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何炳棣先生晚年苦苦思索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起源，认为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一体两面，不可切割。他将此概括为“宗法基因”，并以邓小平1989年6月16日的讲话为例：“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310—311页）
他指出，邓对“宗法基因”在传统和当代中国文化所起的作用有无比深刻的体会，更启人深思的是邓如此白地承认“宗法基因”是一种危险而亟待医治的病源。
与宗法基因、祖先崇拜相对应的是英国所代表的盎格鲁文明圈，是以自由基因、上帝崇拜为其基本底色的。这就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历史。英国历史学者、政治家丹尼尔•汉南在其《自由的基因》一书中追溯现代世界的由来，洞见自由基因根源于崇拜上帝的自由，正是宗教自由与世俗自由的结合，最终成为盎格鲁圈的核心信条，成为民族身份认定的关键标志。
林肯在1863年那场只有两分多钟的演讲中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认为这个说法很可能来源于最早的英文版《圣经》前言，“这部大书正是为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1384年写下的，他曾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世俗自由与宗教自由如此密不可分、融为一体，难怪早在《大宪章》出现两百年之前，1014年，贤人会议就与国王艾瑟尔雷德二世达成了契约，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英国性与普通法、代议制政府的结合，远远早于《大宪章》。
“三代之治”没有超越性的终极关怀
“古代良法”或“不朽习惯”的理念成了英国政治的核心。说起来，似乎与中国人向往的回到“三代之治”，渴望“先王之道”很接近，只是“三代之治”是宗法基因的产物，没有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只是寻求一种世俗的秩序，而不是世俗的自由。这一点从先秦诸子到王阳明乃至黄宗羲都没有看清，2000年来一直在世俗的德性、修养上做绣花针的文章，未能突破世俗层面，一直在那里原地打圈圈。
1215年写在羊皮纸上的《大宪章》，被20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丹宁勋爵视为个人反对专制政权、赢得自由的基石。在不列颠法令全书中保留下来的至关重要的三个条款中，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得侵犯教会自由（然后是市镇旧有的自由、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正当程式），正是这一条指向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条款与世俗自由相辅相成，成全了盎格鲁文明圈的自由。
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求通商而被距，到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悄悄登岸，以16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圣经》全部译为中文，乃至鸦片战争的冲击，英国都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以致多少人“像金庸”说起鸦片战争就泪眼汪汪）。一个以祖先崇拜、宗法基因为精神密码的古老民族，靠微小的、人为的力量实现自我更新毕竟太困难了。1823年12月7日，马礼逊来华在日记中沉重地写下：
“我已在中国居住了整整16年。中国是一个充斥着偶像的国家，是一个忘却和不知道宇宙的创造者的地区，撒旦仍在中国保持着他的王座。”
然而，来自英国的影响毕竟还是静悄悄地在发挥作用，不说信仰层面的，就是在世俗层面，自1895年起，留英归来的严复翻译了一系列英文著述，亚当斯密、约翰密尔、斯宾塞这些名字进入了汉语读者的视线。1903年会试的题目中就出现了这样一道题：“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益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期，有益无损策。”斯密氏就是指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被严复以《原富》为名译为中文，1902年才在上海问世。
在此前后，在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出任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万国公报》和山西大学堂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温州创立艺文中学堂的苏慧廉，在偏远的贵州石门槛创办了石门槛光华小学的柏格理，伴随着福音和教会而来的大量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共同构成了百余年间第一波重塑文明的浪潮，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不幸这些曾让成千上万的学子受惠的大学在1950年代初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对无限权力的追求早已深入骨髓
胡适高度肯定盎格鲁圈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代议制是有过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但他没有意识到盎格鲁圈代表的现代世界是建立在一体两面的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之上的，正是上帝崇拜和自由基因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和制度基础。换言之，他们有此岸，还有彼岸，权力之所以受到限制，最终走向民治民有民享，与此密切相关。而在一个以祖先崇拜和宗法基因为基础的古老民族，要走进现代世界，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对无限权力的追求早已深入骨髓。
胡适向往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无法变成一股在世俗社会有广泛影响的思潮，只是一部分知识份子“书斋里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即在此。胡适试图将自由主义嫁接到本土资源中，将老子、孔子、王充、张衡、王阳明、李卓吾等人都称为东方自由主义，虽然他认为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但也只是着眼于看得见的世俗层面。
眺望海峡对岸，30年来发生的变化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却是不流血的革命，一个以祖先崇拜和宗法基因为基础的民族，竟然在几千万人口聚居地实现了制度性自由，不仅在制度层面，而且在日常生活层面都已迥然不同于过去的时代。我不想在本文探讨长老会对台湾转型的影响，也不说“美丽岛案”中蒙难的牧师、传道人、神学生，他们在追求天国的同时，对于地上的国付出的牺牲，尽到的责任，我只看小小的岛上，从北到南那些屹立在大地上的教会大学，辅仁、东吴、东海、真理…我想起宗法基因、祖先崇拜与自由基因、上帝崇拜的文明鸿沟，台湾的自由基因从何而来？是雷震、殷海光的思考、奋斗和牺牲，是绿岛囚徒的母亲长夜的哭泣，是“美丽岛”受难人的呐喊、抗争，是蒋经国的一念之转…
这些世俗的因素固然都是，然而在看得见的这一切之外，我更关心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带领他们走出死荫幽谷，我相信，有绝对的地平线，有彼岸的蓝图带来的心灵革命，要比只停留在此岸的街头运动、暴力革命更为深刻、更具本质性。这场心灵革命的关节点就是摆脱宗法基因的千年羁绊，走出一条心灵自由的道路，一个自由的社会绝不是一班心灵不自由的人所能建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