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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的帝师情结和汉儒的弄虚作假(2/4)

明·仇英画《孔子圣绩图·问礼老聃图》(局部)

遥想周室当年,姬氏家族的那帮兄弟,个个有头脑有才华有能力。也因为都是能人,所以一旦意见相左,便同根相煎,同室操戈。又因为都是能人,所以就不需要旁人指手划脚。周公建制,姬旦一人说了算。周厉王犯混要弭谤,则由召公制止。及至周室式微,不仅天子不知所措;当年分封的所有诸侯,全都不知道该拿自己、拿天下怎么办,尽管一个比一个野心勃勃。于是有了垂询,于是有了被垂询者的帝师情结。

当然,先秦诸子并非都有帝师向往。且不说老庄,即便杨朱、墨子,名家,阴阳家等其他诸子,都无此俗心俗念。向往帝师并且成癖的,主要是儒、法两家以及后来的纵横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扮演帝师其实是一种心理代偿:做不了君王,籍君王之权力满足君临天下的渴望。这种心理庶几就是满足不了性欲,看看春宫画也行。所以汉儒将孔丘称作素王,虽然意在捧抬,却也十分形象。素王者,意淫也。

将孔丘力捧为素王的诸多汉儒,有讲说《诗》、《书》、《礼》、《义》、《春秋》的热情,其中最出色的,还能够著书或写史,但并无先秦诸子那样的思想、心胸以及视野。就生命本身的创造力而言,相当有限。要说胆量,不足以搏浪一击为被坑杀的儒生报仇雪恨;要说能力,无疑成不了张良、陈平、周勃之辈。能够在汉室朝廷里做个博士官,讲授讲授儒学,已是莫大的幸运和荣耀。他们最大的资本与其说是有思想有学问,不如说是有记性,能够记诵被两把秦火所焚之书曾经记载过的内容。至于那两把秦火,一把是嬴政作孽,烧掉了民间收藏的诸多典籍;一把是项羽烧阿房宫时的即兴之作,顺便毁掉了官藏的百家经典。这两把火比之于基督徒的摧毁亚力山大图书馆,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导致原来言之凿凿的文字记载,变成了真伪相杂的口耳相传。而所谓今文经学,便滋生于这样的口耳相传。史书记载如斯:

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修其经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後,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於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齐鲁自胡毋生,於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

后人将汉初这种口耳相传的儒学,称为今文经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春秋繁露》的作者,公羊学家董仲舒。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可知,汉室起初并不以儒术为然,虽然并不像暴秦那么深怀敌意。文、景两帝,全都以杂糅了道、法两家的黄老之术为政和治国。身为文帝之后、景帝之母的窦太后,更是醉心黄老,不容他人非议。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史记•儒林列传》

这段故事里的三个人物,个个可爱。窦太后不容他人贬低老子,可爱;辕固生直言不讳,可爱;景帝智救辕固生、随后又敬其廉直而拜官,同样可爱。景帝尽管也崇尚黄老之术,并不喜欢儒学,但这不妨碍他看重臣子的人品。出手相救之际,又籍口利兵,给母后留足面子,既大度又聪明。由此可见,遵循黄老的文、景之治,对于异见儒生,有着相当大度的兼容。

从这段故事中还可以看出的是,汉儒的某些特色。其一,辕固生虽然耿直,学识却远不曾抵达读懂老子,虽然窦太后也未必如何深知老子学说是怎么回事。当年孔丘尚且还专程拜访过老子,辕固生凭什么如此出言不逊?孔丘再怎么自以为是,也断断乎说不出老子之书是家人言耳这样的无知无畏之语。窦太后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固然过分,但也不无幽默。其二,辕固生的非议老子,显示了汉儒较之周儒,更为排他。当年孟轲的痛恨杨、墨,可能是嫉妒人家远远超过孔儒的影响,又为自己的人微言轻而愤愤不平。此时辕固生这样的汉儒妒嫉老子,则恍如弃妇痛恨自己丧失正室的地位。其三,从辕固生在皇家跟前对老子的如此嫉恨,可见汉儒的力争独尊儒术,无非是抢夺帝师地位。尽管老子著述出于无奈,将无言的文化诉诸了言说,根本不可能存有帝师之想;但汉室之于老子的崇尚,却无意间将老子推上了帝师之座,导致高标见嫉。

汉儒所谓的素王之说,可能就是因此而出。孔丘在世,落魄得不行。后来的孟轲把孔丘几乎捧到开天辟地的地步,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汉儒为了争得帝师之位,刻意哄抬孔丘,将孔丘与帝王并列。于是,有了班固杜撰的董仲舒于《天人三策》中刻意推出的素王说: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

有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孔丘列入与帝王平起平坐的世家谱系,尊为至圣: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东汉王充著书,重笔渲染: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王充《论衡超奇》

二百年后的西晋重臣兼学者杜预,更是将此作为铁板钉钉的定论推出。并且,立了素王不算,还另将《左传》的作者,列作素臣。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西方的基督徒将耶稣奉为圣灵圣父圣子三圣中的圣子,尚有耶稣受难于十字架的悲壮,摄人魂魄。然而,孔丘虽然落魄,却并无如此壮烈。嬴政坑杀的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子。就算让人悲愤难平,汉儒也该寻访遇难者,为之立碑以志纪念才是,何以将他们的鲜血浇灌出孔丘的高耸入云?答案应该如是:汉儒其实并无为死难者鸣不平的义愤填膺,却充满着籍孔丘青云直上的帝师情结。

能够将这种野心表达得淋漓尽致,则无疑非当时的今文经学大师、《公羊春秋》最著名的论家董仲舒莫属。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如此介绍说:“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另据《公羊疏》引《孝经说》介绍:“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亦即是说,董仲舒与胡毋生,都算是子夏的六传弟子。胡毋生专注于学问,董仲舒擅长于义理。有关董仲舒的人品和生平,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写道: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比起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里的刻意夸张,司马迁的叙述较为可信,虽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司马迁没能细说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究竟将《春秋》明到了什么地步。

相比孔丘当年的“子不语乱力怪神”,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引进了“天”的概念。说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父为子纲,此三纲与天之间的关系乃是:“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这用董仲舒的话来解释,叫做“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

当年的孔丘、孟轲,全都不言天。董仲舒如此强调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无法自圆其儒学之说。于是,董仲舒只好从阴阳五行说那里借道而行: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裹。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书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於阴,阴兼於阳,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阴兼功於阳,地兼功於天。——《春秋繁露•基义》

从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再到董仲舒尊卑分明的阴阳之道;由周公开启、孔丘明确的等级观念,经由韩非子的天下常道,被逐步上升为董仲舒的天道。并且经由班固之传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参见《天人三策》)。

董氏以阴阳论尊卑,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的以阴阳解说宇宙的运行与和谐,意旨截然相反。在老子那里的阴阳,毫无尊卑可言;彼此负抱而已,并且中气以为和。但董仲舒却籍阴阳论证在君臣父子男女之间的分出尊卑等级,是如何的天经地义,并且还要亘古不变。

董仲舒阐说的那些肤浅义理,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高远深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仅就承继孔丘等级观念而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也毫无新意可言;不过是将孔丘当年所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变成了人性的三等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倘若跟董仲舒开个玩笑,问他,贵朝的汉高祖刘邦,算在哪一等人性里?不知董仲舒如何回答。也许脸色都会吓白。从司马迁褒意盎然的记载里得知,董仲舒如孔丘一样的深谙明哲保身之道:“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或许越是卑怯之人,越看重等级的尊卑高低;用董仲舒自己在《春秋繁露》里的话来说,则叫做“立义以明尊卑之分”。至于“礼者”,则是“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其实,这些话在孔丘和孟轲,早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连醉心于权术的韩非子,也已经联系天下的治乱有过清晰的阐说。哪里还用得着董仲舒诸如明尊卑之分、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之类的唠唠叨叨。就算是把天拉来给孔孟作帮衬,也用不着如此费劲。只消一句,孔孟之道,苍天护佑,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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