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老左派，他的视角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莫斯科变色了，而北京仍然是红色的，可以成为世界共产革命的延安），而我前面提到的杰姆逊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的角度观察中国的，而且，他的观察中有很明显的造反派情结。我们不妨看一段杰姆逊对文革的评论：
在六十年代，人们一时都有一种同感，即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一个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毛泽东对此进程的形象描述最富于启示性。他喊道：“我国就像一粒原子……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释放出的热能必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一形像向人们展示了在古老的封建村庄结构分崩离析后，在文化革命对这些结构所遗留的习惯作了快心的扫荡之后，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的景观。然而，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material signifiers）的解放，本来就可以是骇人的奇观；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在西方也是如此：六十年代伟大的剧变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恢复，使得各种国家机器压迫力量卷土重来。[33]
这段文字来自杰姆逊的《六十年代阶段论》，是从英文直译的，有点蹩脚，让我复述一下，略加解释。杰姆逊是要说，毛泽东搞文革的本意是要发动群众扫荡旧文化，并摧毁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真正大众民主的社会，人们自由结合的公社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就在1967年1月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为后台的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成立新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时候，毛被有“一月风暴”之称的群众造反吓住了，后悔了，所以决定派军队以“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为名参与文革，稳定秩序，成立有军代表、老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即造反派）参加的“三结合”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毛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进而否定“公社”这个有大众民主意味、让人想起“巴黎公社”的名字。在杰姆逊看来，革委会成立是一个转折点，而且是逆转，标志着文革的夭折。
杰姆逊的这段评论有很多错误，最主要的是他没有看到，或不愿意相信，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不是摧毁党的机构和官僚体制，还权于民，推行大民主；毛的本意是要借文革实现更高度的极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元化领导）。但是，杰姆逊对文革发展的评估会得到很多造反派的赞同：很多造反派当年憧憬巴黎公社的模式，而且相信那真是毛泽东的理想，只不过旧官僚集团的抵制，一时实现不了（这是杨曦光的看法，我将在下一节讨论）。如今，也有很多造反派认为革委会的成立就是复辟旧政权，甚至是军人政权，因为革委会美其名曰“三结合”，实际上造反派成员徒有其名，没有实权，一切都得听军代表的。而且造反派很快就开始被整肃，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革委会成立之日就结束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与那时造反派的地位和境遇并不完全符合，有我上面讨论的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为例。总之，诸如杰姆逊的这种看法在造反派中间是有相当的市场的，“人民文革”论者甚至可以基本认同他的结论。徐贲说：“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34]此话有理，道出了造反派情结和新左派文革论的不同与关联。
造反派和新左派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还在于他们对官僚主义或官僚体制的看法。在西方社会，官僚（bureaucrat）这个以桌子或桌布为字源的词是个很不好听的词。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官僚平庸无聊；在卡夫卡笔下，官僚体系是人类异化的荒诞现象。但是，现代社会的运作毕竟离不开由专职行政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个悖论。然而，如前所述，既然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机构/官员和极权体制下的行政机构/官员有本质的不同，将西方社会对自身官僚体系的批评嫁接到毛时代的中国，以“官僚集团”取代“走资派”应当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跨界使用“官僚”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民主与极权的区别，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区别。
在对官僚阶层的认识上，中国学者还有一个比西方理论更切近的资源，那就是1963年翻译出版、内部发行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很早就对苏式共产主义开始批判反思的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文·吉拉斯。杨继绳在文革史《天地翻覆》中引述了吉拉斯的著名结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杨继绳接着写道：“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毛认为实现这一乌托邦的障碍在于党内的官僚阶级，所以发动文革，使“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35]杨继绳所说的毛与吉拉斯在基本立场上的分歧，我完全同意。但这段议论中有两点似乎与我讨论的造反派情结问题并非完全没有联系。首先，将毛的对立面称作官僚集团或官僚特权阶级值得商榷，因为从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毛既是这个官僚集团的缔造者、领导者，又是最高特权的享用者，而且最后还要用经过文革式的清洗和整肃，使官僚体系更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次，吉拉斯说的“新阶级”是共产党政权产生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自身的产物。吉拉斯特意将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加以区分，所以才“新”，并说：“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36]吉拉斯定义的这个阶级并不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走资派，而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以专政方式来统治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党内精英。所以，不如就按毛的说法，把毛的打击对象叫做“走资派”，放在引号内，更何况他们最后证明就是走资派。当然，我认为更为确当的称谓是中共党内与文革派或激进派相对的务实派或温和派。可是，今天如果真这样如实地说：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务实派），也的确挺尴尬的，不是吗？
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
在文革年代，也许大多数人都是怀着单纯的动机、真诚的意愿和理想主义的热忱参加造反的。这个理想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世界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时有些理想青年甚至偷越南方边境，去参加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支援世界革命。连生命都愿意贡献，动机不可谓不纯，理想不可谓不高尚。在很多年以后，文革的灾难已经使多数人不再相信当年的理想，但是对理想主义的反思好像并没有开始，至少是远远不够。而且，也许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理想主义或理想情怀在一个物欲横流、信仰失落的当今中国社会反而更令人憧憬，这种憧憬还与怀旧并行。
我下面会讨论理想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讨论这个较为宽泛的题目之前，我想先复述一篇被许多造反派推崇的、文革理想主义的代表性的文字，即湖南造反派学生杨曦光（杨小凯）在1968年初写的《中国向何处去》。
“极左”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本是贬义词，是在批评诸如极端的文革思潮时用的。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就提议批判“极左”，实际上是为了抵制极端的文革政策，自然被毛否决。而杨曦光开宗明义，从正面接受这个词，说《中国向何处去》也是《“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他认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这场革命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37]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的确在不同的场合用过“公社”或“人民公社”这样的概念，比如，他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但这个新社会的理想尚未实现，原因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或“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阻力太大，而周恩来就是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
杨曦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67年末、1968年初——正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成立，而造反派群众组织内部的不同派别正在为争夺权力大打出手的时期（即“武斗”时期）。他认为，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毛的理想权力机构是实行群众专政的“公社”，而不是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三结合”组成的革委会。但是，“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的成立，在杨曦光看来，是毛向势力强大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暂时作出“退却”的步骤之一，是毛的策略。值得指出的是，杨曦光关于革委会中军人和“旧官僚”起主要作用，实际上是旧政权复辟的看法，仍然是当下很多造反派文革研究者的看法。
既然革委会的建立是旧政权复辟，是毛对资产阶级的暂时让步，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就远远没有结束。杨认为，“极左派”结束这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终途径是武装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武装左派”。杨曦光对1967年形势的分析是，一月造反派夺权受到挫折，二、三月更出现逆流（即毛泽东所指责的、周恩来手下的高层干部掀起的“二月逆流”和造反派学者指出的、在某些省份发生的“二月镇反”），造反派受到严重打击……但到了八月份，形势好转，不仅出现了造反派“抢枪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而且爆发了“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可惜，九、十月份形势再次逆转，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宽松的干部政策让走资派上台，中央下达九·五命令（禁止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武器弹药，已抢的武器必须限期归还）“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不过，杨曦光说，在这样的曲折反复中，人民也逐渐觉醒，成熟，“极左派”的新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云云）“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与此同时，江青11月12日（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重提批判17年（1949-1966）和50天（1966年夏天工作组时期）的问题，“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林彪10月24日（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47军军长黎原时）的谈话中“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两个讲话“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杨曦光对江、林二人讲话的解读和评价多有不实之处，往往一厢情愿。但这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与我的问题有关的是，他对文革派江青和林彪的推崇与赞美和他对务实派周恩来的敌视与讽刺形成鲜明对照。
杨曦光还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很可能会“在一省或数省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而这个省他认为很可能就是他所在的湖南，那里最先进的组织就是他所在的“省无联”（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他写道：林彪的“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原文如此】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以上是我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要点的尽量客观的复述。从今天的角度看，此文的论点很教条，很荒谬，但这并不是杨曦光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至于杨曦光，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马列主义理论背景，长于推理，以至于对毛泽东的思路有相当洞见的知识青年。我感到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很多造反派文革学者对这篇脱胎于毛泽东文革理论模式的文章至今仍旧缺乏批判的思考，尽管杨本人早已放弃了当年的看法。2004年，早已更名为杨小凯的杨曦光辞世，悼念文章中仍有不少赞扬《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字。例如，刘国凯说：“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以这个名字署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最高结晶。……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38]郑义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杨曦光关于文革基本矛盾和终极目的的那段话，并称赞说：“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39]
杨曦光的理想主义应当是单纯而真诚的，问题是，纯洁的动机和真诚的意愿在我们决定某个行为的好坏对错时是否有任何意义？（更何况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其单纯和真诚，这样的理想主义，或任何其他的理想主义就一定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