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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诗人王志杰的婚姻悲剧

1967年,四川省劳动教养筑路支队调到宜宾修筑宜珙(宜宾市至珙县)铁路。我们“101”右派中队,住在珙县巡场金沙湾修建包耳山隧道。当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造反派队伍像雨后春笋般遍布神州大地,自立门户,占山为王。谁都说他那派是正宗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其他的都是“保守派”、“保皇派”、“右倾派”。于是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一时之间全国大乱,打打杀杀,大动干戈,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右派们更是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造反派声称右派是“牛鬼蛇神”,应该通通消灭。传说江西有的县将五类分子全部杀光,摆人肉宴,以示对阶级敌人之痛恨,对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之忠心。我们队门外的公路上,就有铁路工人战斗队,与芙蓉煤矿红色兵团的“造反派”日夜打斗。不管哪派的武斗战士,只要有一个武斗战士喊声消灭右派分子,保卫党中央,冲进门来,我们将无一幸免,惨遭毒打死于非命。右派被打死了,谁敢说打得不对?

正当危急之时,幸好公安部出了个公告:不准冲击劳改劳教专政场所;劳改劳教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队部立即在住地四周设置了警界线,立了木牌,上书:“专政场所,禁止冲击。”这保护了我们的这群人的一条贱命。同时由于武斗加剧,交通中断,无法运来建筑材料,我们只好停工学习。每天除早晚请罪读读报纸外,便无所事事,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当然不准超越警界线。闲下来时右派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乱世茫茫,苦海无边,此生此世,何以终结?

这些1957年20多岁的小青年,此时大多过了而立之年,最可怜的是还没结过婚的右派们,眼看年岁已大,头上还戴着一顶人见人怕的右派帽子。这些右派和他们家中亲人都十分着急。为了达到结婚目的走完这个人生过程,只有“饥不择食,穷不择妻”了,所以这种应急婚姻,对女方的要求条件很低。在亲友的大力撮合下,一时之间结成了不少“孽缘”:原为大学教授的鲁祖兴,与合江农村文盲的麻面寡妇结了婚;曾是诗人作家的于笳与农村的文盲配成了对;还有大学生的谢正材与一个痴呆老姑娘成了婚。也算是“苦海中捞根稻草,逼迫下委曲求全”,其中的辛酸,非外人所能解矣!

1967年的中秋节,我们几个平时相好的难友王致中、于笳、王季洪、王志杰等,在住地后面的小溪边赏月饮酒闲聊。王志杰忽有所感地说:“诸君对目前队内出现的畸形姻缘就没有看法吗?严格地说,简直是侮辱斯文啊!我王志杰也没结婚,要结也要选个才貌相当的方可,决不能落人笑话。”

我说:“谁不知道老弟是自贡三大才子之一的大诗人呀,又长得一表人才,自然要选一个才貌双全的淑女才能相配。但你别忘了,目前我们的处境是‘摘帽右派’,回家遥遥无期,穷困潦倒不名一文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管教干事李禹伯每晚上训话都要咬牙切齿地说:‘右派是铁案如山,我们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试问,有哪个淑女,敢与你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谈情说爱呢?除非她是疯子。”

王志杰听后不以为然地说:“管兄此言差矣,自古以来,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故有王宝钏守寒窑,刘翠屏与吕蒙正,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美传,难道就不可能有今日王某之良缘吗?请诸君拭目以待吧!”

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是酒后狂言,谁也没有放在心上。临近春节时,王志杰收到电报,令其速回家完婚。他向队部请准了假,便赶回成都去了。当时,我们始信他中秋夜所说之话,并非狂言,确已良缘早定,为之欣然。过了阴历正月初六,我们队又恢复了改造思想的学习生活。午饭后,王志杰带着他的新娘,春风满面地回来了。起眼一看,这新娘确是貌美动人,白嫩的皮肤,高而窈窕的身材,长长的秀发配上一张瓜子脸和一双大大的眼睛,虽然神情有点呆滞,也算是美人坯子了。听说还是高中毕业生,全队右派都为他能娶到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而高兴。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就连平时对我们如狼似虎的管教干事李禹伯,接待时都显得十分客气。还派人清扫了一间保管室作为他们的新房。一般右派家属是绝难享此殊荣的。

夜晚,我们几位老朋友,准备了一些酒菜,加上他们带回的糖果糕点,摆了一桌。庆贺他俩的新婚之喜。经介绍,新娘叫王美珍,成都人,原来是王志杰妹夫的妹妹,他们算是亲上加亲了。初时,大家还是高兴地交杯递盏十分快乐,三杯之后王美珍忽然沉下脸来,不准丈夫再喝了。我说:“今天是难得的好日子,你就让他多喝两杯吧。”她竟把酒瓶从我手上抢了过去抛到地上打得粉碎,还大声吼道:“不准喝就是不准喝,该陪我睡觉了。”

这种粗暴的逐客令,从一个才貌双全的新娘口中吐出来,使我们大吃一惊,无以应答。王志杰很不好意思地强装笑脸,向大家道歉地说:“美珍什么都好,就是经常冲动,请大家不要计较多多原谅,欢迎大家以后再来喝酒。”看得出来,他已经难堪极了。我们只好怀着扫兴和疑虑的心情,走出了他们的住处。

不幸的是,从第二天起,关于这对新婚夫妇的绯闻便不时在队里传开了。住在他们隔壁的木工易子文,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说:“他们夫妇不知唱的哪出戏,时而欢笑不断,时而打打闹闹,弄得我一夜不得安宁。”打早饭时,我看见王志杰脸上确有好几处伤痕,便悄悄地问他:“怎么,和她打架了?”他说:“一言难尽,以后告诉你吧。”便匆匆地拿着菜饭走了。

王志杰必须时刻守候在她身边,只要离开了她,便会引起她的不满,四处呼叫寻找。她出门时,或只穿内衣,蓬头垢面,或收拾打扮,穿着入时,全凭她随心所欲。弄得右派们,时而惊叹,时而惋惜,议论纷纷。

我们右派劳教队,有一个规定,就是每晚临睡前训话,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的权威,训话时间的长短和内容,全凭代表政府的狱吏心情决定。这天晚上,指导员岳毅先作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报告。然后由李管教点了10名反改造分子的名字,被叫之人,在队部门口低着头站了一排,进行批斗。

第一个是罗正伦,还有肖光耀、王致中等,点到最后3名,丁华岑、许道成、李再泉时,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刘管教、王分队长和一个武警,各提了一付麻绳,站在他3人背后,将他们打翻在他,并实施“人道”的专政手段,两手反缚,将绳结往上提紧时,3人同时发出一声惨叫,撕心裂肺,耳不忍闻。

李禹伯训斥说:“有少数右派分子,想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文化大革命,告诉你们,右派是铁案如山,我们要把你们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

“翻身”二字尚未出口,忽听王美珍大吼一声:“要文斗,不准武斗!”还大声说道:“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是革命派。”王志杰怕她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忙上前劝阻。谁知那王美珍一把抓住他,拖起就走,还说:“我们不参加,跟我回家睡觉。”会场一时大乱,岳队长只好宣布散会。那3名被绑者,分别送进小监,继续进行专政。一会儿,传出来求救命的呼声。在这惨无人道的暴政时代,谁能救,谁敢救啊!折磨够后的第二天早上,3个人都送到沙河支队集训队去接受更残酷的刑讯去了。

过后,知情人悄悄告诉我:丁华岑是见到刘队长与女民工通奸,四处乱说;许道成是看见小王干事与民工赌钱,李再泉是骂岳队长太凶残,以后他婆娘生个娃儿都没屁眼,有人打了小报告。毒打他们,都是为了泄私愤,施压报复。

以维持专政机关正常改造秩序为由,刘瑞生管教代表队部,正式通知王志杰,立刻把他的神经病妻子送走。谁知半个钟头后,王美珍手中拿着撕成碎片并作为路费的人民币走进队部办公室,扔在刘管教面前说:“要走一起走,不然,我就长住在这儿了,哈,哈,哈,哈,这里比家中好玩,好玩……”刘管教只好叫王志杰来把她带走,答应他们研究解决。

然后,他走出办公室来,对那些围观的右派们说:“右派分子结婚,无非就是‘五子登科’;麻子、跛子、傻子、瞎子、疯婆子和寡母子。嘿,嘿。”

这两声灭绝人性的冷笑,激起了我们无比愤恨和痛苦的回忆与反思。记得半年前,我们队的右派康纪锐与本地的贫农姑娘相爱,就是被他们千方百计破坏,残酷无情地批斗,逼得双双自杀,含恨九泉。难道他们能容许右派有一个完美的婚姻吗?而刘瑞生是有妻之夫,却偷偷和女民工通奸,被右派丁华岑偶然发现,竟遭他多次毒打,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将其双耳打残。难道他又有丝毫人性可言吗?真是无耻之尤。

那天晚上,出于惋惜和关心,我找王志杰谈心说:“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办起糊涂事来了,这婚姻大事,非同儿戏,难道你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不能结婚的吗?”

他痛苦地说:“都怪我轻信妹妹之言,急于求成,铸此大错,我当自食其果,夫复何言。”原来这王美珍高中时,曾与一同学相恋,后因那同学考上大学,去北大读书,她没考上,于是恋爱告吹,导致神精失常。初期并不严重,父母爱女心切,认为结婚之后,可望好转。其父名王济川,乃祖传中医,颇有名气,收入甚丰。王母提出这个婚事后,他主动应承,婚后每月倒贴生活费7元。王志杰看到寄来的姑娘玉照,非常高兴,表示同意,便很快成就了这段姻缘。

王志杰悔恨地对我说:“在成都初结婚时,她并没有出现精神不正常现象,还温柔可爱,夫妻生活,非常和谐,全家人也相当高兴。都怪我不该带她回队来,面对我被专政的残酷现实,她骂我是坏蛋,骗取了她的青春,要和我斗争到底。所以病情越来越重,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地步。”经队部特殊批准,给了王志杰半月假期,把王美珍送回了成都。结束了劳教队里的一场婚姻闹剧。

1968年,王志杰的岳父心肌梗阻,与世长辞。王美珍全靠哥嫂为生。1968年12月,美珍生下一子,自己无能力哺乳,只好请乳娘养育。王氏一家老小,全靠哥嫂薪金养活,经济上处于穷困无助的地步。

1972年,宜珙铁路完工通车。四川省公安厅决定撤销“415”劳动教养筑路支队。我们“101”右派队,被调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为了减少负担,开始了大量清放工作。队部考虑到王志杰的特殊情况,于1972年10月,首批将他摘帽清放回家。

那时的政策,清放的劳教人员,仍属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专政对象,只能做些粗重的临时工,还要经常向公安派出所回报思想改造情况。他拉架车、抬石头、挖水沟、挑大粪、送煤球,什么活都干。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还要回家给妻儿做饭洗衣服。停活就要停口,他终年不敢休息一天,尽心尽力,在贫困中挣扎着生活下去。

1979年,我们“101”右派队幸存下来的难友们,都“改正”回单位工作,听说王志杰被安置在省文联的《星星诗刊》做编辑,我去成都时,特登门拜访。

进门后,一见之下,他显得非常紧张,用手关上另一间房门说:“正在睡觉,千万不要惊动她。”去给我泡茶时,却没有茶叶。我早听说他生活困难,但没料到会到了如此地步。便邀请他到外面去吃午饭。走到红星中路87号他们宿舍楼门口时,正好碰上他11岁的儿子王葱,王志杰为我介绍,叫他喊管伯伯。他望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理睬,只是伸手向他要钱。他在衣包里拿了几张角票,也不和他多说,便和我走了。

我们在红星路口,找了一家餐厅,三杯过后,他忽然悲伤地说:“当初不听老兄之言,错走一步,悔恨终身。她在我们劳教队受刺激太深,回来后病情加重,一直把我当成坏人。我除了在外拼命劳累,挣钱维持三人生活外,还要不时地承受她的打骂。家,对我来说,也就是枷啊,从来不知家庭温馨是何滋味,不知哪天难负重荷之时,默默地倒下,了此残生。”我只好劝他说:“事已至此,只能面对现实,光悔恨是无济于事的,乐观些吧,别损伤了崇高纯洁的诗人灵魂啊!”我再也说不出更多安慰他的话来……

那次相会后,我提前病退,下海从商。东奔西跑,冗务缠身,便没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了。2001年,我从广州回来,接到同队旧友打来电话说:“王志杰死了,享年66岁,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到场,生前清贫孤寂,死后默默无闻。”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与他共事过的右派诗人张先痴写的文章《诗人王志杰死于孤寂清贫》,才知道分手后他的遭遇。原来他儿子成人后,也遗传了母亲的精神病,更不幸的是,他儿子也勉强结了婚,媳妇还为他家生了个双胞胎。但二人后来离了婚,媳妇走了,丢下两个半岁孙儿,只能请人哺养。王美珍病情加重,他只得承担昂贵的费用,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一家5口,凭他的微薄工资是万难维持下去的,他便通宵写稿,四处兼课,燃尽了小小的血肉之躯,在贫困、孤独、绝望中步入了死亡。

听说王志杰住院临死前,想吃苹果,托护士去买时,还可怜地交代说:“只买两个小点的,我实在没有钱。”自贡的李君告诉我:“王志杰这一生太悲惨了,他曾托人带信给我,想喝家乡的青茶,请我到成都开会时,给他带一点去。谁知我把茶送去时,他已经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没设灵堂,没有悼词,更没有亲人们的哭声。一个悲情的诗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无情的时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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