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寿头

——崇明农场里芝麻绿豆的小事:你幸福吗?(二)

《雍正耕织图·耗耨》(局部)

“寿头”是个老职工,年龄却比我还小一岁,他大约在63或64年来的农场,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寿头”在上海话里是“傻子”的意思,说一个人“寿头刮气”,就是说他“傻里傻气”。“寿头”真的傻吗?他一点都不傻,精怪透顶。那为什么叫他“寿头”呢?就是因为他姓寿,曾经有人叫他“小寿”,但大家总感到拗口,叫起来不顺,直到后来他做了件大傻事,大家这才觉得叫他“寿头”最合适了,就这样拍的板。

那么是件什么样的傻事呢?这事大概发生在66年的夏秋之交,我还没去农场,所以故事概况是听别人说和寿头自己说的。

那时,文革已经好几个月了,农场当然也卷了进去,人们分成两派,虽然还没有发展到打架武斗的地步,但双方都是恨得牙痒痒,怀着非要把对方往死里整的心思。一天,寿头感冒发烧,请了病假在宿舍里睡觉。他住的宿舍是一排平房,有近十间,其中有几间是女生宿舍,寿头的宿舍就与女宿舍贴隔壁。墙很薄,“鸡”“鸭”之声可相闻,睡着睡着,他听到隔壁有水声,像是有人在木澡盆里洗澡的声音,四周非常静,连队生活区里几乎没有一个人,都上大田里干活去了。寿田大概知道是谁在洗澡,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撩人了!终于按耐不住,“色胆包天”,起床出屋,去推隔壁的门,里面居然没有插上销,于是就进去了。

据寿头自己跟我说,那时女孩(我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名字,随便就叫小花吧)已经穿上内衣裤,正坐在床上凉快,见寿头进屋,她没有叫喊,比如喝令他“滚出去”之类的,也没有任何动作,比如保护自己准备打架什么,她动也没动,仍坐在床上,寿头上前,想坐到她边上去,但可能寿头真的是初次,箭在弦上已经“搭”了好一会儿,于是就枪滑膛,弹走火,还没有“让子弹飞一会儿”,就“The End”。寿头回屋再去睡觉,但到了下午就被另一派的人五花大绑,直接押到南门港的县公安局里去了,罪名是强奸犯。

那时候的公检法系统可能也是乱得很,没人审寿头,既然下面绑来了,先扔进号子里再说。寿头大概也知道一些什么叫“强奸”的定义,感到自己的情况双方都还穿着衣服,身体连碰都没碰到,自己固然有错,但再怎么说,他也够不上强奸这个“档次”。于是在号子里喊冤,说这是“派性”的迫害。狱卒警告他,他再次犯傻,居然唱起语录歌,还唱“敬爱的XXX,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XXX”。寿头是红五类,苦出身,这些歌那时确实是护身咒,但这回不灵了,寿头唱错地方了。监规就是监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一点也不含糊,就给他上了“吃肉铐”!什么叫“吃肉铐”,还需要解释吗?那玩意儿吃肉不吃素!接下来,寿头的一双手开始变颜色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黑!寿头害怕,问同号子里的其他犯人,“这样下去两只手不是会坏死吗?”大家说,“是啊,是会坏死的!”寿头是真怕了,“那二只手坏死了我怎么办啊?”其他的犯人说,“坏死了只能锯掉啊!谁让你不服管教的!”寿头呜呜地哭了,没有人理睬他,也没有人能帮他。好一会儿,一个老犯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光哭也没有用,你就跪在门口地上,嘴里不停地说,“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看你年纪还小,可能会饶了你。

寿头就照此而做,当然狱卒可能有他们的时间表,临界点,知道哪一个时间点之前手还能救得回来,这也是给寿头一点苦头吃吃,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没规没矩,于是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给寿头卸了铐子。寿头跟我说,他的一双手是同号子里的一个犯死罪的人给他揉了一夜才揉回来的。

我一点点不夸张,事隔整整二年多后,在1968年,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寿头手腕上深深的手铐印子!可能是因为局部组织确实坏死而留下的伤痕!你说寿头傻还是不傻?

寿头在拘留所里关了二个多月才出来,瘦成一把骨头。寿头告诉我,说老犯人都知道,拘留所的日子最难熬,比正式监狱差远了,正式监狱对犯人还有一些伙食标准什么的,拘留所是临时的地方,谈不上标准不标准,全凭狱卒高兴,所以饿是第一难熬的事。寿头刚出来时,走路都摇摇晃晃,一个叫小飞的女孩给他送了一碗鱼汤喝,这个女孩后来就成了寿头的老婆。我曾经打趣问小飞:“你是不是早就喜欢寿头了?寿头做这种蠢事难道你不生气,反而给他送鱼汤?”小飞说,“才不喜欢寿头这种戆棺材呢!送鱼汤是做给小花看的,人家没拿你怎么样,就嚷嚷说是强奸,好像你有多好看似的,结果把人给害惨了,什么人呐!”

女人嫉妒斗法,手段千奇百怪,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弄到要讨论自家老婆是不是处女,下到农妇村姑送个鱼汤来示威,虽然花样不同,其实如同一辙。最后小花在我们连队里实在待不下去,只好转到另外的连队去了。寿头后来和小飞结婚,住在连队生活区河对岸的地方,那里原有几间仓库之类的破房子,改建后分给结了婚的小家户住。他们有一个女儿,68年我下乡时还不到一岁。连队里几个老职工“坏黍蜀”叫这小女孩“仙逰子”,像是很可爱的日本女孩的名字,其实前面省了“热昏”两字(上海话,“犯浑”的意思),你就知道这几个“黍蜀”的肚肠有多坏了。但农场里这不算什么事,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和寿头是用牛的搭档,我使唤牛的那几刷子都是他教的,平时,我们俩相处也是铁哥们一样。很多事情上,他的聪明和机智真的让我佩服,举一件我非常难忘的小事吧。

在农场里牛是宝贝,很多活没有牛根本不行,寿头是个用牛好把式,干出来的活漂亮,远近都知道。春耕的时候,排里犁田,平整水田准备插秧这些最重的农活,都是我和他,加上另外还有二个用牛的搭档干出来的。其中最要紧的农活是做秧田,就是水稻种子先要在秧田里育秧,约一个月左右长到四,五寸长时,把秧苗拔出来,再移插到大田里去。如果秧田做得不好,泥不烂,地不平,就会影响秧苗的质量,也就会影响以后稻子的生长,最后影响收成产量,所以做好秧田,就好比今天我们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样的道理。

兄弟连队就常常来请我们去帮忙做秧田。对这样的邀请,我们是非常的乐意,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都会招待一顿很好的午饭,我们人穷,志短,没办法,一顿饭也看得很重。第二个原因也可以借此认识兄弟连队的很多人,我们帮他们干一件重要的农活,他们当然感谢我们,今后就熟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认识一些朋友,很开心,也很重要。

后来,我们做秧田的名气连五七干校也知道了,那个五七干校在我们连队东北面的荒滩上,组织上不属于我们农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系到我们的。他们请我们去帮忙做秧田,我们当然答应了,心里想,干校干校,干部学校,干部们肯定比我们有钱,中午吃饭,总不会差吧!

那天我们去了二头悍牛,四条壮汉,牛还拖着几件笨重的农具,包括平整土地用的“滑盖”(一种下面装着铁梳子样的农具,控制角度就可以把湿泥铲起或者卸掉),最后压平泥土用的一块大跳板,走了快半小时才到五七干校。

接待招呼我们的是一个讲崇明话老农民样子的人,他自称自己在干校里负责农业技术,我们想想也合理,干校里的人都是城里各种部门里的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哪里会懂得农活?干校必须配备懂得种田的人才行,大概就专门从崇明的公社里出钱请个人来管生产。这个崇明人把我们领到了一块已经灌了水的田边,交待我们说就是这块田做秧田,他烟也不递一支,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种场景之下,不要说寿头已经一脸不舒服,连我也感到很奇怪,好像一切都是公事公办,我们理应来干这个活似的!但不管怎样,活还是得给人家干出来,农活误了季可不好。好在地块不大,我们二头牛四条汉子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水田里面转,把高处的泥拖到低洼的地方,同时把僵硬的泥块耙烂,几个小时干下来,人和牛都累得狗一样地喘气。说实话,如果我们抓紧时间舍力干的话,中午前这点活也能干完,但老师傅老油条们干活都知道规则,活儿刚下来时,开头是拼命干,到基本完成,只剩下收尾一点点活儿的时候,就该息息了,此时尽管可以逍自己的遥去,但活儿还必须乱七八糟摊在那里,就是内行人有时也看不懂你到底做到了哪一步。如果这时东家老板想给你加码干更多活的话,你尽可以一口回绝,说我自个的活还没完呢!然而到收工下班死线期之前,再花十来二十分钟迅速完工交付。这种手腕儿,潜规矩,几十年后我觉得,好像中国美国几乎是一样的。

寿头当然深谙此道,所以干到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叫我们收手,卸下牛后,让二头牛在芦苇荡里吃草,我们也在田埂上休息,就等着来叫我们去吃午饭。

果然,在五七干校大田里干活的人们还没有收工时候,这个崇明人就来招呼我们了。五七干校的食堂造得很简陋,记忆里周围的墙壁都是用芦杆竹子一类的东西编的,但饭堂里却摆着七八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都配有四张条凳,应该是供人们可以坐在食堂里吃饭,真是挺臭讲究的,我们农场的连队里哪有这种规格啊?打了饭都是回自己宿舍里吃。

我们四个占了一张八仙桌,崇明人很快端来一小脸盆的米饭和四副碗筷,说,米饭不够还可以要,随后他又端来四小碟菜,那碟子是巴掌般大,带浅浅凹底的搪瓷碟,碟底铺几片青菜叶子,上面有四,五片指甲盖大小用酱油烧的碎肉,实在是没法子把这种肉也叫做红烧肉。我在上海吃过多年的食堂,对食堂的一碟菜值多少钱有精确的评估能力,这样的一份菜,最多就是一毛钱,因为花一毛四分或五分,当时在上海绝大多数的食堂里就可以吃一份带着菜底的大排骨了。然而问题在于,份量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自己连队里的食堂,吃得再苦,一份蔬菜也有足够份量,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蔬菜班种的蔬菜供应食堂,五七干校大概还没有蔬菜班子,吃菜都得去别处花钱买,东西自然少而又少。

那个崇明人把菜碟分放到我们的面前,刚要离开,却被寿头叫住,寿头一面用手势示意我们慢一慢动筷,一面跟那人说,能不能帮忙再拿一个空碗来。那人不知道寿头为什么要个空碗,我们几个也不知道寿头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大概那人想,一个空碗就空碗呗,还能有什么事?所以他很快就从食堂的厨房拿了个搪瓷碗来。寿头就当着这个崇明人的面,把四小碟菜全倒入搪瓷碗里,然后示意我们开吃。崇明人自己也去食堂窗口打了饭菜,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桌子上吃。

我们的那一碗菜很快就吃完了,大家停下了筷子,寿头招手把那个崇明人叫了过来,说:“菜没有了”,然后把四个空碟子推给他。我这时候发现,崇明人的脸色已经涨红了,然而可以看出来,他在忍。他一言不发,拿着碟子,去食堂窗口那里又打了四份同样的菜过来,放在我们面前,就回他的桌子继续吃他的饭。

寿头还是照样办理,把四碟菜倒入碗中,然后我们开吃,一霎眼的时候,那碗菜又没有了,寿头又招手把那崇明人叫过来。这一次,那人忍不住了,他的脸也变成了猪肝颜色,“恩点人哪吭贼奸个啦(崇明话: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的啦)!”他大声地说:“我让你们一人一盆菜分开吃,你们怎么可以倒在一起吃呢?”

寿头却是不紧不慢,督悠悠地说:“倒在一起吃犯法啦?这只碗是你刚刚拿过来的,你拿来的时候,也没有关照我们不能把菜倒在这只碗里一起吃啊!”我在一旁忍不住,差不多就要笑出声来了,第一次感到,原来吃大锅饭真是好啊!看到那人还僵着,寿头索性就拿起筷子敲起那个空碗,我们几个也都一手捏一只筷子,敲起碗来。那家伙看看没有办法,只得再拿起四个碟子,愤愤地走了。一会儿,他只拿着二个碟子回来,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肉卖完了,只有青菜了!”我们知道他是在撒谎,因为我们来吃饭的时候,大田里干活的人还没有收工,现在刚刚陆陆续续有人走进食堂,怎么就会卖完呢?我眼看着寿头就要发作,一把按住他,打圆场说:“吃吧吃吧!”我知道,如果弄僵下去,硬是一定要这个崇明人加菜,他大概就要滚倒在地上哭起来,上海人叫做“削地光”了。

事情到此,其实应该清楚了,我们这顿饭到底谁来买单,这个崇明人大概没有和干校领导沟通顺利,至少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可以由干校来付账,他本来可能准备如果实在报销不了的话,一人一毛钱一碟菜,最多四毛钱,大不了由他自己掏腰包打发我们,因为干校给他开工资,本来就是要他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承诺他可以另外请人干活,也要干校报销这种额外的事情。但他哪里想得到我们这些人会出这样的“怪招”,这样难“伺候”?这就超出了他的“巴戟特”,他肉疼自己的钱,已经退了一步,再也无法退下去。

而我们这边呢?这样的大劳动力付出,一顿饭吃得竟如此不舒服,想想也气恼。我真正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就像是个走街窜巷的手艺人了,过去上海弄堂里帮人弹棉花,修棕棚藤棚那些人一样,被个“蹩脚人东家”随意找来干活,自己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中午吃这个抠门临时东家给的一份不像样的饭菜,还要看他的白眼,这种感觉让我非常沮丧,失落万分!

走出食堂时,看到崇明人就站在门口的地方,寿头上前跟他甩了一句话:“我们牛轭头上的一根绳子断了,必须要回连队去换绳子,秧田里还有一点活,我们明后天有空了再来帮你干。”说完,我们四个就哼着样板戏小曲,摇着晃着一路走了。我没有去看崇明人的脸色,不知道此时是红还是白。

回到田边,大家坐一会儿,也不急于牵了牛就走,这时候就见那个崇明人气急败坏地赶来了,一脸苦笑,再三和我们打招呼,说刚才是因为没有和食堂讲好,现在讲好了,下午一定给你们送点心来,“面衣饼,面衣饼,食堂说了,做面衣饼,”他陪着笑说:“一盆甜,一盆咸,放葱花,保证够多,一定保证!”这家伙大概到这时候才刚刚明白,我们是来友情演出,义务帮忙,这本不是我们份内的事情,又不拿你工钱,我们说走就可以走的,就几碟子菜,肉不肉的在其次,总得让人够吃,怎么会有这样拎不清爽的人!现在大概这个崇明人终于和干校领导把利害关系说清楚了,开销的问题解决了,崇明人就换了张脸来。

饼不饼的,我是无所谓,但二盆饼对寿头还是有吸引力,他家里有老婆孩子,所以他立马交易,说道:“刚才没吃饱,你回去叫你们食堂现在立刻就做,我也叫人回连队去拿牛轭绳来,绳子要换好了才能继续干活。”牛轭绳什么绳的,我当然知道寿头根本是在胡扯。

那个崇明人看我们答应肯把活干完,这才一溜小跑走了。对我们来说,剩下也就是再干十来分钟的活,就可以换饼吃,完全没有必要赌气走了。面衣饼是崇明和江南地方面饼的一种做法,将面粉和水调成糊状,放糖或盐葱花,锅里放油摊成软软的薄面饼,不是山东煎饼果子那种没油的饼。那天后来送来的饼确实很多,足足有二大盆,他们再不敢怠慢我们,终于知道了“哥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厉害。我吃了一点点饼,剩下的基本让寿头带回家了。

我们过去帮兄弟连队干活,人家都把我们当朋友,哥们来对待,不说吃的怎样,人家表现的是一种热情,友情,交情。跑到五七干校来,冷冰冰的,吃个饭最后竟弄成像是赤裸裸的一笔交易!

这样一件小事,其实也可以看出五七干校里的很多问题,他们上下人等其实对种田这事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派个着力能拍板的人来负责农业生产,随便从外面请个崇明老农民来指导指导技术,但人家想的首先是自己的腰包。我们知青在农场里干活,那时候叫“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们多少还有些责任感,都想要把农活干好,因为我们今后一生一世就将扎在这地儿了。干校呢?干部来干校都是临时的,他们拿上海单位里的工资,不拿干校的一毛钱。家小都在城里,心都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身上,自己一走,每家每户谁不是一大堆麻烦的事,他们来个一年半载最多了,那么谁还会去关心和担忧生产好不好,产量高不高?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了。这种道理,一个傻子都想得明白,五七干校怎么可能弄得好!后来的“571工程纪要”把知青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形容是变相失业变相劳改,真是一针见血!好端端把老百姓弄成家庭分离,叫人放下自己该做的正事不做,都去种田,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发的什么神经病,不折腾不折磨老百姓,好像日子就过不下去似的,什么玩意儿!

“五七干校”吃饭这事,如果要我单独处理应对,我是绝对想不出来寿头这些高招的。一是脸皮薄,二是不够机智,反应也迟钝,寿头后来对我说:“像你这种老实巴交的人,人家给你一小碟菜,你就一定会一口菜三口饭省着吃,绝对不会好意思再去跟人家多要的,不玩玩大锅饭的把戏,亏吃大了,怎么行呢!”

寿头不但脑子灵,手脚也是个勤快的人,空闲时他常常去捕鱼摸虾,钓黄鳝,叉田鸡,有时候渔获多了,他叫小飞烧好,就叫我去他家吃饭。一起叫上的,还有他的邻居蔬菜班的班长大李,大李会弄些新鲜蔬果,也叫自己老婆炒了端来。我单身汉,每次去,总是买瓶酒带上,那时五十几度的土烧五毛钱半斤装,九毛钱一斤装,我们三个爷们一瓶一斤装的烧酒也差不多了。

吃过几次,我和大李也混熟了。蔬菜班夏天种西瓜,品种叫“华东26号”,“华东26号”是我所有吃过的西瓜中最好的一种,皮薄弹指可破,瓜酿是浅黄色,那种甜上海话叫做甜得“鲜洁”,不是老美糕点的“死甜”,“傻子甜”。瓜田就在寿头大李他们屋后的一大片地里,瓜成熟时,他们自然而然就是看瓜的人。大李寿头三天二头会留一个好瓜,晚上叫我上他们那儿吃,每次都吃得我路也走不动,非要吃一大块咸菜,然后像牛尿般长地撒掉一泡,这才能走回自己宿舍。几次下来,我有点不好意思,大李看得出我是有点“非礼勿吃”思想作怪的样子,就告诉我不用担心,他说他在连长老金那里备过案,打过招呼的。叫我去吃瓜,名头叫收集优良种子,准备明年再种,当然是要挑最好的瓜,瓜籽还要求不能从嘴巴里吐出来的,如果沾上了口水,对种籽发育不好,所以要请信得过的人来做这件事。不知道“口水”的说法是哪里来的,有没有道理,反正我就是他们的“特邀选种员”,你说这瓜吃得是不是名正言顺?不过每次吃完瓜后,大李还是把瓜皮都扔到河里去“毁尸灭迹”,他说没必要让其他“吃瓜”“不吃瓜”的群众知道这种事(那时还没有正式“吃瓜群众”这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吧)。

有一次吃瓜时,我问大李,我说瓜田那么大,白天黑夜的,没有人来偷瓜吗?大李笑了,说当然有人来偷了,但来了几次后,现在没有人再敢来了。我说你们晚上派人看守吗?也没见什么看瓜人的瓜棚啊?大李告诉我,他们在瓜田里埋有好几个粪缸,是为了方便施肥用的,省得该施肥的时候还要一担担从老远的地方挑过来。这些粪缸不是十分大,齐腰深,瓜蔓瓜藤早盖得看不见了,就是他们蔬菜班的人,也只知道粪缸大概的位置,在瓜田里走时要非常小心,免得一脚踩空就掉下去。白天黑夜来偷瓜的人,被人一吆喝,慌不择路,十有四五会跌入粪缸。大李说:“一个人如果曾经掉进过粪缸,那就算他将来老到牙齿都掉光了,一辈子也是不会忘掉这样的经历!”

我问大李,“你真见过什么人掉进粪缸里了?”大李说,“那是当然的了!”我又好奇,问他:“那爬上来后是个什么腔调?”大李说,“晚上的看不清楚,有一次邻队的几个小子居然敢大白天来偷瓜,掉进去一个。”大李如此这般描述了一下那小子的惨状,我听后,竟想起了老李的“将进酒”:

“身如五花马,衣披黄金裘,一失足成万古愁!呼儿嗨哟啊,换什么美酒不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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