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国大陆政治舞台上那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长剧，张春桥活跃而醒目的身影，是无论如何不能亦不该被忽略的。十来年里，他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身居党政军要职，更有上海作为基地遥领风气之先。如若不是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与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等人在同一时段被拘押审查，并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的人生履历及命运由此而改写，不知其极左派理论家的角色还会有怎样独特的演出！
经历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张春桥不论是作为动乱年代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还是沦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获刑罪犯，一直有个“叛徒”嫌疑的问题缠绕着他，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而且至其病死之后。文革结束时，一般民众议论张春桥也有类似的话语：这个人，一看就像是叛徒！然而蹊跷的是，那顶“叛徒”的帽子仿若高悬在他的头顶，从来没有戴上去。不久前北京某学者发表有关张春桥的文章，也提到他深受毛泽东器重和眷顾，“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那么，张春桥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党内的老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这个状的？毛泽东何以置之不理？研究作为文革代表人物的张春桥，这些都是难以回避且应当搞清楚的问题，况且从中还可引发某些必要而有益的思考。
红卫兵“炮打”首度质疑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张春桥的政治地位不高。1962年6月16日，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5日，改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协助江青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其间又参与江青根据毛泽东主席旨意，指派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965年3月5日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终于成为市委领导成员。等到文革的战幕正式开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张春桥一跃而为副组长。虽然称作中央首长还有些“名不正”，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再仅仅是地方干部，而是成了毛泽东为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可是，在运动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气氛中，这位一开始就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大将，也没能避免被群众组织“炮打”的风浪。而且，前后两次“炮打”影响很大，不仅当年的参与者刻骨铭心，一些健在的老上海人也记忆犹新。这两次“炮打”事件有个共同之处：质疑张春桥曾经是“叛徒”。
第一次“炮打”发生在1967年1月下旬。在红卫兵和造反派轮番冲击下，上海原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几近瘫痪，开始酝酿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作人事安排。由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先是奉派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时支持了造反派，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和赞赏，二度回沪后又拉拢造反派打击赤卫队，基本上操控了整个局面，正待几个大的造反组织推举和中央任命为新领导人。这引起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孙悟空”战斗队负责人胡守钧的焦虑。他对张春桥不满和怀疑，起因是张肯定的该校一位原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宣布造反后又去祝贺赤卫队成立，近因是张下令抓捕擅自夺权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红三司”负责人赵全国，远因是发现30年代张曾化名“狄克”撰文攻击鲁迅，而旁因则是获悉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过“自首变节”行为。基于这一切，“孙悟空”战斗队于1月23日夜晚分头行动，从校园到市区主要马路张贴矛头直指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其中比较醒目的有“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其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被抛出打倒不久，学生们以为炮打张春桥也顺理成章。过了两天，“孙悟空”战斗队又贴出《一问张春桥》和《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随即，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红革会等组织也加入了“炮打”的行列。
给这场“炮打”之火添了一把干柴的，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红革会负责人池东明率助手调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于1月下旬从北京高校获得有关讯息后转赴西安交大，亲耳听到关在该校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卞全：《池东明炮打张春桥》，载2011年1月《炎黄春秋》）霍士廉曾在与上海相邻的浙江省工作多年，又用脑袋担保，联想到张妻曾自首变节，红卫兵们信以为真。于是，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就此流传开来。1月28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上海展览馆咖啡厅，与正在开会的各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见面时，不仅当场遭到围攻，还差点被挂上“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牌子。在小将们的眼里，张春桥可以和叛徒划等号了。2月2日凌晨，不少高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炮打张春桥的游行示威。
上海红卫兵反对张春桥的行动，惊动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就在“炮打”即将升级之际，他亲自口授由王力起草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发往上海，包括“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完全错误的等五项内容，表明力保和支持张春桥的态度，以至高无上的权威立即平息了这场来势凶猛的“炮打”。以后几年里，凡是参与“炮打”的各校学生，几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报复和迫害，其中有些人被逼疯或自杀。
报人又起疑窦再“炮打”
尽管高校红卫兵的“炮打”行动被压制下去，张春桥如愿当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对他的不满和怀疑并未烟消云散。进入1968年，社会上又出现一些有关“叛徒”的传闻，如“中央两报一刊的记者在复旦开座谈会，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撤职了”；又如“张春桥找主席承认了自己有变节行为，主席听了很生气，已决定撤销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载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工总司1968年给毛泽东的电报》，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页），传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
这年3月24日和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工人体育场分别举行了万人和10万人大会，是宣布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的空军政委和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重要集会，党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并讲话，毛泽东和林彪还亲自莅临前一个大会，而两次大会唯独张春桥缺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随即在附属长征医院、市革委会和市委所在地，贴出大字标语“打倒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虽然没有点名，但引发人们猜测，因上海勉强可以成为“黑后台”的非张春桥莫属。这一动向，引起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的注意。在与张春桥近距离接触中，他本来已经有些反感，这时便推测张很可能出了问题。4月10日，朱锡琪又接到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来电，说她在几所大学听说了霍士廉用党籍保证张春桥是叛徒的传闻。这与此前红卫兵“炮打”时所传的内容，区别仅在于“脑袋”和“党籍”的不同。艾玲还称其丈夫看到一些中央绝密档的收件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成员，名单里偏偏没有张春桥。艾玲的丈夫贺瑞林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这一发现无疑可靠而令人信服。
于是，朱锡琪以“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拟出了10个“为什么”，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口号。这10条口号在报社部分同事中传看时，有位编辑顺手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口号中原先给张春桥定的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等，同事这一加，朱锡琪马上想到：怎么连这么大一件事都没写上去？4月12日凌晨，朱锡琪和观点相同的8位同事带上传单，乘车到同济大学散发了一批，很快激起了反响。当天上午，许多人到报社了解情况，南京路、淮海路上贴出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些对张春桥直接指名道姓。一天之内，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于这次有军队院校参与，江青让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出面，在当天傍晚发出三点电话指示：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不要搞反击。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
第二天，文汇报发起“炮打”的朱锡琪等3人被召到市革委会礼堂，参加一个已作布置的辩论大会。在东海舰队司令高志荣宣读李作鹏的三点指示后，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开始讲话，把这次“炮打”张春桥与1927年蒋介石策动的“四·一二政变”相提并论，指斥“反对张春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他还以肯定的语气说，张春桥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坐过牢，有什么理由反对张春桥？朱锡琪只好举出几个最近的事例，与之辩论（朱锡琪：《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载2011年9月《炎黄春秋》）。大会结束不久，朱锡琪和另一位负责人被隔离审查，不停地检讨错误、接受批斗，半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但被撤销一切职务，还背上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周恩来向邓小平交底
这两次上海群众的“炮打”事件，发生在文革前期，起因都包含对张春桥当过叛徒的怀疑。但无论高校的红卫兵还是报社的造反派，听到并采信的均为传闻，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而不能把“叛徒”当作一发重磅炮弹，给这位政坛新贵以致命的一击。相反，经历过两次“炮打”的张春桥，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平步青云。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并成为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又成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显然，他已跻身于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之列，但职责和影响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张春桥预先领悟毛泽东关于“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想法，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坚持删除鼓吹“天才论”的语词，遭致林彪的几员军中亲信及其他将领群起围攻，人人喊打，顿时陷入困境。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以雷霆之怒说出硬话，开始扭转大局，并抛出陈伯达，剑指幕后的林彪。也因此，张春桥更成为军中林彪一派的打击对象。林彪之子林立果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庐山挫败后第二年3月和同伙拟议了谋划政变的《“571”工程纪要》，其中“实施要点”部分“第二阶段：实施阶段”中，列明“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571”工程纪要》，中发（1972）4号文件）。可见，这些少壮军人虽不握有确凿的证据，也决定一旦政变成功，把张春桥当作“叛徒”处置。
在中央高层，把张春桥视为“叛徒”的还有人在。据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下午，从江西回到北京等待复出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去玉泉山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见面后，“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75页）这段文字之前，作者有一句铺垫：“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即“张春桥是叛徒”。邓榕是邓小平和卓琳的女儿，此处陈述的事实应得自父亲或母亲。这番言谈表明，周恩来认为张春桥是叛徒，而这个“埋藏心里多年的话”有丰富的潜台词：一是张有“叛徒”的历史问题，是其政治上的软肋；二是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个问题；三是毛泽东不让调查，显示很看重甚至庇护张；四是他表示对邓的信任和期望，形成与张对立的阵营。书中没有述及邓小平对此的反应，这符合他平时寡言少语的特性，但周恩来的这个交底使他明白：张春桥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其时深获毛泽东的信任。
康生临终密报毛泽东
现在已经难以考订，周恩来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这一认知来自何处：究竟是来自像霍士廉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参加“炮打”的群众议论及大字报？但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是来自档案中正式的组织结论。恰恰是这一点，与周恩来的身份、作风及性格均不相符。他是心细如发之人，偶为部属证明经历和表现也讲究准确，体现了对人对事的负责和严谨，但涉及张春桥的个人政治历史问题时并非如此。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在居停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关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政府组成人员事宜。26日晚上，毛、周二人为此长谈4个小时。谈话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页）。这是周恩来再度提到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文字记载，表明对此耿耿于怀。在决定中央政府人事布局的关键时刻，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谓不失时机，用心良苦。此前的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提到“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作为考虑邓小平复出的理据之一。那么，周恩来表示对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怀疑”，正可巧妙地抵销了毛泽东可能对邓小平文革初期犯有“路线错误”的疑虑，使得运动以来一贯正确的张春桥相形见绌，落于下风。很难判断这一“怀疑”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人事安排的决策，但翌年1月中旬国务院组成人员在四届人大闭幕时公布，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正处总理周恩来的接班顺位。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回应的“已经知道了”实际上是不以为然，张春桥在党内是常委，副总理之位居于老资格的李先念前面。不仅如此，与军队毫无渊源的他还获毛泽东提名，于1975年1月5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眼见张春桥的权力范围扩大，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也就其历史问题发声。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忆述，“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看望总理’……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重病的康生乘救护车抵达后，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过政治变节行为”。（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同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找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让她们代为转告毛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康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梁红伍：《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2006年9月《百年潮》）。这时，距康生病逝不到5个月。与“怀疑”的说法相比，康生的揭发更为肯定，加之他曾长期在中央分管组织人事，权威性无可置疑。文革后清算康生的罪责时，有人把此举称为江青集团内部的“狗咬狗”，也有人将之解读成康生的政治投机。无论他内心是否另有动机，如果确实与周恩来事先就此沟通后再托人向毛泽东报告，就不排斥是用政治历史问题力阻张春桥“更上一层楼”，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其实，康生迟来的举发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以他在党内的职权很容易调阅张春桥的档案，还需要江青让他看吗？既然看过档案，为何不具体举出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的证据？如果在延安时期就清楚，即使不便涉及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又有什么理由在整风审干中不及时挖出张春桥这个当时还无足轻重的“叛徒”呢？康生所言，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
“叛徒”从未被捕和自首
从党外到党内尤其是高层时不时被视为“叛徒”，尽管有惊无险，张春桥本人即使不出一身冷汗，至少也会有所反应。其实，上海发生的两次“炮打”事件都涉及这个问题，他已清晰地表明态度。关于这一点，徐景贤的回忆录中有迄今唯一比较明确的记载：
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
张春桥在会上还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那天，朱锡琪也在。我对张春桥的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徐景贤：《十年一梦》，现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第138页）张春桥为此而恼怒，一点也不奇怪。所谓“叛徒”，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之人，要么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为，要么直接投到敌对的一方，前者往往是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尤其严刑拷打，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后者可能是鉴于形势恶化而丧失革命信念，主动向敌方自首并表示悔改。张春桥自投身革命后，一直身处根据地直到解放，从未脱离过革命队伍，上述两种情况都未发生过，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叛徒”。
对于自身的经历，张春桥应该也是有底气的。1935年他从济南到上海时才18岁，是中学毕业不久的文学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二年在不完全知情下，参加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几个党员成立的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该组织后被中共派人宣布取消。1938年到延安后，他因无入党证明，再度申请入党被吸收。1939年初，他在陕北公学任宣传科长时，毛泽东到校做报告前曾向他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1940年被派赴晋察冀解放区，历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参与新闻业接管工作，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行政级别九级。1954年秋，石家庄时期的老上级柯庆施从江苏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张春桥遂任其政治秘书，代为起草讲话稿和重要文件。1958年正月初二，在杭州的毛泽东召见柯庆施，并要上海市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人随行。见面时，毛泽东拿着那份报告稿表示欣赏，询问张春桥的家乡、工作经历，得知他只是市委委员而没有具体职务时脱口称之“白衣尚书”。随后几天开会，每天一起边吃饭边谈问题，张春桥自此为毛泽东所熟悉。这一年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大获毛泽东好评，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下编者按。从60年起，他便奉毛泽东之派，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和武汉参与调查研究，开始亲历中央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史无前例，实际上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运动。张春桥一开始就厕身其间，从批判北京市领导吴晗、邓拓为前奏，到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鼓动机关干部揭竿而起，肯定记者、编辑接管报社，再到打倒大批负责干部，重组党政领导班子，几乎每个阶段都为毛泽东提供了可向各地推广的样板和经验。可以说，他前期主要用实践创新推波助澜，后期着重于“继续革命”理论装饰，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不断获得提拔和擢用。1973年8月下旬中共十大召开，张春桥担任主席团秘书长，同年8月底一中全会上升为常委。需要留意的是，邓小平是在1975年1月上旬举行的中共十大二中全会上，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越过张春桥，由此奠定了在政府、军队中的领先位置。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移当可明白，周恩来在十多天前亦即1974年12月26日，向毛泽东提出对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的怀疑，起到的正是再设一块绊脚石的作用。同样的道理，老谋深算的康生自知不久于人世，而毛泽东的身体也每况日下，距大限不远，而接班的权力有可能落到张春桥和江青之手，又很难从他们的现行表现上做文章，只能就二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向毛泽东进言，以期影响他对身后的接班人事部署。如果说，群众从道听途说产生对张春桥是“叛徒”的怀疑，反映了文革初期“揪叛徒”风刮向全国各地的混沌和失序，那么，政治手腕高超的党内元老直接把这一悬疑当作针对和打击张春桥的一大杀器，则充分显示文革后期中央高层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残酷。
诬陷他人难免咽苦果
在某种意义上，张春桥也属于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经过中央专案组认真和细致的调查，中共中央从1976年12月起先后发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证之一、之二和之三，其中第二部分是各人的政治历史，对张春桥的定性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用当时的政治语言来说，可以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但许多人困惑不解：不是一直有传闻说他是叛徒，怎么又成了比叛徒性质更严重的特务？这样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竟然能够混进中共并爬上高位，简直太不可思议也太可怕了！
1981年1月，张春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名包括：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这些罪名，似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身分没有关系，所谓历史上“叛徒”的嫌疑更是不再提及。当年说过用脑袋或党籍保证张春桥是叛徒的霍士廉其时还健在，先任中共山西省书记后当农业部部长，大概也没能为这个“叛徒”疑案的定论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
说起来有些讽刺，1967年10月，张春桥为了攫取上海的党政大权，蓄意压制和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示意市革会专案组将他们都定为“叛徒”。他对专案组负责人王少庸说：“按陈、曹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一些，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王少庸之后在传达时说：“他一讲，我就领会了。”（王少庸1967年10月23日传达张春桥讲话，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082页）以后，专案组想方设法拼凑证据，要把陈丕显和曹荻秋定为“叛徒”，即使中央专案办公室不同意也要这样定性。可见，张春桥也深知，对提倡革命气节的共产党人来说，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是一个很大的污点，政治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当他和文革同道诬陷和迫害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及许多党政军干部，不断取得更高职位和更大权力时，自己也遭到对方以“叛徒”嫌疑为突破口的强力反击，无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泥浆大战”的牺牲品。对于一个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党而言，这可说惯性使然，概莫例外。
（台湾）《传记文学》201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