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喊口号，写血书的学生，当然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游行的学生中，虽然不是人人都看过《新青年》杂志，但受其影响的料想不少。新文化运动，引进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伦理，但落到青年学生头上，最诱人的无非两个字：自由。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写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妇，离家出走。英国人王尔德的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被改编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这两部剧作，在当时特别受欢迎。一代五四青年，对于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反抗家长专制，疯了似的向往。胡适先生这期间创作的唯一的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反应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自主婚姻的困惑。当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的确有不少人开始动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来读书，本身就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蕴，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反对旧伦理，甚至打到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青年而言，无非是自由两个字的魅力。没有人希望被人束缚，哪怕这种束缚来自供应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愤怒的学生上街以后，情形大变。一次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什么也拿不到。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的青岛和山东，依旧还要归日本人控制。这口气，如何吞得下？反制日本，学生们能想起的办法，就是抵制日货。当时学生们的认识，第一，日本需要中国的大米，只要中国不卖给他们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饿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的是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衰落，甚至亡国。
所以，在游行完了，烧了他们眼中的卖国贼曹汝霖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之后，他们就开始抵制日货了。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甚至一些乡村都有波及。抵制日货，学生们先从自己做起，这没问题。他们把自己拥有的日本产的搪瓷脸盆、牙粉、仁丹、草帽砸掉烧毁。几乎每所学校，都开过这样的聚会，大家在一起，将各自所有的日货拿出来集中毁掉。有的穷学生，这些东西毁掉之后，就没有脸盆洗脸，没有牙粉刷牙，但却也毅然决然，毫不顾惜。有的小学生，在学校听完大学生的演讲，回家将家里的日货也一并砸掉，大人不让，就又哭又闹。自我革命完了，他们就上街了。
上街以后，麻烦就大了。当年的日货，跟今天的中国货类似，都是便宜货的代名词，很受中国一般民众的欢迎。显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像学生那样具有爱国热情。大量买卖日货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小商户，对于抵制日货，很不理解。依旧购买和使用日货的市民，如果碰上上街宣传抵货的学生，多少都会遭殃，乖巧一点的，赶紧表态，马上回去扔掉，也许东西还能保住，如果态度不好，说不定头上的日本帽子，马上就没了。有的人穿的褂子被认为是日本布料做的，没准就会立马遭遇一剪子，穿着破衣服回家。码头上，也经常有来宣传的学生，号召人们别搭乘日本船，如果执意要坐。就有人会在你的背上画一个大圈，上书一个大字：奴。意思你是卖国奴。
当然，那些不肯将自己店里的日货拿出来毁掉的商户，遭际就更惨。对于这些人，学生会毫不客气，捆起来押走，带高帽子游街。这期间，挨几下揍，是当然的了。在济南，被学生视为反对他们的报纸，也会有类似的遭遇，报馆被砸，报人被抓，带高帽子游街。
到了这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在非法损坏他人的财产，限制和破坏他人的自由，正好走向了当初在新文化运动时候所主张的反面。他们都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越闹越大。被伤害和波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基本上都发生在抵制日货过程中。被捕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因为抵货，非法扣押和拘禁市民。那时的舆论，却一边倒地向着学生，为学生的正义行动欢呼。
当然，这些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不会不知道限制人家的自由是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在爱国主义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质，似乎起了变化。限制人的自由不对，但如果对方有卖国嫌疑，这样的不对，也就对了，不仅对了，而且正当性十足。
买卖和使用日货，就一定是卖国吗？
2014-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