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国难当头，大批人在火车站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
胡先骕是一个植物学家，胡宗刚编的《胡先骕年谱长编》对其生平思想、经历，搜罗颇详。1948年他已经55岁，在北师大生物系任教授，并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3月15日他在北平写信给老朋友任鸿隽说：“此间各教授颇有组党之意，而深以胡适之不能领导为憾。
吴景超、钱端升、周炳琳等已有一新组织，惜不肯公开承认反共，故与另一派人不能相合也。”信中说，他要在即将召开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会上提出“适应时局决定大计案”。随信还附上了他几天前（3月11日）在《经世日报》发表的时论《今日自由爱国分子之责任》，显然“自由爱国分子”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既对国民党的施政持批评的立场，又不认同共产党的那一套，在中国面临严重情势时，他试图有所作为，组一新党，团结同道就是他的思考。此文也是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回应，司徒希望中国的知识份子和受教育人士，可以组一新党，对政府作建设性的批评，以宣导若干有关改革之主张及进步之运动。文章说：
“两年以来，作者屡与智识分子谈及另组新党之必要，国民党中虽有爱国之士与贤明之领袖，但极端反动自私之分子，在党中操有甚大之权力，使党政无由革新。前年夏间青年团在牯岭夏令营中，即有另行组党之运动，盖有血气之青年，不忍坐视其本党之腐化也。终于屈于外力，组党之运动失败，至去年党团合并，而革新运动匿迹销声；民盟则以甘为中共之工具而致分裂，一部分成为政府之友党，但求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一部分则变为共党同路人，而为国人所唾弃。
今日中国所需者为认清共产主义之威胁，而又不肯与腐化分子同流合污之智识阶级人士，组织一类似英国工党之左翼政党，不用阴谋或叛乱以图推倒现在之政府，无宁协助政府以谋在政治经济与土地政策上作重要之改革。作者深信登高一呼，其应必响。…吾以为若各大学之教授，各农工商业之技术家，各研究机关之科学专家，若全国一致组织一伟大之进步政党，则极感烦闷之青年与各阶层之民众，必群趋于其旗帜下，而造成一不可御之势力。”
他盼望这一新党能号召民众阻挡共产主义的狂潮，党名他也想好了，就叫社会党。3月23日，他与胡适南下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就谈过组党之事。得知蒋介石有意推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后来在《对于我的旧思想再检讨》中自述：“我愿意胡适之当选总统，我并不是佩服胡适之。我认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适之虽当总统，仍是一个傀儡。但是他是一个名流，他当选总统，可以一新社会的耳目，一些进步人士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权，政治设施总可会有些进步。”
他在植物学研究中抬头，看到当时的政局面临剧变，心里着急，又无用力之处，对于胡适寄予的期望也迅速落空。好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解前夕，尚有有限的新闻自由，至少他的言论还可以见于报端，虽然书生之见无人当回事，国共双方只是各凭武力说话。即使7、8月间，他忙于社会党的组织筹备，经常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开会，也未遭到什么干预。
9月10日，天津《大公报》发表12个教授联名签署的《中国的出路》，又名《社会党政纲》，胡先骕、朱光潜、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王聿修等都列名其中。他们表示：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也就仅此而已，社会党未见正式成立，也无什么活动，主要还是停留在思想、言论的层面。9月19日，他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国民党欲革新须向左走》，指出：“国民党如欲免除共产党之威胁，只有向左走。…左倾本革命党普遍之精神，共产党如是，社会党如是，劳工党如是，国民党亦如是。所有别者，共产党主张独裁，而他党则主张民主矣。”这种判断也许太简单了些，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对将要面临的现实威胁却是清醒的。
他在国共交战紧张之际发出的这些声音，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迅速就被掩没了，直到编年谱的学者将这些文字重新抄出来，让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个长期在植物学领域深耕的知识人对未来的预告和警醒，将要到来的时代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酷，而他竟然没有走，他和所有没有离开的知识人一同承担了在极权共产主义下生存的命运，这恰恰证明他1948年的担忧是正确的，只可惜他的呼号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回应。一个民族走上一条怎样的路，与这个民族千千万万人的认知有深刻的关系，而这个民族就要为这样的认知承担苦痛的代价。
像胡先骕这样看得清楚的少数人尤其显得可贵，起码他在国共之外想到过自组社会党，我想到了另一个知识人、农学家董时进，也曾组织了一个农民党，与那些一心想在两边分一杯羹的那些党派领袖有所不同，他们更纯粹，更有理想。近日读中国青年党要角之一余家菊的日记，在1947年、1948年，当青年党在国民党政权中分得一些位置时，党内斗争之激烈也是外界所不大知道的。在一个充满了权力诱惑的世界上，一个知识人要想干净地活着，并且在专业之外保持公共关怀，不是容易的事，胡先骕在1948年的所思所为，在时局的推演中看似蚂蚁搏大象，完全无力扭转什么，但他照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没有广泛的回应，他已尽了心、尽了力。是非从来就分明，只是成败已惘然。在时间深处，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硬朗，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
2016-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