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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了神性,我们就都生活在猪圈里

一篇讨论当下道德危机的人民日报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不仅承认当下道德沦丧之普遍,不仅把经济滑坡的根本原因归为道德沦丧,文章甚至这样大声疾呼:“与其说我们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还不如说我们遇到了千年难逢的人性危机——信任危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道德沦丧大变局,至此跃然纸上。显而易见,这篇人民日报文章在现象描述上是充分的。但是,也许是人民日报的角色所注定,无论现象描述多么充分,在对道德沦丧的深层原因的挖掘上,文章没有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其戛然而止、欲言又止跟现象描述的充分恰成对照。

那么,深层原因到底何在?理论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理论是灰色的,令人厌倦的。具体的史实才最说明问题。那么还是用具体的史实说话吧。

中国的道德沦丧始于何时?有如下几种回答,一说市场经济时代使然;一说始于十年文革;一说始于反右,一说始于大跃进。这些答案我难以认同。我认为它们都说太晚了,中国道德沦丧的起始时间其实早很多:在我看来,有“开国第一文化罪案”之谓的“《武训传》批判”,同时也是“开国第一道德罪案”,这一道德罪案已经打响了道德沦丧的第一枪。

这一枪是致命的一枪。它不仅精确命中了“善”,而且精确命中了“民间善”。

武训以什么著称?当然以善人著称。出身卑微的武训,一无所有的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读书,受尽屈辱,历尽磨难,毕生行乞,终于集资办了三所义学,成了“为兴学而生,为兴学而死,一切为兴学,兴学为苦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这样一个善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争议,都会被公认为道德英雄。但偏偏在建政之初,以他的事迹为题材的传记片,会彻底激怒最高领袖,竟于百废待兴之际,亲自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大批判,最终给武训戴上了“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三顶高帽。文革中武训再遭大难,不仅全国共讨之,连埋在地下半个多世纪的遗骨也惨遭摧残――革命小将扒开了武训的坟墓,掘出几根未朽的骨头,装在粪筐中游街示众。尔后武训遗骨便不知所踪。

仅因行善,即遭轮番鞭尸,比当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鞭尸楚平王,犹过之而无不及。这惨烈结局,对所有国人都是当头棒喝。其后的土改等运动,更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善尤其民间善。民间善无非依托几大主体:一是基督教等宗教组织;二是祠堂等宗族组织;三是商会同学会同乡会等自治组织,四是民间大户。但经过土改等运动的扫荡,他们全军覆没,民间善再无立锥之地。这实际上是对民间善的“社会主义改造”,比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早了好多年。通过如此这般改造,善被公权力收编,只能由公权力垄断。只能有党恩国恩,决不允许党恩国恩之外有任何民间善,有任何民间道德权威。文革时期,甚至全民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真是人伦扫地。公权力垄断对道德的巨大破坏性,至此达于极致,令人瞠目结舌。

如果说建政初绞杀的善人主要是武训,文革前后绞杀的另一个善人,则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道德上的确谈不到完美,但后来能幡然醒悟,奋起直追,仍属可贵,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不是今天的流民社会,而是安土重根,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共同体,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归宿。最重要的共同体或者说归宿是家乡、是宗族。发迹或许可以不择手段,但发迹之后必须衣锦还乡,否则如锦衣夜行毫无价值。一旦衣锦还乡,则必须有所敬畏,谨守共同体固有的伦理规范,积善行德,造福一方,才可能光宗耀祖,荫及子孙。刘文彩即是如此。1932年回到故乡安仁,从此浪子回头,修路筑桥,济困扶危,乃至不惜以举家之力兴办义学,总之全力自我救赎,终于赢得善人称号,从暴发户变成了地方乡绅,成了家乡的建设者。这无疑得益于乡土自治社会强大的道德引领力,有如地心引力,任何人难以挣脱。中国社会之所以很大程度上被称作伦理社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如众所周知,善人刘文彩也不得好报,被刻意塑造成恶霸刘文彩,而且也跟善人武训一样,被掘墓抛尸。不同时代的两个大善人居然同样命运,令人震撼。但最震撼的还不是他们个人的浮沉,不是定点消灭社会上一个个民间善的符号,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民间善的社会基础。从刘文彩的故事中可以知道,民间善的社会基础,即是强大的乡土自治社会。正是乡土自治社会的道德引领,才把早年的浪子刘文彩,变成了晚年的善人刘文彩。自治是民间善的活水源头。没有自治,就没有民间善。而在建政之后,公权力不仅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收编了民间善,垄断了全部的道德资源。更绝的是,通过权力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彻底消灭了乡土自治社会,从而斩断了民间善的活水源头,让民间善永不能复生。

民间善彻底归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我引领,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自律机制。全社会不仅必须在物的领域即世俗领域彻底依附公权力,而且必须在灵的领域即精神世界、道德世界也必须彻底依附公权力。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事了。因为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恰恰是最不道德的,最脏的。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是一切污染之源。正因为如此,道德必须独立于公权力,必须是民间的、自治基础之上的。公权力全面占领和征服道德世界,公权力成了道德世界的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者,必然的结局,就是公权力对道德世界的彻底污染。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还可能遏制么?

公权力全面占领、全面征服的官治社会,成了彻底道德沦丧的社会,成了无神论的汪洋大海。这里所谓“神”,不单指宗教意义上的、造物主意义上的神,更指神性。什么叫“神性”?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所谓神性,在我看来,说的就是人的“天使”的那一半,即向往美好的那一面。这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只需要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来引领、来激荡、来发扬光大。正常的社会,必须是有神论的社会,不仅有作为终极力量的超越一切世俗力量的造物主的力量,更有洋溢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神性。这样的社会才可能不断自我净化,不断自我提升。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才可能适宜人类栖居。但是,一个无神论的汪洋大海,显然不可能是这样的。消灭了人内心深处的神性,消灭了人天使的一半,剩下的,就只能是兽性了,只能是动物性了。这样的社会,哪可能有什么诗意的栖居,而只可能是猪圈,每个人都在猪圈里打滚。无论他多么富有,多有权势,都无非是猪圈里的黄金屋,可以有物欲上的不断刺激,但终究欲壑难填,他永远不会有超越物欲的喜悦。干净、纯粹、高贵、感动、温暖,这一切超越物欲的美好,都跟他无缘。

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生,该有多么的可悲。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而要结束这一切,必须从结束公权力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开始,尤其从结束公权力对道德领域的全面占领、全面征服开始。社会的自治,尤其社会在道德领域的自治,则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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