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川县朝东的所见所闻
11月初桂东南地质踏勘告一段落后，我被调回大队部另行分配工作，不几天就转到了普查分队四小队。四小队那时正在富川县朝东岩鹰咀山区进行矿产普查工作，听说那是一个瑶族同胞居住的地区，我从未到过少数民族地区，是怀着高兴的心情而前往的。
11月10日，我乘车离开大队部先到钟山，在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转车前往富川县城富阳，沿途看到许多农民在修水利、挖矿，热闹异常。到达富阳下车后，前往朝东就没有班车可乘了，我就雇上一辆马车前往朝东，可装行李和坐人，不用挑着行李步行。富阳到朝东约30多里地，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一路上来往的行人很少，偶尔见几个老人和小孩在村边张望，显得十分箫条，幸得赶马车的人一路闲谈，才解除了心中的寂寞。
到达朝东时已是下午5时多了，由朝东到岩鹰咀尚有近30里山路，只能在此住上一晚，等第二天四小队的后勤人员来朝东买菜才能与他一同进山了.
朝东名为一个小镇，实际上只是一个较大点的村庄，正好位于广西与湖南的边界上，是一片小小的冲积平原，田地较多，土地肥沃，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赶马车的人说，每逢赶墟之日，附近的村民和山里的瑶族同胞会到这里来做买卖，农副产品和各种山货是较多的，只是如今大跃进、大炼钢铁，许多人都去工地了，所以如今赶墟的日子也不怎么热闹了。在马车人的引导下，为我找到了一家私人开的小客栈，我只能在此将就一晚了。
客栈老板很热情，为我做好了晚餐，只是一些青菜和两个鸡蛋，也使我觉得很不错了。晚上这里没有电灯，整个小镇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尔可见居民家点的煤油灯露出星点灯光，村镇上没有任何可玩之处，显得箫条，没有生气，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睡了。但一个人在外，久久地不能入睡。我静静地躺着，听深秋之风刮起的沙土打在瓦背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耗子出没的吱吱声。加上这床大概许久没人住了，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使人难受。几个月桂东南几个县之行，所见所闻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之情景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总会使我浮想联翩。
第二天一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我就起床了，小客栈的主人为我做好了早餐，是稀饭和两个糯米粑粑。早餐后，我付过房费和餐费，等待着普查四小队采购人员的到来，以便与他们一道进山。近11时，一位姓邓的采购人员到来了，我与他一起到集市上买菜，吃过中餐后，雇上一个民工挑菜和我的部分行李，我们离开朝东向岩鹰咀进发了。朝东到岩鹰咀有近30里山路，沿着一条大的冲沟往上游走，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是较难行走的。经过约三个小时的行程，下午5时多始到达四小队的住地。
岩鹰咀是瑶族同胞居住的山区，属都庞岭山脉的余脉，最高山峰海拔1500多米，普查四小队就在近山脚一块小坪地上搭上帐篷住宿，附近就有几间瑶族同胞的茅草房，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志们十分欢迎我的到来，安排给我一张帆布床住下后，不久就吃晚饭。这一餐饭吃得很香，炊事员是一位湖南师傅，烧的湖南菜很好吃。由于一路行走山路劳累了，晚饭后我很快就沉入梦乡了。
这里的瑶族人们称之为过山瑶，即这两年种这一片山地，过两年又去种另一片山地，有点类似于古时刀耕火种的山人。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其次有木薯之类的杂粮，在冲沟边的山坡上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种植水稻，一年只能种一次。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每餐饭都要打油茶，偶尔也吃大米饭。这里出门就是爬山，男人们头上包着头巾，女人们脚上打绑腿，头戴特有的瑶族布帽，男女们都穿上自己织的土布衣物，背上一个大竹篓，手拿砍刀上山耕种，与汉族人相比确是落后多了。
由于是大跃进时期，这里年青的瑶胞也大都去修水利、砍树烧炭、挖矿炼铁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这里也办了集体食堂，每到吃饭的时候，管食堂的人打梆（一种像竹筒样的器具），梆声清脆悦耳，传过山岗沟谷，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可怜这些瑶胞们，为了吃一餐饭，有的人家要先从对面山坡下到山底，再过冲沟往这边山上爬；两边的人虽然可以相互看到，大声喊叫也能听到，却要走上近一个小时，实在是辛苦了。我对这些瑶胞们十分同情，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非得要办这样的集体食堂呢？
我们地质队的生活与他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每人每月有40斤粮食，副食品供应有保障，每天都有肉食；看着身边瑶胞们清苦的生活，我的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要让瑶胞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啊！
我们的工作是爬山，进行地质填图，进行槽探、爆破、采样等山地工程，我们地质人员主要是去布置工程并指导工人施工，然后进行地质编录。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白天上山，晩上还得开会学习，按大队的指示，地质工作也要多快好省，也要放卫星。为此，各工种的施工人员，为了争成绩，不顾质量，甚至多报自己完成的工作量，就连地质填图，观察点也随意用红油漆多写，草率记录。各工种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放“小卫星”，并以此为荣，开会时还获得表扬。如此的放“卫星”，实际是弄虚作假，自欺欺人，毫无实际意义的。“放卫星”原来就是如此这般的，其它地方估计也会是如此的吧！
12月下旬，这里连续下了几天大雪，满山遍野树枝上都挂满了冰雪，成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十分壮丽好看，是我从未曾见过的美丽雪景。以前只听说北方才有的冰雪世界，想不到在岭南的山区也会有银装素裹、漫天冰雪的世界，真乃难得一见的美景。几天来大雪封山不能上山工作，我和一位地质技术人员就到附近一个瑶族老人家里玩。这位老人约50多岁年纪，身体健壮，单身独户，是一个朴实本份的山民。他一个人耕种，家里墙壁上挂满了玉米棒子，对我们的到来十分高兴，当即打油茶、炒玉米招待我们，很是热情。瑶族同胞的油茶我从未喝过，我先尝了一口，很苦，难以下咽，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瑶胞们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们怎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
四小队有一个姓刘的采样工，湖南人，约40多岁。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到过缅甸、印度，在印度曾受过美军教官的训练。他见多习广，平时话语多，常爱跟人讲故事，开玩笑，我对此人的印象是较好的，他与我也很说的来。他的工作是积极肯干的，只是平时爱提意见，有时也说两句怪话。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为了要抓落后的典型，曾有两个晚上专门开会批评他，名曰“插红旗，拔白旗，抓思想斗争”。看到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是滋味，但这种批判会在各地都是普遍有的，不管那个部门和单位，也不论人多人少，总是会找些典型来批判的，这是那个时代必然会出现的事。
二、1959年的持续“跃进”与反“右倾”和反瞒产运动
1959年3月初，我们的野外生产实习结束，我离开岩鹰咀回校，其他的同学也都回校了。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学生人数大增，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1957年没有招生，但1958年8月却招收了1500名学生。新生招来后一个学期都未上课，学校为了搞大跃进，也在桂林市郊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铁炼钢，故而新生全都去搞劳动。幸好我们56级的学生去野外队实习了，得到了生产实践的锻炼，如果在校的话肯定也是会整天的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停课一天搞劳动，有时星期天也要搞半天劳动。
回到学校后，学校组织我们对野外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小组会上作交流发言，谈感想。一些好的发言者则被指定到全校大会上发言，当然谈的都是在各地所见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见闻和感想，都是赞美之词，显然都是说的假话、大话，是那个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8年的大跃进已显出了灾难性的后果，但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1959年4月18至28日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经毛泽东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1959年新的跃进计划。报告指出：“今年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努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以四大指标（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00亿斤、棉花1亿担）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又指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的2050亿元增长40%达到287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650亿元，农业总产值1220亿元。在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计划增长50%的有生铁、钢、原油、化肥、硫酸、发电设备、机车、货车、拖拉机等17种，其他产品，除很少几种外，也都增产在30%以上。主要的农业产品中，产量增长40%的有粮食、棉花、黄麻、甘蔗、甜菜、花生、油菜籽以及生猪头数。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通过国家预算的部分拟定为270亿元，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项目共1092个，占投资总额的2/3”。
1959年新的所谓“跃进”计划能完成么？回顾去年的大跃进，再面对今年新的所谓跃进，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虽然一般人对此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人敢于对1958年大“跃进”搞糟了敢于批评。最典型的就是中央高层的彭德怀、黄克成、张闻天、周小舟等四名高级干部，他们在湖南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改正的意见。在1959年7月至8月的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他们都提出了自己善意的忠言；特别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心系天下社稷国家，为民请命，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指的是“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信中也给毛泽东唱赞歌，说“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在信中只字未提毛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信的结尾说：“今年明年和今后十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然而就是这么一封私人信件，特别是其中一句轻描淡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却一针见血的触动了毛的心病，激起了毛的勃然大怒。毛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
在8月2日的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说彭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由此，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的运动在全国又一次兴起。
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定为“反党集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会议上受到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批判斗争，并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使370余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备受苦难。与此同时一场“更大的跃进”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毛的指挥下，除了制定不切实际的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外，首先是恢复在1959年春已被解散了的公共食堂，强调这是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共中央连篇累牍下发文件，强调必须恢复、巩固和办好公共食堂。一大批原来解散食堂的干部受到批判，并采取强制措施，把农村中人口再次逼进食堂，以便于对农民的管理和控制。
到秋收时节，为证明“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绩，各地区都搞起了高指标，报高产，然后是高征购。为了证实1959年“更大跃进”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大丰收，为了完成高征购，1959年冬全国开展了一场反“瞒产”运动，持续到了1960年冬天。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多次在有关文件中特别强调，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就。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一场反“瞒产”运动势在必行。
当时对于粮食的安排是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充分安排国家征购后再安排生活，完成征购任务后再留口粮、种子粮。反“瞒产”首先针对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上报产量达不到上级规定指标的，立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毒打，捆绑，甚至有打死人的事发生。这些基层干部们受不了如此的折磨，被迫违心的承认“隐瞒”了粮食产量，只好报假的数字。报了高指标，就要按高指标征购，农民们就根本没有留下的口粮了。
有些地方实在拿不出粮食来给国家征购了，一些毫无人性的干部就带上民兵到老百姓家中搜查，开展搜粮运动，强行把一部分农民的保命粮从农民手中搞出来，即使被搜出十几斤粮食的农民也当即被捆绑、批斗，这在全国各地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1960年春节期间，正值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回到家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都还在外修水利没有回家，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快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大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三天，外出修水利劳动的人们才回到家。
由于当时仍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在养猪，过年了，食堂暂时停伙几天，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煮食。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名中医生，食品公司多少有些肉类和副食品供应，我作为回乡的学生，县里也供应了少量的肉，比村里别的家庭要好些。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是农民大过年的喜庆日子。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无精打采的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喜闹，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事，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处在一片萧瑟的境况之中。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有县里的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说是搞“反瞒产”运动，要对生产队和各家进行检查，看是否有隐瞒粮食产量私分之事。我的一个婶娘因有几十斤粮食被搜查出来了，当即被工作队捆绑起来批斗，粮食被没收。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议，因完不成上面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听到这些使我心里十分难受，心里总在想“怎么会出现如此的事呢”？难道搞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么？
春节期间我没有心思去走亲访友拜年，家里也没有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能团聚，也多少增添了一些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