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我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为响应党的“支援老苏区”的号召，放弃了省城的优越条件，申请回浏阳执教。
那年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浏阳县城参加整风学习。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全县分东、西、南、北四个区，老师们分别按区在指定的地方学习。我们东区，集中在城东完小。各乡派一个“宣委”带队，一律内宿内餐。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红布做的条形出入证，佩戴在左胸前。
第二天，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大礼堂，听整风领导小组县长的动员报告。他希望各位老师，诚恳地向党提意见。采取的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他说：“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怕划右派，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划出来的’。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与划右派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大家请放心，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三天，分组讨论，大家畅谈听了报告的心得体会，历时二天。县长给全体学员注射了一支“强心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消除了顾虑，精神振奋，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政治》教材上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检讨与批评自己，克服本身的缺点，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还深深地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听了县长的报告，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从内心深处佩服共产党的光明磊落，正确伟大，由衷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讨论的时候，我诚恳地说：“我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一定积极帮助党整掉那些不正之风，使中国共产党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大鸣大放的火就这样燃起来了，而且越烧越旺。我怀着赤胆忠心，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大鸣大放。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苏联的事。我说，翻开我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沙俄侵略我国的史实还少吗？今天，为什么还要低声下气地结交这个“老大哥”呢？我在一师读书时，学校改百分制为“五级记分”，就是从苏联学来的，它比“百分制”有什么独特的优点呢？我们所学的《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各科教科书，全是苏联的译本。
我还表示，上体育课，学走“苏联步伐”，堂堂的中华民族，华夏子孙，连走路都不会走，要学“苏联步伐”！垄断市场的“苏联花布”，也不见得比国产品要好多少，只不过是加了个“苏”字罢了。我说：“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只要加上个‘苏’字，连屁都是香的。还有，抗日战争胜利，明明是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十几万人，才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但今天的历史，将这一事实完全抹煞，只字不提。却说是苏联出兵我国东北，迫使日本投降的。这不是故意歪曲历史吗？”
我最后提出：“《瑗珲条约》是中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予俄，总面积11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海参崴军港在内，还赔偿俄国大宗白银。现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成了中苏的界河，我国的四大河流，如今成了三条半。抗战胜利后，所有不平等条约都彻底废除了。这个丧权辱国的《瑗珲条约》，为什么至今还不废除呢？”
领导大肆表扬鸣放积极分子，我也受到了表扬。如果哪个组稍有松劲，就有带队干部来煽风，来点火，来启发，来诱导。我们古港区稍有“逊色”，大光乡宣委章汉雄就来我组“指路”：“你们为什么没有东西可讲呢？1954年三口穿了水库，淹死了那么多人，不是可以讲吗？我估计，在座者，肯定有亲属淹死了的，难道你们不痛心吗？”
他这一煽，竟煽出了许多个“右派”，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三口人，1954年三口穿水库，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这次穿水损失巨大，淹死的人和冲毁的房屋，都是数以千计。单说三口完小就有一个6年级毕业班正在集中复习，还有十几个老师几乎全部遇难。还有一坝、白露等几个村的农户。洪水所到之处，房屋无一幸免，连历时几百年的王家祠堂——当时的四区区政府，都连根拔掉了，几吨重的麻条石都被冲得有半里多路远。
在章汉雄的“启发”下，我将这一事实全部“鸣放”了。我满怀义愤，本着“爱之深，责之苛”一片赤诚，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
这一来，谁知竟闯下了滔天大祸——昨天表扬的鸣放积极分子，霎时间变成了“右派”，而且当上了“破坏中苏友好”的典型，被推上了县斗争台。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在鸣放中曾经受到表扬的鸣放积极分子，他们鸣放的内容，被歪曲，被断章取义，被上纲上线，原本是善意的，推心置腹的，肝胆相照的意见，一下子变成了“毒草”，变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开始收网了。我们这些人的出入证被扯掉了，被画上了花脸，有的还挨了耳光，最后被关进了“反省室”。
看守所反省室的李明，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还有海外关系。平日言谈，他总是怪话连篇。这次鸣放，他一言不发。开会时，他不是去打水，便是借故去扫地或打杂，他伪装积极，竟一跃而成了“左派”，戴上红袖章，来监视我们。他“左”得出奇，别出心裁，在每个进“反省室”的人脸上，用墨笔写上个“右”字，以此侮辱他人人格。
首先是小组斗争，我是第一个挨斗的。在斗争会上，我摆事实讲道理，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辩驳，不承认是“右派”。由于我不承认他们强加于我的罪名，所以我挨斗争的次数最多。他们辩不过我便喊口号，以势压人，他们气急败坏，骂我“死顽固”、“死不老实”、“死不悔改”……
为了说明右派是有组织地向党进攻，他们还说：“你与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是一根纲上的人，他们是你的同伙，是你的上司，你们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北京，在上海，你们这些小喽罗在浏阳遥相呼应，这不是‘组织’？不是‘纲领’，又是什么？”
如此生搬硬套，我还能有什么可说呢？有一次斗争我，一个姓文的给我定了十大罪状，声嘶力竭地咆哮，拍桌打椅，骂我“不是东西”。我忍无可忍，回了他一句：“你是什么东西？自己坐在屎堆里，还不知屎臭尿臊！”他气势更凶了，还想动手打我。我气极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团，往桌上一丢：“这是你请我给你画漫画的手稿，你就是这样拥护共产党的！！”
主持会议的人，随手抓去纸团。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积极分子画的这张漫画——周总理称秤分粮食，口里说：“你四两，你二两。”下面跪着一大群老百姓，双手捧着钵子、盆子，人后面画一列火车，满载粮食，上面插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支援苏联老大哥”。下午，这个定我十大罪状的文昌，也被关进了反省室。
鸣放时一言未发的我们的校长，也进了反省室。后来才听说，有人揭发他，说有次他指着大礼堂壁上褪了色的国旗，说“这面国旗改朝了”。揭发人认为“改朝”就是“改朝换代”，就是要将“五星红旗”换成“青天白日”。
其实，“改朝”是我们浏阳的一句俗话，就是“该换”的意思，但在此时你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了。
次日开大会，重点批斗我的“反苏”，“破坏中苏友好”。我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当他们说到“既然兄弟相称，就不要计较你我得失”时，我气愤填膺地顶了他一句：“是呀，‘兄弟相称，就不要计较你我得失’，连祖国的领土主权都不要了？！”被我驳得理屈辞穷。批斗我的人恼羞成怒了，吼道：“死不老实的家伙！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毛主席是卖国贼！”我急了，回敬他一句：“我可没说，这句话是你说的呀！”他心虚理亏吓得浑身哆嗦，下不了台。斗争会开不下去了。主持会议的人只好领着大伙喊了口号，便宣布散会。
通过整风反右，全县2400多位教师，划出近800个“右派”，还“清查”出了100多个“历史反革命”，两者之和，占教师总数的1/3强。我们学校11位教师就划了7个。一场天大的政治骗局，一次空前的“文字狱”，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无辜的，赤胆忠心的，善良的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不少的刚烈者，丢掉了生命，还落得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大批的“牛、鬼、蛇、神”被赶进了劳改农场和工厂、矿山，或遣返农村，回到学校的所剩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