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世间少见的大饥荒
“大跃进”中媒体上曾经常有“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文字出现，当年各行各业大大小小各种“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梦想着“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百姓们做的却是一场噩梦，中国非但不可能进入那梦幻般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人世间的巨大灾难之中。就以我的所见所闻，便可充分说明一切。
毕业实习期间的见闻
1960年春节过后，我带着苦闷的心回到学校，这是四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新学期开学后，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全部课程就结束了，4月中旬就要到野外进行毕业实习，我和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那时273队在贵县（即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与几名同学被分在该队的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泥盆系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开采的富铁矿。我们小组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也爬到了镇龙山上，都没有发现可供进一步工作的铁矿点，但在镇龙山上却见有地方组织农民工在开采黄铁矿和毒砂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差，这些矿石中含硫、砷都是有毒害的物质，开矿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品，我看到他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铁路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都是严重缺粮所致。我们在野外工作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只是没有什么副食品供应，又缺少肉类和食油，生活虽然比农民好多了，但也是使人难受的。到黎塘镇后，我们就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给我们供应了不少玉米饼，在当时来说这些可是上等品了，是不能随便买到的，使我们感到很高兴。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分给这一家人，还有村里众多人家都是缺吃的，谁来给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又多了几分难受。
一个月后这里的铁矿普查工作吿一段落，我与另外几名同学被调到平南普查组，任务就是沿平南县大新至古和、六陈一带的山间盆地和丘陵地带花岗岩风化壳中普査钛铁砂矿和稀有金属矿。这些地方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曾跑过，而今旧地重游，当年看到的农民劳动大军大挖铁矿石、大炼钢铁的景象没有了，只见古和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烧出来的结铁块尚堆在地上，全是一堆废物。当年农民工放开肚皮吃饭的情景也不见了，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左右的口粮，还要进行强劳动，他们怎么生存下去呢？我们普查组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面黄肌瘦的人群。为了生存，许多人都在挖野菜、野山芋煮来充饥。正是因为如此，在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常可见到有浮肿病人。农村中显得荒凉，没有生气，少有人走动，偶尔只听到有几声犬吠，看到这些心里实感难过。
留校工作后亲历的饥荒
6月底我们的毕业实习结束回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然后进行毕业分配。我们地质专业绝大多数学生被分配在广西和其它省的地质部门工作，只有我和另外十多名同学留在学校工作。8月份学校就给我们发工资，并告知我下学期就要任课走上讲台。第一次领到工资，并且即将要做教师，内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和激动的。
9月初新学年开始了，我被安排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学与历史地质学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在老教师的耐心指导下，经过自己认真的准备，上课后同学们的反应是好的，平时我与学生们都很融洽。只是此时正是饥荒时期，副食品和肉类供应大为减少，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粮食也由原来每月33斤减到30斤，不久又减到27斤，这对年青人来说是不够的了，尤其缺少肉类和食油的情况下，更是使人不好受。为此学校就组织干部和教师以及学生开荒种地，办养猪场，养鸡场，每天下午下课后，连星期天大多时间要去劳动。由于缺少吃的，营养差，工作又紧张劳累，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我们教研室十多名教师就有3人得了这种病，全校共有300多名师生得了此种病。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寒假期间我回家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也越来越严重，集体食堂也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生火煮食，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采摘野菜和野山芋充饥。大过年的也是死一般的沉寂，毫无生气。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近100人口，竟有几十人得了浮肿病，更有蓝耀甫、蓝耀徳、蓝老荣等人因饥饿患病死去了。
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被派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生病而死去，有些人在回家的路上饥饿走不动了，倒在地上就慢慢死去，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死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啊，“路有饿死骨”，在这个时代又再现了。听到这些叫人心里难受。母亲还说我们的一家邻居，大人外出劳动了，他家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孩在家，因饥饿难忍，把本属大人的那份饭给吃了，大人劳动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而把小孩痛打一顿。谁会这么痛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了悲痛的冥想之中——报纸上不是总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粮食连年增产么？怎么现实中人们连饭都吃不饱，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么？！
四、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
以上就是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和其后大饥荒时期的所见所闻，而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虽然过去了，但这些仍会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难以忘怀。从现在各地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得知，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使农民成了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牛马般的被驱赶着，终于导致大饥荒的出现，使全国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是历史罕见的。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一些人竟然高喊“宁教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上亿的农民过度的劳动，营养不良，以至缺食，不是劳累而死，就是饥饿而亡。这是毛泽东千古之罪也。
1959年的所谓“持续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更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再加上一把盐，使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从1959年起全国就出了饥荒，至1960年、1961年达到了最为惨重的程度；饥民们吃糠，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吃观音土，以至人自相食，饿殍遍野。用毛泽东自己的诗句来说，真可称得上“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就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而言，大饥荒期间全国有3755.8万人被活活饿死，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年至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至1936年的17年间，因灾荒合计死亡人数为1836万。而1959年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却主要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这不能不令人震惊与深思。现今许多对“大跃进”与大饥荒的研究学者，许多当年耳闻目睹的当事人，都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和回忆之作公诸于世，是一件可喜之事，增加了人们对那个荒唐而又悲惨年代所发生事件的了解和认识。
当年民间流传的悲惨歌谣，至今还使人难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这些歌谣无一不反映了那个悲惨时代的现实，读来令人辛酸，令人悲痛。
现有的种种史料都清楚地表明，那个年代的悲惨事例在中国是举不胜举的，限于本文的篇幅，在此就无须一一例举了。
面对这些问题，从那个年代幸存下来的人们，更多的是当今的人们，应该总结和反思什么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依笔者之见，应该总结和思考的问题当然是很多的，但如能首先总结和思考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以党的“决议”形式公开承认当年的困难和国家、人民遭受到的重大损失，无疑是一个进步。特别是近年来解封了“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的若干档案资料，这更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仅仅这样仍然是不够的，官方把那段时期只称其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与非官方说法“大饥荒时期”是根本不能同一而语的；并且从未提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和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这是令人不解，也是不能满意的。
历史是人类过往活动的真实记录，更是那个时代统治者功过是非的真实记载。历史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世纪大灾难，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一代，应该面对历史，以史为鉴，去认真总结和反思这个现代史中的重大问题，使这样的历史事件不致在神州大地重演，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必须深入探讨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所在，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不断迈向美好的未来。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生的人祸横行。这应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也是许多专家、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后，又走上了一条军阀统治和其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道路，仍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那时（不论是封建帝制、军阀割据还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饥荒是时有发生的。然而那时的饥荒其惨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远远不能和1959～1962年的大饥荒相比的。因为过往时代的饥荒，统治者会向灾民开仓赈灾，虽然有限，但事情还是做了；另一方面有钱的人家也会向灾民施舍，借粮或者煮稀饭让灾民食用。笔者在儿童时代曾经经历过饥荒年代，1946年的春天，由于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家的财力耗尽，此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在广西的不少地方发生饥荒。笔者亲眼所见，广西平乐县一些有钱的大富人家就煮了大量的粥给灾民吃，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来的救济食品，笔者就亲自食用过美国援助的豆粉（罐装），虽然有不少人挨饿，但不致于饿死，讨饭也生存了下来。而且此次饥荒时间很短，秋收以后饥荒就基本过去了。
就是在西藏那样的地方，用原国家政协副主席班禅喇嘛的话来说：“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而发生在1959年～1962年的大饥荒（1960～61年是最为严重的时期），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死亡人数达4千多万，这是过往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因为此时是毛泽东在当政，他是一个既独裁、专横跋扈而又无知的执政者，由于他的胡作非为，导致全国人祸横行，所以才造成了如此的世纪大灾难。
当然，毛泽东未必就想把中国的经济搞垮，未必就想叫中国人都饿死。但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和他“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残暴专横以至荒唐、愚蠢的一系列政策实施的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不容置疑的。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都是在毛的思想指导下，由毛下令搞起来的，那时的种种荒唐与疯狂的所为，直接导致了其后的连续大饥荒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1958年的胡作非为，它所带来的恶果在1959年初就已显露出来了。此时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饿死人之事，一些人对1958年的胡作非为已发出了质疑和怨恨之声，并正在开始纠正一些错误。比如大办食堂，毛泽东在1959年初重回他的故乡韶山时就曾说：“食堂里的饭不好吃，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太浪费粮食”。如果此时的毛泽东能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善意批评，能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大饥荒也许就不会发生，4千多万的中国人就不会被饿死了。
任何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人物不可能不犯错误，如果有了错误，改正了就好了；只要他是民主执政，一切为了人民，改正错误是不难的。毛泽东曾教导他的高级干部们说：列宁说聪明的人仅仅是因为有了错误改正得快，没有别的。如果有了错误，硬说没错，还要装好汉，这才是最愚蠢的人。其实毛泽东正是这样的蠢人，而且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蠢人。
他在不久前刚说过“食堂可以散了嘛”，许多地方的食堂也确实解散了；在1959年初毛对产量问题也曾说过不要管上级规定的一套指标，不要讲假话；但在1959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又说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并在7月2日的会议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仍然坚持他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毛说：“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错误，1959年又提出了更大的跃进计划，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是农业生产高指标计划不能实现，粮食征购任务就不能完成，当毛看到有的省委报告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毛立即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公开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反复说：“生产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窑，站岗放哨”，诬称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
农民们本来就无粮了，哪来的“瞒产私分”？即使有的人家还有数十斤救命粮，为了防备搜粮队来搜查而东藏西藏，结果还是被强行抢走了，如此的结果，农民们除了饿死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饿死人之事终于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