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喝到放心的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如今有各种级别的标准管着，仍有让人糟心的水源源不断地往肚子里流。
古人吃水，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工业污染，但也并不让人乐观。宋朝住在西湖边上的老百姓，虽然守着荡漾碧波，饮用水质量同样堪忧。因为在宋代，特别是南宋，西湖水已经开始面临污染。
最初的污染源主要来自侵占湖水种地。官府也不是没管过，但是效果不好，而且成立管理机构，经费也是问题。后来有人想出个好办法，既然根治不了种地的，索性放开管制，允许承租。租金收上来用于安排专人挖湖泥、清垃圾，专心致志解决水环境变差的问题，毕竟仰仗以湖养湖是个长效机制，比突击检查这种游击战的效果强得多。
不过，时间久了，还是有新问题冒出来。承租的农民为了多挣钱，不再满足随便种点菱角、藕之类的农副产品，他们觉得靠天收，产量太低，于是琢磨着施肥。适量施肥倒也说得过去，令人发指的是，为了提高产量使用大量的大粪施肥，不只在种的时候在作物根部绑定粪肥，还不时往湖里倾倒大粪。俗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产量是上去了，水质却直线下降，老百姓的胃口也跟着遭殃。
宋孝宗年间，杭州知府周淙是个贴近民心的好官，三令五申百姓饮用水来自西湖，务必保证干净。为了确保水质，他专门下了禁令，坚决不允许在湖内种植任何形式的农作物，往湖里投粪更要严惩不贷，同时鼓励群众擦亮眼睛共同监督，发现一例即可到官府举报，如果认为自己身手还算敏捷，也可以直接出手进行抓捕然后扭送官府治罪。
要说知府的心思是好的，但好心思和好政策总是难以持续，除了一任官员一个政策，还有管老百姓容易，管住官员难，特别是位高或者权重的人物。比如，淳熙年间有个内侍毛伯益，级别不高，权力挺大，人家就圈占了一块湖面建了个亭子供自己玩。
亭子盖了也罢，好歹是个景观，不会有太大污染。而像太监陈敏贤、刘公正之流，没有赏玩亭台楼阁的雅兴，却联手在西湖抢占水面，修建了水池子，盖起了大房子，一起经营“洗车房”——面向社会提供洗马服务。脏水不做丝毫处理，马毛、马尿直接往西湖里排放，是为“包占水池、盖造屋宇、灌秽洗马、无所不施”。
地方上的管理部门跟他们提要求，他嬉皮笑脸，老百姓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派出狗腿子吹胡子瞪眼，搞不好还有棍棒交加。怎么才能让大家喝上干净的水呢？幸好当时有个御史，姓鲍名度，不仅工作作风硬，脑子转得还快。为了把陈刘两位太监大爷的肮脏生意停掉，他反复琢磨，最终敲定了一个过硬的理由。鲍御史高举列祖列宗的大旗，言辞切切，说西湖水是酿酒的水，酿的酒很大一部分有着重要用途——皇帝用来祭天地飨祖宗，如果放任西湖水遭受污染，那么酿出来的酒肯定不干不净，用不干不净的酒来祭天祭祖，是堂而皇之的对天地大不敬、对祖宗大不孝。
奏折这么一写，鲍御史扬名立万不说，朝廷有关部门再不敢怠慢，两位太监的红火生意马上关门之外，还带着降职降级“双丰收”。
西湖的水，自此又能干净好几年了。
2013-05-08
