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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本质:一场大清洗(1/4)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论著和史料,如果不能说浩如烟海,也可谓洋洋大观。然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和民间的分歧很大,毫无共识。文革究竟是不是一场“反修防修”、“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革命”?文革期间除了存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社会底层是否还有一个民众起来反抗中共统治的“人民文革”?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浅见,以就教于有识之士。

笔者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毛泽东利用学生和民众,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他所认为的党内“走资派”,进行的一场大清洗,其主要目的是防止自己生前像赫鲁晓夫那样被赶下台,或死后像斯大林那样遭到清算。

文革发生时,我正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念书,加入了科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参加过校内和四川的一些造反活动。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事后研究该事件,既有优势亦有局限性。优势在于亲历者拥有第一手体验,一眼就能辨别非亲历者论说的不实之处;局限性则是亲历者容易囿于自己当时的立场而产生的偏见,或受制于自己见识的有限性,这正是笔者竭力想避免的。我与学界已睽违多年,难免学力有所不逮,只能尽力而为吧。

对于文革的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在民间和学界颇有影响力,即“继续革命”论和“人民文革”论。

文革不是“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文革前夕提出、后经张春桥等人阐述、目前主要为毛左派们持有的观点。其主要内容是:文革发生前,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部门,存在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教育领域也存在一大批“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为了防止这些“坏人”篡夺领导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了这些“坏家伙”。因此文革乃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继续革命”。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一套政治宣传话语。即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它既没有理论渊源,也缺乏实证资料的佐证,而且其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的定义,在逻辑上也不能自洽,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本文只简略分析相关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阶级”。

对于“阶级”,马克思没有做过明确的定义。列宁对“阶级”所下的经典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条附注中对“资产阶级”的定义是:“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2]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理论的阶级定义,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度密不可分。

中共执政后,1950年代初的“土改”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房屋和其他财物,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到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变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并把个体工商户改造成集体所有企业。按照列宁和恩格斯的定义,到1956年,中国已经没有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阶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中国不存在现代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说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现象,但社会学或政治学者使用的“阶级”概念,具有相对严格的定义,例如按照资产、收入、社会地位、职业等客观条件来划分阶级,这与“继续革命论”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是两回事,此不赘述。

然而,到了1962年,毛泽东突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运动),除了对民众重新划定“阶级成分”,还在基层干部中清查“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败分子”,而运动的重点则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到了文革,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无数知识分子则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么,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社会机制出现的?中国的掌权者根据什么标准,来辨别“新生的资产阶级”?既然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公有”,列宁的“阶级”定义在这里已经派不上用场。实际上,掌权者辨别“新生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看其是否忠于毛个人。按照这种主观性和随意性极大的标准,任何人都可以被定为“资产阶级”。最高领袖今天看你不顺眼,可以说你是“走资派”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把你打倒;明天他突然改变主意,可以说你是“革命干部”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你升官。因此,在文革中,在发展经济政策上与毛泽东略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高级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言论跟毛的说法不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找不到,在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中更是前所未闻,这的确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难怪张春桥们欢呼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党章也承认,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但这么多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最高级干部,却成了“资产阶级”,普通党员中不知有多少人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党究竟是什么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和“党内存在大量资产阶级分子”这两个判断自相矛盾,不可能同时为真,倒可能两个都为假。

毛左派们可能会说,邓小平等从1970年代末开始搞改革开放,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垮台,中国出现大量私有企业,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岂不证明邓小平等确实是走资派吗?文革中被整的知识分子得势后,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摒弃马列主义,接受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这岂不证明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因此,文革搞得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完全正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引进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在城市把一部分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工、商业单位变成私人所有,并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按照马列主义理论,这确实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推动邓小平等人“走资”的,恰恰是毛搞的文革。

在文革中,各个阶层的人皆受严重伤害。到文革后期,底层的绝大多数干部和民众已不再相信那套“继续革命”的宣传话语。毛的极端经济路线被推行到极致,工人农民毫无生产积极性。全社会“走后门”成风,基层干部化公为私、收受贿赂、乱搞男女关系、搞黑包工等现象,远甚于文革前。毛去世后没几天,在我工作的四川合江县及相邻江津县一带,许多农民和生产队长私自把集体的旱地分给各户。邓小平具有1962年搞“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文革中被打倒后,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农机厂劳动,对底层民情有了第一手了解。文革结束,他东山再起后,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干部推动下,借助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顺应民情,首先在农村,然后在城市逐步地“走资”。

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执政党在文革中暴露出的黑暗面,文革实际活动的残暴,“继续革命”论的荒诞,这些因素导致许多知识分子从文革的迷雾中觉醒过来,破除了对毛的迷信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去追求自由、民主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转变,正是文革所造成的。

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很可能继续沿着文革前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社会的面貌就会跟现在的朝鲜差不多,不知何日是尽头。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毛搞文革立了一“大功”。

随着文革的破产,“继续革命”论进了历史博物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其弊病也越来越显著,官员贪腐,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社会不公,官民对立。某些人趁机捡起“继续革命”的旗帜,一些文革余孽也蠢蠢欲动,企图复辟毛的极左路线,甚至有人煽动再来一次文革。这是一股违反人性、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逆流。他们的图谋并非毫无成功的可能,但很小,因为中国和世界现在的境况跟1966年大不一样。

“人民文革”根本不存在

1990年代初,海外一些人提出“人民文革”论,又叫“两个文革”论或“社会冲突”论[3]。这种观点在学界和民间皆有一定影响。持此论者认为,文革期间,除了有毛泽东与刘、邓等高干在高层进行的“权力斗争”,还存在受中共迫害的底层民众(有人称之为“苦头派”),趁机起来反抗中共的统治。因而,除了在中共高层进行权力斗争的官方文革,在社会底层还有一个“人民文革”。

这种看法在微观上揭示出文革期间,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丰富了我们对复杂的文革全貌的认识,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片面看法。持此论者只看到文革的局部,未看到全局;只看到支流,未看到主流。

文革不同于法国大革命、苏俄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农民造反等革命运动,也不同于共产党国家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等知识分子和民众自发地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它是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亲信煽动、利用和指挥学生、民众和军人,进行的一场清洗“异己分子”的政治行动。

文革期间,毛及其亲信自始至终掌控着运动的大方向,在一段时间内允许群众组织的存在,但密切注视他们的动向。如果群众组织的行动有利于自己设定的目标,就大力扶持或支持;如果他们的行动偏离了自己的目标,就强令其改正,或弃之如敝屣,予以打击甚至镇压。

说到底,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只是被毛及亲信利用的工具而已。他们的所谓“造反”活动,只是“奉旨造反”,并非真正的造共产党政权的反。

汉语中“造反”一词,原意是指民间以武装对抗朝廷或政府。在中共话语系统中,如果造反的对象是被中共否定的物件,则“造反”是褒义词;如果造反的对象是中共或中共政权,则“造反”是贬义词。1966年6月24日至7月27日,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先后贴出三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第二篇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此文未收入《毛选》)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的造反。《人民日报》8月发表清华附中的三篇大字报以后,“造反”一词和毛的那段话,就在红卫兵和民众中流行开来,并导致后来“造反派”一词的出现。但红卫兵组织或其他群众组织如果以“造反”冠名,往往加上“革命”或“红色”的前缀,以表示他们的“造反”与那种想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造反有本质的不同。

“人民文革”论者认为,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有本质区别,前者由文革前受中共干部迫害、打击的“苦头派”组成,后者则是由党团员等既得利益者组成。因而,造反派的造反是“反迫害”、“争人权”,具有“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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