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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自钉十字架?

八月八日,香港民主党员林子健接到警告电话,叫他休想把足球明星美斯签名赠刘晓波的照片交与刘晓波遗孀。他不以为意,八月十日在旺角闹市给两名壮汉挟持上车,送到不知何处,毒打一顿,还说:“这是国家的事,报警也没有用。你信奉基督教,我们就以十字架相赠。”说罢,拿起钉书机,在他左右大腿下了二十一口钉,或纵或横,共钉成十个十字。最后,绑架者把林子健弃于沙滩,扬长而去。

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马上为中共辩护:“这样的事,打击港人对中央政府以及一国两制信心,中央一定不会容忍。”行政会议成员黄国健甚至说:“林子健先开记者会诉说,然后才报警,才去医院,令人怀疑是一场戏,自编自导自演,有心制造社会恐慌。”他们真不愧是中共的好干部。

林子健事件之前,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有铜锣湾书店老板李波遭绑架北去事,二〇一六年八月有立法会候选人周永勤遭恐吓事,今年一月又有富商肖建华遭秘密押解上京事。要说这一切都不是中共中央意旨,甚至说是“别具用心者打击中央威信”的手段,说者自己都不会相信。假如上述事件“中央一定不会容忍”,怎么不见中共官家有一言非议,也不见犯事者有一人被惩处。

《坚瓠四集》卷三载:康熙初年,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要欠粮者荷纸枷,穿纸衣,稍有破损,即严刑拷打。有人因把南宋高翥《清明对酒》诗略为改写,贴在县墙上,写到“纸枷扯作白蝴蝶,布裤染成红杜鹃”之惨。县民的怨恨,随诗句传到大臣韩世琦耳中。韩世琦因上奏弹劾,彭某被革职查办,最后“死于花桥巷寓所”。旧中国还有这样的禁止滥用酷刑故事,今天却连一个类似故事都没有。

江泽民以至胡锦涛时代,中共表面上仍遵守一国两制,未有明目张胆遣人来港绑架、恐吓。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恐吓、绑架事却接踵而来,无疑是要港人知所戒惧。习近平显然不在乎“打击港人对中央政府以及一国两制信心”,正如他不在乎大陆百姓对中共政府信不信任。毕竟中共六十七年来都是以恐怖治国,不是以大信为号召。林子健就说:“我不会再致力于政治,做个普通市民算了。我害怕。”他说出了多数香港人的心声。香港人已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最近跟几个做教师的朋友说到刘晓波事,他们不约而同,顾左右而言他。习近平可以告慰了。

林子健报警,其实是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案件会不了了之,一如李波、周永勤、肖建华诸案。警务处长卢伟聪说:“我们不会容许香港以外司法部门来港执法。”这位警务处长,竟然把“执法”、“犯法”当作同义词,新香港的法治精神,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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