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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兴衰系列(17/28):继续革命

1975年7月波布从北京回到金边后,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在全国推进“继续革命”。在这次会议上,波布还宣称:“在全世界,自从美国诞生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军队能最终打败美国,获得全部胜利。没有人能做到这个。”他的意思是:地球上只有他做到了。

其实,波布能做到的是最无能的到处杀人:在市民被驱逐到农村后,“红高棉查问每个‘新人’的职业和身份。安卡消灭了许多人,包括朗诺政府的士兵、警察和公务员,没有谁被留下不杀。”然后,红高棉开始屠杀自己民族的精华:凡红高棉认为是知识者或有产者都被杀死,其中包括教员、医生、护士、学者、作家、演员、音乐家、艺术家、工程师、法律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金融业人员、工厂主、小商人、作坊主、餐馆业主、旅店业主、投资者,还有应该算作工人阶级的普通店员、公司职员、推销员、技术员、各类匠人等等,只要发现便杀掉,一个不留。例如,柬埔寨原有6,000多名注册的正规医生,屠杀后只剩下46名,他们之所以逃过杀害是因为他们被押解到金边,在监管下为红高棉领导干部看病。甚至连戴眼镜的平民,也被红高棉认定是读书人而普遍遭到杀害,“杀眼镜人”成为红高棉乱杀人的著名实例。

从事政治的人更在必杀之列,波布之兄、曾教给波布“革命活动”技巧的越共份子沙洛查(Saloth Chhay)也被红高棉杀死。当时,红高棉与沙洛查双方都不知道神秘的柬埔寨主宰者就是沙洛查的弟弟。一些小知识分子,多数是被驱赶到陌生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员,靠着隐瞒职业和经历才躲过了屠杀。事实上,红高棉领导人也都是知识者或教员,例如波布、英萨利、农谢、宋成、克多恩、农苏恩、高米斯、尼沙兰、侯荣、胡宁、乔森潘、乔氏姐妹、秀木兄弟等人。有证人说:“没有转变期,一夜之间所有公民都变成了苦役奴隶。这是20世纪最激进的社会改造。受过教育者、富裕者、公务员或不愿合作的劳动者都被处决了。我亲见许多人自杀,人们在走投无路下的仅有选择是:自杀或者被红高棉杀掉。许多人简单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红高棉的恐怖还仅是刚刚开始。”

在国家机构的组织方面,红高棉组建了一个类似中央政府的招牌机构“870办公室”,乔森潘是“870办公室”的挂名首脑,实际的领导人是都恩和苏华斯(Suas Va Si)。橘井省、磅占省组合为新设立的“中部大区”,辖两个编号为105和505的分区,柯袍是中部大区首领,斯仁(Sreng,又名Cho Chhan)是副首领。磅通省、暹粒省和西北部的奥多棉芷省(Oudar Meanchey)重组为北部大区,辖三个编号为41,42 和43的分区。原西南部的磅清扬省、国公省和部分实居省被组合为新设立的“西部大区”,辖五个编号为31,32,37,15 和11的分区,周杰特任西部大区首领,他的妻子音南(Im Nan)是西部大区的32号分区(原实居省部分)首领。这样,全国共有了7个大区:北部(代号303)、东北(代号108)、西北(代号560)、东部(代号203)、西部(代号401)、西南(代号405)和中部大区(代号105)。全国总数有32个分区,每个分区辖有几个区域(基本上是原来的县),每个区域辖有几个小区(基本上是原来的乡镇),每个小区辖有几个村庄。

东部大区包括菠萝勉省、柴桢省、部分磅占省和部分干拉省,是柬埔寨最富庶的大区。它毗邻南越,历史上长期受越南民族的影响,与其他大区的民风不同。东部大区辖五个编号为20,21,22,23 和24的分区。索平(化名So Phim,Sor Yan,So Vanna)是越盟培养的柬共分子,他只接受他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党中央的极端政策,例如集体食堂等,索平在东区推动得较慢,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对人民的稍微宽容。东区与其它大区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全国的红高棉部队都是黑衣衫,唯东区的红高棉部队是草绿衣服。在东区某些地方,索平甚至允许人民穿自己的家常衣服来代替统一的黑衣裤。索平性情直率,与温威、三巴特、周杰特等人的私交甚好。温威透露,索平与他私下谈话,“他(索平)向我报告东区的情况很好。合作社已被建立,但粮食收成(没有上交党中央)而是分配给人民了。东区有一个自定的生活水准,是根据(那些)不愿集体吃相同食物的人民需求所设立的,因为那里的人民认为那样(集体食堂)就表示他们缺乏生活物质。”

西北大区出产稻米,曾是柬埔寨的最大“粮仓”。该大区辖有七个编号为1,2,3,4,5,6 和7的分区。西北大区柬共首领三巴特也是由越盟培养的。他在西北部有威望。西北部对待当地人民(旧人)较少发生大规模处决事件,而且允许新婚夫妇短期住在一起。那里的主要产米地区是3号分区(马德望省),通常都会有充足的大米供应当地人民。但是西北大区对待“新人”是特别恶毒和严厉的,“新人”被故意分派到没有人烟的山地,被强迫在饥饿情况下去开发原始森林,在那些分区因疾病和饥饿而死去的人数是柬埔寨各分区中最高的。

中部大区以大规模的处决而著名。许多最恶毒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中部大区。柯袍让斯仁负责中部大区的清洗,他们制作了一本程序,要求各分区“按照程序表”来决定哪类人被先后打死。但塔莫的西南大区(辖四个编号为13,33,35 和25的分区)后来居上,杀人如麻的名声超过中部大区而独冠全国。

波布模仿中共也成立了“中央军委”,他自任主席。总参谋长宋成负责把红高棉武装整编为“中央军委”领导的国防军,统编为9个步兵师、4个步兵团、1个坦克营、1个炮营和总参谋部,共计72,248人。国防军的主要部队是:

·170师,由原东区第1部队改编,师长查克雷,政委莱本;

·290师,由原东区其它部队组合,师长密塔尔(Meah Tal,又名Sam Huoy);

·801师,由原特别大区第25部队改编,师长罗恩(Roeun);

·164师,由原西南区第13部队改编,合并了海军,师长密穆特(塔莫女婿);

·502师,由原西南区第33部队改编,合并了空军,师长苏麦特(塔莫女婿);

·703师,由原国公省第11部队改编,师长萨姆平(Sam Pin);

·310师和450师,由原北区部队改编,师长是欧恩(Oeun)和苏昂(Suong)。

在红高棉各大区里还建有地方部队,每个分区和小区也都有武装队,每个村庄里还有几十名成员的“自卫队”。这样,红高棉兵员总数有20~25万人。在东部,韩桑林是东区地方部队第四师指挥官,洪森是东区21号分区(磅占省)的乡镇干部。1975年4月洪森因病住进分区卫生院,1976年1月5日他与该卫生院的一位女子萨姆蘅(Sam Hieng,又名文拉妮)结婚。在红高棉部队的整编中,有不少士兵被裁减,他们没有得到“革命”胜利后的好处,而是被分派去种田,这使他们非常不满。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一件有关直升飞机的事,“在1975年4月红高棉胜利后,红高棉获得几架前政府放弃的美制直升飞机,他们决定试飞。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他们能自己驾驶汽车,也能弄明白直升飞机。一个红高棉发动了一架直升飞机的引擎,飞离地面,可是他不知道如何着陆,只好不停地飞。最后这架直升飞机的燃料耗尽而坠毁,那假冒的‘飞行员’摔死了。事故之后,一位在内战期间投奔红高棉的前飞行员,被命令试飞直升飞机。此人顺利升空后,愉快地驾机径自飞往泰国着陆,然后他去了法国避难。”

在红高棉的人事安排上,1号人物是躲在幕后的波布。英萨利掌管外交,宋成掌管军事,温威掌管经济,克多恩掌管商业,农苏恩掌管农业。他们都是红高棉党中央“高级兄弟”成员。胡宁掌管宣传部,程安掌管工业部,“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工业部长柯特崇现在只是波布的越语译员,痴呆的乔彭娜莉挂名“全国妇女协会主席”,英提丽特掌管社会部,云雅特掌管文化教育部,这些人都是红高棉中央委员。秀蒲拉西担任柬埔寨驻联合国大使,秀木只是工业部属下的科技组头目。而老资格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高米斯被怀疑亲越共,他不仅没有官职,且被软禁在家。

1975年9月英萨利返回金边。他的公开角色是红高棉政体对外的惟一发声筒和联系渠道,实际上这个政体的重大决策都由他的见解和影响所决定,而且他掌管着红高棉的党组织系统,在党内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英萨利比任何人都深藏不露。现存的红高棉大量文件中,“农谢的名字和(批示)签字到处都是”,显示农谢很忙碌,出了许多主意并作为执行者。但英萨利的名字很少出现,他的签字更是罕有。英萨利也有一些讲话、以及他参加的会议记录,表明他完全了解红高棉的“社会革命”,但迄今未能发现英萨利直接参与或指导的证据。而且,英萨利从未显露过权力欲望,但高层干部都知道英萨利是红高棉的第2号人物。而英萨利回避“2号兄弟”之名,取了个普通化名为“万”(Van)。宋成自认是红高棉第3号人物,波布以“87号兄弟”为代号发布指令,宋成自己就取名为“89号兄弟”,而有意空位“88号兄弟”,暗示了还有个在他上面的重要人物存在。这个“88号兄弟”名号,英萨利不采用,在红高棉中央圈里就无人敢占用。英萨利待人温和,谈吐沉着,连柯袍那样的村痞,也只愿与英萨利谈自己的真实见解。

1975年9月9日西哈努克夫妇在乔森潘和英提丽特的监督下抵达金边。此时,国际上还误认为红高棉政权就是原先的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因此红高棉需要把西哈努克弄回金边来当招牌,以便“移花接木”蒙蔽国际社会。此前,西哈努克察觉到红高棉不怀好意,便要求去平壤与金日成告别。1975年6月西哈努克到了平壤便打算长期流亡北朝鲜,7月18日他在平壤声明拒绝一切要他返回柬埔寨的建议。经中共与英萨利的商议,派乔森潘于8月中旬追到平壤对西哈努克再次进行胁迫和利诱,还承诺让西哈努克终身做柬埔寨元首,保证西哈努克全家的安全。中共也派人赴平壤对西哈努克施加压力。为维持共产党之间的黑箱关系,平壤此时也同意交出西哈努克。西哈努克终究逃不出,他无奈地在乔森潘陪同下返回北京。8月26日西哈努克、乔森潘、英提丽特等人共同到医院向周恩来告别。后来,西哈努克承认道:“我返回柬埔寨的决定并不表示我认同红色高棉,但是我必须牺牲我自己,为了中国(脸面)和周恩来总理的名誉,因为周恩来那么多地帮助了柬埔寨和我自己。”

在西哈努克被迫回国的最后时刻,8月27日晚,在北京,毛泽东会见了西哈努克夫妇和乔森潘等人。毛泽东亲自为西哈努克说情,他让乔森潘向红高棉“党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不要虐待西哈努克夫妇。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如果那样做,西哈努克就没命了。”对此,乔森潘作了口头保证。毛泽东又劝西哈努克为红高棉服务,毛伸出手指说:红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有四点一致,因此西哈努克不应当与红高棉分道扬镳,而应该在柬埔寨和在国际上表示对红高棉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

8月底,西哈努克夫妇带着最小儿子西哈莫尼返回金边。西哈努克一家回到金边后即遭到软禁,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红高棉还逼迫西哈努克发出信件召回他在海外的儿女们返国。早在1970年他的那些儿女们被朗诺政府放行,目前分别生活在法国或美国。现在,西哈努克不知道红高棉为什么要求他招回儿女,不免骇然。但他又不得不服从,他只能在信中隐晦地表达某些暗示。他的信件被红高棉审查后寄出,他的几个儿女感到不妙而拒绝返国,另有几个儿女听信他的话而返国,但红高棉没有告知西哈努克。那些返国的儿女没有被允许见面西哈努克,就被红高棉押送“劳动营”,从此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都遭到杀害。红高棉总共杀害了西哈努克的5个亲生儿女(帕花公主、纳拉迪波王子、拉威旺王子、苏佳塔公主、苏里亚公主),14个嫡亲孙子孙女,4个表兄妹,1个内兄和1个叔叔,共计25人。日后,西哈努克多次悲愤控诉:“在红高棉这个极端毛派主义政权的执政期间,我失去了如此多的亲人!”然而,这并不包括更多被红高棉杀害的皇室成员,其中有几名还是“民族阵线”委员。红高棉确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意见,留下西哈努克夫妇的性命。当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时,西哈努克请求吊唁周氏,被红高棉断然拒绝。后来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西哈努克只求发一封唁电,也同样遭到红高棉的拒绝。据说,在金边,西哈努克一家被软禁在金边的一个“三间房屋小院落”里,由红高棉兵看守,每天早上有一个黑衣兵骑自行车送来一天的米饭或蔬菜。在回忆录里,西哈努克把这种生活称作“拘押”;仅仅乔森潘来过几次对西哈努克宣示一些事情;西哈努克只模糊知道有个“安卡”掌管着国家的一切。

柬埔寨的“社会重构”情况被严密封锁,连越南人也不了解。红高棉“党中央”自然也不希望北京知道。但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在柬埔寨发生了什么,这可能是北京另有渠道了解柬埔寨情况。于是很快发生了候荣被杀事件。

柬共是由越共缔造,继而由中共扶植的,这就在柬共内部形成“亲越共”和“亲中共”的宗派,加上红高棉“留法帮”,基本上有三个宗派。在柬埔寨内战时期,这三派同心协力;在夺取政权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

没有人料到,第一个受害者是巴黎“英萨利小组”的重要成员、红高棉政权的内政部长侯荣。从1975年6月起,侯荣就再没露面。当7月份波布从北京返回金边后,侯荣一家人就失踪了。8月底侯荣的尸体浮现在金边的一个小湖里。这是一桩神秘谋杀案,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侯荣的被杀,红高棉方面没有任何表示,在它的文件里也没有任何记载,似乎侯荣此人不曾存在过。侯荣是什么人?他是“亲中共帮”首领,可以看作是中共在柬共内部招募的代理人,他背后的势力不是红高棉“党中央”可以轻易触动的。显然,只有波布的指令和北京的认可,才会使侯荣被杀。迄今没有任何一个红高棉领导人提到过侯荣被杀的内情,只有他的亲密战友胡宁在日后透露:侯荣因为反对“党中央”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的政策而被处死。后来在1977年,胡宁以及所有的“亲中共帮”成员,也全部被“党中央”处死了。历史证明了:对任何共产党独裁者来说,他自己可以是某外国共产党的“儿皇帝”,却绝不容忍存在于自己党内而听命于外国共产党的“宗派”。

红高棉的经济政策追求是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完全停止了。在世界上,只有中国给红高棉以大量的物资援助,包括车辆、小型拖拉机、燃油、农具、药品以及日用品,还派遣多达15,000名军事经济技术人员去帮助红高棉。红高棉普通干部大都是些不识字的底层人,所以中国援柬人员不是单纯从事技术性指导和培训,而是直接为红高棉做劳务。例如中国飞行员替红高棉驾驶飞机和运转机场,在金边的电话局、电厂、水厂、水泥厂、枪炮修理厂、以及柬埔寨各地的铁路、水坝建设等地,都有中国人在工作。在中国人的要求下,红高棉很有限地召回一些被驱赶到农村的工人。那些在60年代中期曾在金边大学进修柬文的中国人,也被中共派回柬埔寨,为红高棉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清楚红高棉正在做什么。

1975年10月的一份红高棉文件表明“党中央”命令在金边秘密建立一个大型的清洗中心,代号S-21。杜赫(原名康克由)是这个机构的领导者。他从1973年起不断积累了清洗经验,也积累了冷漠残忍。起初,杜赫考虑在金边郊区塔克毛(Ta Khmao)监狱旧址上筹建S-21。最后他选择了金边南部的一所名为堆尸陵(柬语Toul Sleng,一种有毒的野果)的中学。这个中学有四排的3层教学楼,被改造成20个集体大牢房和许多被砖块隔开的2尺宽8尺长的小牢房,使整个S-21能同时监禁1,500个囚犯。从外面看去,院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刺网,让人有浓厚的阴森不详之感。S-21于1976年5月启用,杜赫负责S-21的各方面的具体操作,他挑选了57个监狱警卫、20个看守员和一些拷问员。杜赫外貌清瘦和善,从不趾高气扬,一张照片是他的通讯员搂着他、两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对工作对下属都很严格。S-21的守卫辛辉(Him Huy)评论道:“他很坚强,头脑也很敏锐,他真的是说得到做得到。”最为具有价值的是,出于数学教员的认真习惯,杜赫为S-21的运作保留下完整的记录。

S-21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内部清洗,其动机源于“党中央”夸张了自己在“敌人”眼中的地位:一份红高棉文件声称包括台湾、韩国和印尼和“东南亚联盟”组织(SEATO)的主要目标是要联手毁灭红高棉政权。喜欢无中生有的农谢也谈到:“在(1975年)金边解放6个月后,美国计划从我们手中夺权。那计划涉及美国、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联合行动,形成了一种内外搏斗。但是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美梦”。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亲王和公主在S-21里被杀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仅极少数人知道,那是一些“高级兄弟”、S-21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区的被委予机密职责的红高棉防卫首领。每当波布、农谢、宋成、塔莫发布指示时,有时点名那些被S-21拷问的“反革命分子”,然而他们总是避免提到S-21的名字。英萨利似乎谨慎地避免参与清洗,迄今没有发现他参与S-21工作的直接证据或指示。S-21的隔绝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营地、把附近的地区清场、限量所有文件、烧毁所有废弃纸张、转移囚犯时蒙起他们的眼睛、禁止拷问员文件员以及其它员工之间的任何接触。最残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杀死所有囚犯来维持的,没有任何人被释放过。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为众所周知,该厂一个工人后来在1989年受访时指证它是个“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的地方。”杜赫并不是红高棉中央委员,但他在红高棉政权里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在1970年3月“朗诺政变”之前,杜赫经常回家乡看望他的亲人们,据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说,杜赫回乡时从不提及政治,她们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红高棉获得胜利后,他恢复了回家乡。他的姐姐说:“我们不知道他在红高棉政体里有什么职位。他回家时从不谈论他的工作,他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S-21建立之后,在柬埔寨各地区的红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个清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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