稀稀地像群乞丐，跟他们同时去大凉山的同学，大多数人早已埋骨他乡，再也回不来了。
“少年望北斗，壮岁作楚囚。笑傲南冠几多秋？岁月水东流。人非物依旧，青冢恨悠悠。泪洒空吟闻笛赋，日暮风雨愁。”（友人黄强右派分子，悼念死在沙坪劳改农场的男友的《祭友》诗）
二师学生中那位驼背的钢琴家到凉山不久便去世，临终前想唱支歌也没了力气。大凉山灰暗的天空中似乎飘荡着这音乐奇才无尽的哀诉；那个想学梁启超办《蓉城少年》的徐航，去劳改农场不久因饥饿难忍，劳动时捡了地上的一个烂西红柿，竟被当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鹅卵石打得脑浆迸溅一命呜呼。
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为这批青少年右派进行所谓的“改正”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收不到这个“改正”通知书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已经早就不知道他们的音讯下落了。二师的同学中至今还流传着57级某班两个少年右派的悲惨故事。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所谓的“改正”通知时，发现两个人的眼珠不动，正惊异间，两个同学忽然放声狂笑，笑声十分恐怖，然后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那个父亲曾是吴玉章战友的李白森，侥幸留在成都市一所平民学校做看门人，后来让他代课，直到1978年改正后才被允许做一名小学教员。
无言的结局
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斗争，使许多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师事件中被调到二师任副校长的原东城区公安局副局长的徐某，竟也在运动后期被人控告同情学生而被打成右派，而领导清查二师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传部部长叶石也成了右派，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殊途同归。而当年一些反右积极分子们，大都得到升迁，成为各级政权和单位的负责人。吴红所在班的13名所谓热爱共产党、毛主席，对阶级敌人斗争坚决的革命学生们，陆续被提拔成为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城建大队长、体委副主任、人大副主任、书记、校长……
不知在颐养天年的现在，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制造的这桩“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